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蚂蚁出海】下篇:直面挑战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7年第19期 出版日期 2017年05月15日
在跨境支付中,支付宝既涉及资金出境又涉及从境外收汇,且业务量增长较快,这给跨境资金流动监管带来难题,也有反洗钱方面的挑战
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支付市场一直由VISA、万事达卡等几家国际支付巨头垄断。目前,欧美市场仍是国际卡组织的强势区域,而在银行卡支付基础薄弱的东南亚,包括PayPal在内的各类互联网公司早已入局竞争。蚂蚁金服走出国门,不仅是和国内竞争对手中国银联和微信支付抢夺市场,更面临与国际卡组织、当地支付机构的多头竞争。
目前看来,蚂蚁金服和微信在海外市场的竞争,更多是争抢用户和场景,双方各有优劣势;跟国际支付巨头的竞争,目前集中于二维码技术标准的竞争;与支付宝策略不同的是,中国银联在这方面的策略是选择与国际支付巨头联手。
随着国际卡组织陆续在印度、泰国发布二维码支付标准,其主导的“四方模式”和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三方模式”在国际市场的同台竞争,拉开大幕。
此外,在跨境支付中,支付宝既涉及资金出境,即人民币和外币的汇出,又涉及从境外收汇,且业务量增长较快,这给跨境资金流动监管带来难题,也对全球跨境反洗钱带来挑战。
海外战场交锋
曾经,银联卡是中国海外非现金消费最重要的支付手段。目前,支付宝在海外市场的目标合作对象多数已和银联合作,而支付宝在海外拓展商户,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标银联。以新西兰为例,银联经过15年的发展,积累了约1000家合作商户;而支付宝经过近一年的拓展,目前有近400家合作商户。
“支付宝国际化走的是中国银联的老路,即中国人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这对银联影响很大。虽然目前支付宝在海外的交易总量还没上来,但是势头很猛。”一位银联人士心有余悸地告诉财新记者。
一家支付行业海外ISV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在中国游客海外支付中,包括银联在内的卡组织仍然占据酒店业、航空交通等大额支付场景。
此外,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财付通,在国内线下支付领域已经成为支付宝的劲敌;在海外市场上,两者的竞争也在继续。上述海外ISV负责人说,ISV在和中国的移动支付公司合作时也不会选择排他合作,既接支付宝,也接财付通。
一位蚂蚁金服的高层分析,双方的竞争优劣势在海外市场并不会出现变化,微信仍有C端的社交优势,而蚂蚁在服务B端商户上仍然有金融信贷等更多可以借鉴的技术输出能力。
在他看来,微信本身的国际化,会对当地社交软件企业构成心理压力。他透露,在韩国,蚂蚁金服投资并成立合资公司的Kakao,腾讯占股10%,但最终选择和蚂蚁金服合作支付业务,“中国周边国家的社交软件企业对微信会有戒心,这也是我们能和kakao达成合作的关键因素。”
腾讯在印度的布局还包括社交软件Hike Messager。2016年8月,腾讯和富士康领投1.75亿美元的Hike Messager D轮投资。市场一度对腾讯借助Hike Messager在印度复制微信支付模式有所期待,但Paytm董事长维贾伊·夏尔马告诉财新记者,目前Hike Messager尚未进入移动支付领域。
相同的逻辑,蚂蚁金服想要进入海外的电商市场,也不容易。因其背靠阿里巴巴电商业务的海外拓展,也对当地的电商企业构成竞争,而这就成为其他支付机构切入的机会。
4月10日,印度第一大电商Flipkart宣布完成14亿美元的融资,估值116亿美元。腾讯、微软、eBay主导了此次投资。腾讯总裁刘炽平直言,腾讯除了看重Flipkart在印度电商领域的巨大优势,还有其潜在的支付前景。
目前,微信在海外支持10种外币交易,进入12个国家和地区;支付宝支持18种货币结算。可以预见,未来在中国人旅游目的地的商户中,支付宝、微信和银联的竞争仍将继续。财新记者了解到,为应对支付宝和微信二维码支付的挑战,中国银联和万事达卡在新西兰力推NFC支付。
此外,国际卡组织也开始发力二维码支付,转向建立二维码支付标准。一旦二维码标准统一,最终谁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将取决于用户端的账户数量,尤其是活跃用户数。在印度、印尼等地,银行卡持卡人群很低,无身份证明文件的居民几乎不可能申请银行卡。
二维码支付之战
