题记：自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就“绊绊磕磕”。一带一路无疑是新的世界格局下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方略，但是“经济与政治”从来就不可能分家。所以“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要在“经济与政治”的整体框架下进行审视与规划。“一带一路”作为区域性的发展思路，不能单靠一国一策。比如东南亚和非洲大陆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仅靠“一国一策”，势必会是区域性的交通大动脉“碎片化”——“跨境运输”的综合效应难以发挥。如果从形成“跨国交通网络”来看，中国与沿线相关国家能够达成一揽子共识：一来可以确保大区域交通网络规划更趋合理（大幅度提高费效比）；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多国共同参与、共享利益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其三，关键的还有政治风险的防范。尤其是在一国政局变动或者政治派别的骚动带来风险时，将不会再是中国与某国的博弈或者纠纷，而是中国与多国共同利益下的联合防范策略。这在项目所在地就会“自发产生”一种政府间联合政治干预机制。这就自然形成“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国共同利益下的风险防范机制。因为，从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来看，按照大区域规划形成的交通网其科学性和综合效益对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发展的国家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于洪君这篇文章的看法显然是经过深思推敲的，所以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企业家或是每一个“走出去的人”，都应深入思考。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中必须更多的关注沿路国家的政治生态、文化特征、和民族以及宗教中的复杂关系，有时“酋长比市长更管用”。就此，中国智库应尽快做出判断并提供一些可行的策略和培训。尤其是企业家，只有先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你不想被看做捞银子的外来户。你就要融入这个社会之中。此前，陈志武的一批华裔学者曾有忠告，但我们似乎只是沉浸在“光明前景”中——并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功课”。这一点不妨也能借鉴一下日本以往的经验。

战略家| 于洪君：反华与腐败并行，中国如何联动各国共御“带路凶险”

    http://pit.ifeng.com/a/20170510/51069841_0.shtml

     编者按:

       全球化退潮背景下，乘着“一带一路”东风逆势而上的中企无疑是一股“清流”。然而在一派祥和的背后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投资风险。被寄以维护中国能源安全重望的缅甸皎漂港项目由于民意阻拦迟迟不能落地，“走出寒冬”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项目也曾因政权更迭而遭到“封杀”。多样风险倒逼中国各方开始“冷思考”：如何调动各方资源，保障投资安全，防止中企“栽跟头”的同时沦为世界笑柄？

    “针对如中行、工行开拓中亚市场时曾被当地官员刁难，办公室被封只能暂居使馆般的窘境”，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在凤凰国际智库政治安全风险闭门研讨会上指出：“疲软的全球化、肆虐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将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空前的阻力。”为寻求解决之道，凤凰国际智库将于5月16日举办“一带一路”企业高峰论坛，共商规避风险大计。

     本期《战略家》栏目将学者于洪君的发言精编，以企业视角审视海外政治安全风险，探索不同规模中企平安落地“一带一路”的“出海准备”，续写中国“建设神话”。

      出海前路“暗礁密布”，中企当“审时度势”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近三年来，人们常在各种场合与之邂逅。其中多数探讨其历史价值、迄今成果等较为积极的方面，然而“一带一路”背后仍潜藏着鲜为人知的风险与挑战。

投身“一带一路”必须考虑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特点。当前，众多中小型民营企业面临这一历史机遇跃跃欲试，但是他们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了解颇为片面。如今国际形势诡谲多变，难以预测，专家学者抑或企业人员都无法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走向。

   近两年，“逆全球化”问题逐渐引发国际关注，全球化退潮之势似乎已成定局：美国这一曾经的全球化“引路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现在却“大开倒车”；英国脱欧进程持续推进，使得欧盟前途暗淡，欧洲一体化进程恐“折戟沉沙”，全球化亦会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国“逆流而上”继续倡导、推进“一带一路”的难度无疑会增大。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疲软”的全球化、肆虐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将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空前的阻力。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企“走出去”，中国国际合作的领域越发广泛，铁路、港口等“优势产能”输出正当时；中国的合作对象也逐渐多元，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已延续至拉美，甚至引来很多发达国家“共襄盛举”。

鉴于中国“逆流而上”，不断拓宽合作领域、结交合作伙伴，如何准确认识海外政治安全风险，如何面对新形势将是重中之重。虽然该议题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很多政府部门、企业对其的思考还相对有限。

   “魔鬼藏在细节中”，风险来源多样化

  事实上，政治和安全风险构成十分多元，既涉及一个国家的发展规划、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和治安状况等内因，也包括大国之间的博弈、地缘政治等外因。

  首先，各国的发展规划不同，对合作倡议的解读也各异。发展规划暗含国家的安全、利益，而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无疑要冲击很多国家原有的发展规划。不论是与中国多生龃龉的印度，还是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维护本国安全、捍卫经济主权始终是各国的首要考量。在推行“一带一路”、实现发展规划对接的过程中，该倡议对各国传统的主权观念的挑战无疑会阻碍双方的合作。

  此外，各国的政体存在差异，政坛环境复杂，为“一带一路”增添不少变数。许多国家推行民主政治，政权更迭无疑会冲击项目实施。在两国“蜜月期”，高调谈友好、合作时，正在谘商或已经签订的协议会顺利推进，然而政党轮替后，由于“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思想作祟，执政党可能会推翻前任政府的决策，导致很多合作项目“搁浅”。

