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60年发展之路大体走过了一个V字形线路，即从建国初期的相对多元，逐渐收缩到单一状态，改革开放新时期又回归多元，更准确地说，是催生或重组了新的多元格局。60年跌宕起伏、充满变迁的历史经验说明，单一公有制不可能培育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无法使企业在竞争、分散决策、各种资源的自发动员能力等方面获得市场激励。因此，在单一与多元之间作出抉择，最终走上多种所有制共存共荣的阳光大道，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伟大实践。它几乎概括了现代经济学的全部本质。    前30年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主要是从多元逐渐收缩甚至倒退到单一，而后30年则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为杠杆，动摇和改变了单一公有制的垄断状态，回归并优化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并存的多元格局。
    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单一与多元，从经济学分析看，无非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企业视角。也就是说，各种经济资源是配置给单一公有制的垄断企业还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企业，哪个更为有效。而着眼于在单一与多元之间艰难变迁这条主脉来分析和观察中国企业60年的发展史，事实上也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条支脉，一是公有制企业（以国有企业为典型）的沉浮变迁，二是非公有制企业（以私营企业为典型）的盛衰变迁。
    1949年10月1日，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己任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掀开了中华民族史上的崭新一页。随后，中国企业的首要变化便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即后来的国有企业）确立其结构性扩张的主体地位，合作社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迅速成长与壮大，对私营企业加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与改组等等，由此形成了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新型格局。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施政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高度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智慧，具有基石作用。其方向之正确、设计之缜密、想象之丰富、论断之坚执，堪称中华民族幸运所至，按此推进，很快就大大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企业所有制结构也迎来了一个多元取向的相对繁荣期
    60年，是甲子一轮。假如说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将1949年新中国诞生至今的60年划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那么60年中国企业的发展或变迁也可将前后两个30年作为分析研究的基本范畴。这就是说，前30年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主要是从多元逐渐收缩甚至倒退到单一，而后30年则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为杠杆，动摇和改变了单一公有制的垄断状态，回归并优化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并存的多元格局。从变迁的走向分析，前30年基本上是下行轨迹，而后30年则是上行路线；而从变迁的最终结果看，这60年依然是以积极向上、充满希望而告一段落的。中国企业这样一种充满变迁的曲折发展道路，至少在经济学研究的思维与分析方法上可给出两点重要启示：
    一是必须慎言“创新”。
    历史往往是“供给”思维素材与方法的富矿。创新令人着迷，但颇有意思的是，很多为今人所做之事或被称作创新之事，其实在历史上已多为前人做过或探索过。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致力促进多元化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其实这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早已存在，至少已初具雏形。这说明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堪称原理性的东西、具有普适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抗拒的，而且一定是经过人类社会的广泛实践和历史潮流的深刻洗礼后沉淀下来而极富生命力的，即使一时偏废，终究也要回归乃至发扬光大。而如果没有历史眼光的足够延伸，看不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企业格局在建国之初曾经已被时代所选择、人民所选择，并且在客观效果上大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那么，我们就会简单地、肤浅地夸大此后的所谓创新，甚至会无知地认定是什么“原始创新”。
    回瞻历史，可以丰富人们的思维素材与方法，以便在一个应有的时间长度中更为准确地把握事物演变的特定规律与本质，比如从中国企业60年走过来的发展或变迁之路中，就可比仅仅截取前30年或后30年要更具历史的厚重感、更具事物内在的完整性、更具鞭辟入里的说服力，也更具确凿的实证和数据来说明单一地或者绝对排他地奉行唯国有至上的荒谬性和危害性，从而获得更多的史实支持，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从单一走向多元作为必由之路的真实性、真理性以及进步路线；同时，在此基础上去追求或拓展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乃至“原始创新”。这也说明，真正的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永远是稀缺的，因而也永远有巨大空间，需要并值得一切有志之士去努力、去奋进、去有所作为。
    二是必须关注“并存思维”及其文化基因。
    中国渐进改革模式的价值取向及未来趋势，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其显在的和潜在的种种制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看，中国近现代为何对人类社会无多原创贡献？中国为何选择渐进改革模式？为何前30年搞单一公有制最终行不通，而后30年搞兼容并蓄的多元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则大行其道、深受人民大众拥护和支持？在我看来，这均与“并存思维”相关，而“并存思维”的实质不外乎是在悠久历史中积淀甚深的中庸思想。中庸思想一方面会影响甚至束缚亟须冲击力支持的原创贡献，另一方面其本身就有一定的原创性或原创色彩，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改革的双轨制、将发展体制外的经济成分与启动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改革相并举的战略安排，以及“一国两制”（在一个国家中允许两种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并存）、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提法与做法等等，似均可看作是中国的独创或原创。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几乎都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因此也决定了选择渐进改革模式是极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的，以此来观照现实，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切切实实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就肯定不可能择取彻底的私有化道路，不可能在短期内将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统统放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不可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走激进之路，而会更倾向于缓慢地或者有节制地以并存、兼容等中庸思维方式构建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框架。对此，我们都应有足够的估测，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整个中国企业发展的未来行进方向及节奏。
    建国初期的生机与希望
    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单一与多元，从经济学分析看，无非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企业视角。也就是说，各种经济资源是配置给单一公有制的垄断企业还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企业，哪个更为有效。而着眼于在单一与多元之间艰难变迁这条主脉来分析和观察中国企业60年的发展史，事实上也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条支脉，一是公有制企业（以国有企业为典型）的沉浮变迁，二是非公有制企业（以个私企业为典型）的盛衰变迁。写前者的沉浮变迁，必然关涉后者的盛衰变迁；写后者的盛衰变迁，也等于界定了前者的沉浮变迁。两者时而合成，时而取舍。在多元取向时主要呈共存共荣状态，尽管其结构权重常有调整，多有变化；而在单一取向时，非公有制企业则绝对走向衰势，从而就历史全貌来看，依然存在相当的动态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但是，1949年这个中国企业60年发展历程的起点，无疑是一个新旧交替的重要起点，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多元起点。假如进而把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大庆之年暂定为这个特定历史周期的终点，那么从发展的眼光看，其首尾相接、遥相呼应，生动地显现了螺旋式上升的历史逻辑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