诞生于日本的二维码技术,原本主要被用于生产流程的控制、物流环节;把二维码广泛应用于支付领域,可以说是蚂蚁金服最大的创新。“二维码是最前端的一种受理方式,蚂蚁致力于让基于Lifestyle的一体化服务平台在10年内服务全球20亿人。”一位支付宝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过去短短几年间,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二维码支付,在中国攻城略地,已成为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主流支付方式,以绝对优势碾压中国银联。在国内移动支付市场,支付宝和腾讯旗下财付通主导的二维码支付的市场份额,已超过60%。今年5月底,中国银联联合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在200万家商户上线二维码支付功能,以图挽回其在线下小额支付市场的失利。
在国际支付市场,蚂蚁金服的迅猛势头不仅威胁到中国银联的市场地位,也已令国际支付巨头们不可小觑。
2017年2月,印度国家支付公司(NPCI)联合三大国际卡组织VISA、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和印度的RuPay(相当于中国的银联),发布通用二维码支付方案BharatQR,并定为印度国家标准。
目前,印度有30家银行(已经囊括了印度绝大多数银行)推广BharatQR,实现了二维码支付的互联互通。
这意味着,在印度市场快速跑马圈地后,商户端将出现多个二维码支付竞争的局面。印度政府尚未要求商业主体必须采用卡组织的二维码标准。“如果政府要求统一标准,我们改造起来也并不难。”支付宝一位印度技术专家告诉财新记者。
5月9日,银联国际与VISA、万事达卡在泰国曼谷宣布,将合作推出泰国通用二维码标准,作为泰国中央银行向当地金融机构和商户的推荐标准。这标志着银联和前述两家支付巨头已实现了银行卡二维码支付的互联互通。
“二维码是整个支付能力集合的一部分,是对过去塑料卡片的替代,解决了可信凭证的问题,支付介质虚拟化是一个大的趋势,Token(令牌技术)、二维码都是相关技术手段,具有‘代差’更迭的新特征,便宜好用、安全性够就可以普及,但二维码也只是各种支付形态和渠道的一种形式,并不会是终点。” VISA一位支付专家对此表示。
国际卡组织和银联推出的二维码支付标准,是基于国际支付标准组织EMVCo,可在世界范围内互联互通,这与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二维码标准并不相同,且目前并不兼容。
未来,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二维码支付,能否成为全球支付市场的主流支付手段之一,是蚂蚁金服出海中将要面临的挑战。
四方模式对峙三方模式
目前看来,国际卡组织坚守的“四方模式”和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三方模式”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在支付专家陈启彰看来,从技术安全和客户体验角度综合评估,四方模式QR(二维码)比三方模式QR更有市场,因为四方模式是依靠各类合作伙伴(包括银行)推广市场,而三方模式是支付机构比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是凭一己之力单干。陈启彰曾担任前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中国区总经理,以及全球最大的收单机构一资讯(First Data Corporation)大中华区总裁。
VISA亚太区创新和战略伙伴关系部高级副总裁Matt Dill则援引印度的例子称,“Paytm非常有潜力,增长也很快,但长期看,四方模式下的互联互通模式最有潜力。”
“四方模式”(卡组织、发卡行/持卡人、收单机构、商户)是VISA、万事达卡、银联等卡组织坚守的核心标准,是国际支付领域延续多年的运行体系:一边连接的是发卡银行和持有使用银行卡的消费者;另一边连接收单机构和各类商户;而卡组织搭建平台,提供技术标准和转接清算服务,将双边市场连接起来,完成支付服务。在四方模式下,发卡、收单和转接清算三大职能分工明确,每个企业各司其职,专业性强,安全性也强。
与传统四方模式相对应的,是近年在中国兴起的以支付宝和财付通为首、绕过银联直连银行的“三方模式”(支付机构、银行、商户),支付机构集收单、发卡(设立虚拟账户)和转接清算(直联多家银行)的功能于一身,协调成本低,推广迅速。
但是,对于监管者来说,三方模式中的封闭账户体系的资金流向不透明、信息来源不明、交易不留痕,不利于反洗钱等金融监管,有一系列安全隐患。对于用户,个人信息在四方模式中不会被清算机构留存;而在三方模式中,支付机构违规留存客户信息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中国,由于第三方支付的管理漏洞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包括电信诈骗在内的主要隐患之一。