  同时，官场腐败问题对合作的侵害亦不容忽视。 “一带一路”项目落地后，当地官员就把中企当成“聚宝盆”，一旦“好处不到位”，就给中国的项目制造麻烦，使其难以落实。

  例如在哈萨克斯坦，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哈国开办不久时，当地相关部门突然来查封，其理由为“从中国进口的家具未上税”，当时使用的保险柜等确为国内带来没有上税。哈方有意“挖坑”，利用中方不了解的漏洞将银行查封，工作人员只得临时借用使馆地下室，随后给相关官员一笔钱，重新洽谈开张事宜。

   诸如此类负面新闻都不会外宣，因为哈萨克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类似情况不胜枚举，无论在哪个国家推行，中企均没有“一马平川，如若无人之境”。

   除了来自“上层建筑”的风险，在社会层面，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民粹思潮、各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同时影响着中国与各国“民心相通”。“一带一路”沿线不乏拥有“排华黑历史”的国家，且反华情绪从过去延续至今，并不因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为各国发展做出贡献就有所消退。甚至中国付出越多，他们就越戒备，“一带一路”倡议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打上“中国威胁论”的标签，使得社会舆论不甚正面，阻碍了中国项目的推行。

   社会治安恶劣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小觑，社会动荡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潜在隐患。恶性犯罪在拉美、北非国家盛行，例如尼日利亚已发生多起绑架事件。并且，恐怖主义的威胁也日趋严重。现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最多的国家恰好是恐怖袭击的高危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从全球范围看，恐怖主义并未从源头上得到控制，某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明确喊出“要对中国的项目下手”，这对“一带一路”的威胁是巨大的。

   在注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身存在的诸多差异、隔阂时，第三方的干扰亦不容忽视。例如美国出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的考量，在东海、南海搅动风云；日本在领土问题上不断炒作，干扰东南亚国家的视线。他国从中作梗，对中国建立“一带一路”可信度、进而开展项目合作的影响十分深远。

   无论是中国的周边国家，还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误解及构成的威胁将是普遍且持续的，中国政府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并发动各方的智慧，建立中国版政治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中国企业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未雨绸缪”。

     搭建预警机制，调动中企“能动性”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意志、中华民族的积极行动，也是中国同国际社会联动发展的长期合作规划。在强化对政治安全风险认识的同时，中国必须建立自上而下的、全方位、多领域的政治安全风险评估预警机制。虽然现在已有尝试，但效用还不是特别突出。

在现有的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中，中国大使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部分民营机构、大型国企的机制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很多民营企业对此一知半解，经验匮乏。由于民企不懂对象国的“规矩”、法律，在外受到坑骗、甚至“折戟沉沙”的状况频发。

   鉴于此，中国的外交部、商务部、公安部等部门应领衔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由中央、权威部门或者高级领导亲自挂帅，加强对海外投资、合作的风险评估。

   该机制可以相对灵活、综合，但是应确保全方位、自上而下、有组织。除了国家层面的政府部门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外，也可以吸纳以下对象：“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成立的商会、华人华侨组织及智库、媒体等，在各处设立针对各层级的预警机制。

   这些对象可确保将各类企业高效、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并及时将专业预警信息传递出去。商会、华人华侨组织可以定期开会、分享相关信息；智库可以“高屋建瓴”，以全面的视角、专业的国际政治储备来预测海外政治风险；而作为自上而下全方位预警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媒体可以替代官方机构发布预警信息，规避抹黑、丑化他国的外交风险。

   但是，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并不是中企万能的“护身符”，作为构成“一带一路”宏图的“细胞”，“走出去”的企业本身即是有效防范政治安全风险的最主要因素，要真正防范政治安全风险，企业本身的能力十分重要。

首先，海外中企应加强自身知识储备，夯实对象国规则知识。过去提倡走出去的企业要善于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现在还需要利用“两个规则”，即国际规则、“走出去”对象国的规则。不懂得利用“两个规则”的中国企业会把国内的思维、经验、做法照搬到国外，事实上，这样的套路“时灵时不灵”。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要防范政治安全风险，关键是要了解世界局势，了解对象国。

   除了深刻认识“走出去”国家的社情外，海外中企还应加强人才建设，打造企业自己的业务团队，如法律、会计顾问团队等。中企可将从国内聘请的、从当地引进的人才“双剑合璧”，双方取长补短、互相监督；此外，安保团队亦不可或缺。2004年左右，由于没有安保团队，某海外工程队在帐篷外惨遭“扫荡”，十几个人命丧海外，后“出海”的中企必须引以为戒，“防患于未然”。

   随着“一带一路”的纵深发展，中国对其意义的阐述过多，实已到了曝光风险的关键时刻。目前的成就更多为“初期成 果”，很多“成果”都是诸如有多少企业和我方签订协议、多少政府承诺支持中国开展“一带一路”等，而最终，评估“一带一路”成果仍需回归到完成了多少项目上。

   如今各项目仍在艰难推进中，在此背景下，充分研究政治风险安全问题是大势所趋，只有中国政府协调各方搭建预警机制、企业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才能“因国制宜”，及时沟通风险信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避免空泛地接连发出报警信号，让全世界看笑话。

   文章作者于洪君，系中联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