谈及支付宝和微信两家中国互联网支付巨头加快国际化,Matt Dill此前告诉财新记者,“可以看到微信、支付宝有接入VISA卡,但仍然是遵循四方模式,是作为收单机构的商户接入四方模式,而不是直连银行的三方模式。因为消费者的账户是由银行管理的,微信、支付宝的国际化,显然仍要遵循当地的监管法规。”
与国内移动支付为“三方模式”不同,在海外支付宝采用“四方模式”。蚂蚁金服在海外的“四方模式”中,参与者不限于传统四方,出现很多聚合支付平台、独立ISV以及有商户资源和运营能力的公司主体。这意味着,本地推广中,互联网公司将接入多方力量,并且在支付之外,给商户提供包括卡券、地理位置近场导航等更多的营销类服务,对商户的吸引力将加强。
在蚂蚁金服出海的境外市场,收单机构可以直接和卡组织清算,也可以连支付宝。一位万事达卡人士认为,“收单机构和阿里的合作,更类似于‘二清机构’,是作为支付宝的外包商去和手中的商户资源谈受理。”
目前各国更看中当地收单机构跟支付宝合作,能带来中国人的生意。比如,日本Yamada山田电机商场接入支付宝后,“双十二”期间营业额翻番。“可能各国监管当局还没有来得及评估和考虑,蚂蚁金服进入这个市场,未来会对当地的支付行业带来什么影响,现在看到的都是利益。”一位VISA卡人士说。
跨境资金监管难题
在跨境支付方面,蚂蚁金服已形成“全球收全球付”的能力。
中国游客在境外购物,对支付宝而言相当于境外线下收单,会带来资金流出,国内资金直接流向当地的签约商户,目前看基本上以流出美元或当地货币为主。但支付宝并不直接提供收单服务,而是与当地收单机构合作。由于各国对收单机构资质要求不同,中国消费者的个人账户与境外商户之间的跨境资金流动较为复杂,对跨境人民币和跨境外汇流动的监管带来挑战。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每人每年购汇额度(含境外刷卡消费)不得超过5万美元等值外币。通过支付宝在境外支付,同样需要遵循这一规定。据银行人士介绍,如果支付宝与境外商户签约的是外币支付,就需要购汇。支付宝通过其外汇备付金账户集中资金,由此掌握了每一个收单付款人的订单明细信息;再把个人在支付宝账户的余额,通过合作银行集中购汇折算成不同的币种。这时,必须通过银行向境外进行支付和跨境汇款。
此外,支付宝境外的扫码支付,到底应纳入服务贸易还是货物贸易管理尚不明确。2013年,外管局发布《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在上海、北京、重庆、浙江、深圳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22家支付机构获得试点牌照,包括支付宝、财付通等,初衷是以跨境电商为突破口,让国内支付机构“走出去”,推动提升人民币结算国际地位。
一年多后,2015年外管局又发布了《关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的通知》(“7号文”),将试点资格和业务全部放开,并将单笔交易金额上限一律修订为5万美元。
此后,支付机构的跨境业务快速增长。“从我们前期和监管层的沟通情况来看,监管并不了解支付机构的具体业务模式,也没有想到支付机构的跨境业务版图扩张得这么快。”一位大行网络银行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在银行人士看来,如果在境外机场免税店做扫码收单,是货物贸易,不可能是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者的限额不同。在跨境业务中,对于这两类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支付机构提供的信息。“但外界是无法看到支付宝是如何对这两类业务作出区分的。”前述银行人士表示。
一位央行支付司人士亦告诉财新记者,境外二维码支付应该走消费类交易,属于货物贸易;但支付宝和财付通的二维码支付,对此没有区分,很多走的都是转账。银行端判断不出这笔交易是消费还是转账,而看支付宝后台给银行的信息,“所以,央行和银监会的政策一直在强调支付机构给银行发送交易信息时要完整。除了反洗钱需核查真实交易背景,场景不同,交易风险不同,对经济数据统计也有影响。”
据财新记者从多家银行的网络银行部门了解,支付机构并未能落实银行上传交易完整信息这一政策要求,比如消费场景等。而目前中国对跨境在线支付的监管手段还很有限,也缺乏监测系统。一位接近央行反洗钱局的人士称,监管的抽查手段仅能依靠于支付宝提供在某一段时间之内的交易记录,因为支付宝的海量交易,监管机构很难去搜集和查证,“这对监管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目前,互联网跨境支付业务,涉及跨境人民币和跨境外汇,在央行内部涉及几个部门,除了支付司,还涉及外管局和货币政策二司。“2016年互联网跨境支付增长迅猛,但绝对总量不高。央行正在密切关注互联网跨境支付,考虑统一到一个部门管理,以防止监管套利。”前述央行人士透露。
反洗钱挑战
无论在境内还是境外,蚂蚁金服一直强调严格执行反洗钱规定。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跨境支付流程特点,导致其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反洗钱挑战。
“7号文”要求,境内机构和个人不得以虚构交易获取或转移外汇资金,不得以分拆等方式逃避外汇监管;但对于支付机构的跨境支付全流程,并没有详细的规则。
“从之前我们接触的支付宝跨境支付模式来看,大多数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有一种倾向,就是在和银行做跨境支付时,分拆业务流程或者交易。”前述大行人士举例说,一个典型例子是,在同一个贸易背景下,有可能收款人会多批次提款;比如一个中国的出口卖家在美国eBay做销售,这个合同金额是100万元,但并非一次收汇,“而是今天提5万,明天提10万,”银行就没有办法核实这个交易背景和交易金额之间的关系,如此的后果就是规避反洗钱审查。
在国内用户境外消费的跨境支付中,“支付机构在操作过程中都是资金打包出境。”以支付宝为例,一个单笔的跨境汇款交易包里,可能涉及87万笔明细;近期,支付宝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一个打包交易里面包含100万笔明细。
按照“7号文”,支付机构可集中为客户办理收付汇和结售汇业务,即可以进行前述集中打包交易,但前提是“在满足交易信息逐笔还原要求的情况下”。“当支付机构跨境支付交易做了打包,个别银行是支付机构代个人客户与其做的交易,我们在和这家银行合作时,会要求你把明细都发给我,我要逐笔筛查明细;但是我们发现有的银行在操作时,如果跟支付宝合作,只看这一笔打包汇款交易,既不关心这笔打包跨境汇款背后的交易背景,也不关心整个交易链条到底有多长、实际的收付款人有多长。”上述大行人士表示。
“其中有可能包含着一些海外国家监管当局认为的一些洗钱行为或洗钱隐患,这会对中国及一些银行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位大行人士表示。
据央行反洗钱局人士透露,明年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将对中国落实国际反洗钱制度进行第四轮互评估。对于未达到FATF制定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标准的国家,有可能被列为高风险或不合作地区,使得这些国家与FATF成员国银行体系交易时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目前支付宝的跨境汇款是通过上海银行来做,支付宝App上有这一业务功能。
一位支付宝人士对此透露,他们并不提供跨境汇款业务,提供的是触达用户的平台,上海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在平台上提供跨境汇款业务,所以这个业务叫上银汇款。支付宝用户在手机上打开支付宝,就能享受到上海银行提供的跨境汇款服务。
不过,财新记者获悉,监管部门认为,上海银行的这一业务违背了反洗钱的KYC(了解你的客户)要求,因为支付宝账户客户并不一定是上海银行的客户。按照KYC的要求,个人客户做跨境业务时,如果不是本行客户,不能用现金的方式做跨境汇款,因为银行并不了解这个客户的背景和交易真实性。
知情人士透露,有鉴于此,2016年外管局曾计划关闭上海银行的这一业务,但考虑到该项业务已经开办,外管局上海分局就对上海银行的该项业务规模进行了压缩,把个人跨境汇款限额由原来的单笔5万元,降低为单笔3万元,一天最多2笔。
上述支付宝人士说,他们也就该项业务向外管局进行了专门的汇报和沟通,目前业务开展一切正常。
5月11日,央行上海总部和深圳分行首次公开处罚第三方支付两大巨头支付宝和财付通。接近央行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处罚原因为账户实名制的落实工作。支付宝、财付通均回复财新记者称,已按照要求落实支付实名制工作。按照2016年7月1日实施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根据风险等级对支付机构分为ABC三类,其中A、B类机构分别对应的II、III类账户实名开户比例要分别超过95%、90%。而对银行实名开户的要求,是百分之百落实。
“理论上,只要有0.1%的账户没有落实实名制,就足以构成洗钱的漏洞。”一位银行人士表示。
对于跨境支付,由于涉及反洗钱、KYC等合规风险,各国或地区均实行严格监管。比如,微信支付此前出海曾受到泰国和台湾相关机构的警示;Paytm也曾尝试在境外开展 Uber跨境支付,亦被印度央行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