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经济流动性的问题，在于阶层固化。

根据马克思·韦伯的“三元论”，社会阶层有三个要素：财富、地位、权力。用今天流行的一个词，就叫“资本”。观察社会财富的转移、地位的交换、权力的更替，便可知这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是否健康。

保持国家和社会资本的健康流动，是一个社会维持稳定发展结构的重要元素。历史上，无论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在尽其所能努力做到这一点，即使他们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理论化分析。

例如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雅典的“公民大会”制度，保证了无论多么贫穷低贱的公民，都有资格参政议政，号召大家“管闲事”，对政府的工作“指手画脚”，其实这是赋予所有公民其改变社会的机会和权利。

十七世纪，英国发生光荣革命，玛丽和威廉签署了《权利法案》。它的意义在于，社会上每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法律的背书，为个人攀爬社会阶梯提供了基础保障。即使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有一定的安全感。他可以大胆的去努力实现个人的理想，而不必担心后院着火。

中国古代实行的科举制度，对社会也可以起到稳定作用。全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一旦通过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考试，就有机会翻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获得相应的权力与财富。顾炎武谈到明末科举取士时曾说：“科举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这就是例证。韦伯甚至认为，中国的科举是一种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 democratization）。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外资、科技、思想和人才被引入，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能力再次被释放出来，特别是整个80年代的欣欣向荣和90年代后期的爆发阶段，许多聪明人或趁势下海经商，或依靠权力关系，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那个时候人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对个人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满怀希望。我把它叫做改革开放阶段。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这两个历史性的时刻使得中国国威达到了顶峰，顶峰之后意味着下降。我认为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发展终于由改革开放阶段开始进入到改革停滞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初始期，我们通过四万亿的强刺激和长期货币宽松政策，给中国经济保住了一点面子。

最近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五年来，很多人都能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快速的下行通道。也就是说，中国正式从改革停滞阶段进入了改革倒退阶段。

停滞和倒退涉及方方面面，我只谈社会阶层这个重要的信号。

目前，中国的社会等级观念已经建立起来，每个阶层都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轮廓，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明显减弱，阶层固化的情势已经越来越严重。

上面的阶层通过“体制排斥”和“市场排斥”的双重大门，把下面的阶层排斥在外，把他们靠靠地固定在原地，令他们失去了攀爬社会阶梯的大量机会。

不过，有的人惊讶于中国年轻人的上进心，就此认为国家大有希望，比如罗辑思维的罗振宇教主。首先罗教主所接触的年轻人大多是他的信奉者，自然都是些初出茅庐、头脑发热、一头钻进创业迷魂阵的黄毛小子。

再者，年轻人盲目的乐观也是被大环境逼出来的。罗教主经常提到的“资本”，在他们的那里除了年龄优势，恐怕一无所有。各式各样被媒体炒出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们，在他们面前开着豪车搂着嫩模一一闪过，他们也只有疯狂乐观才能避免极度悲观。

还有人会拿出创一代奋斗成功的案例，来证明中国的阶层没有固化，可惜完全没有说服力。比如作家连岳最近写文章称，阶层没有固化，上升通道没有关闭。他说：“一无所有的人去了北京，在北京有房有车，比比皆是。”这个理由过于混沌不清，经不起推敲，“比比皆是”四个字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以他的逻辑，我也可以说：“在底层挣扎没有希望的人更比比皆是”。

基于财富、地位、权力的三方面分析，我把当下的中国社会粗略地分为以下五个阶层。

第一：权贵阶层。

大家都知道，社会流动是双向的，有上必有下。在发达国家，比如贵族遍地的英国，权贵子女都已经与普通学生混在一起了，抛弃了父母使用的上流词汇和用语，拒绝大奢侈品牌逛起Zara和优衣库。曾几何时，在托尼党派里面你不是伊顿公学毕业的，就会被嘲讽成乡巴佬（oiks），可后来连卡梅隆首相都将女儿送入公立学校。

再看中国，普通人连权贵子女见都见不到，更不要说成为朋友。

第二：上流阶层，或称为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包括资产数千万级和近亿的企业家、外企高管、银行家、中级官员、一二线娱乐明星等等。

大多数情况下，上流阶层只能捞到一点权贵们吃剩的渣渣而已，虽然渣渣就能让他们大富大贵，可他们同时也要冒更大的风险，随时有可能成为上级争斗中的替罪羊或替死鬼。最近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穿阿玛尼白大褂被铐的“私募基金一哥”徐翔。

以上两个阶层属于既得利益，占中国人口的极少数，可能不到百分之一。社会资本流动的绝大部分，都只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发生，很难惠及普罗大众。

第三：中产阶层。他们的大致范围是年入数十万至百万、资产数百万至千万的高级白领、大企业中级管理者层、成功个体户、中下层官员等等。他们是中国教育普及和拥抱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产物，规模逐渐庞大起来。

中产阶层的目的是挤入上流社会，偏爱和羡慕奢侈品、豪车、豪宅等高消费行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野心比较大，喜欢让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他们对社会形势的变化比起上流阶层反应会稍慢一些，但他们的不安全感在近几年也逐渐隐现，终于发现上升的通道基本是封闭的，能保住现有的资本就算不易了，在买房以外的保值选项已然不多。现在，就算每天一瓶勃艮第的霞多丽干白，也浇不灭他们心中的“中产阶级焦虑”。

最近，民生银行发生的30亿理财骗局就是无数骗局中的一例，其中民生私人银行的某贵宾一个人就损失了8000万。在这个骗子横行、法制不彰的国度，无论你有多少钱，你都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而中产阶层有钱无权，反而是无数理财骗局、股市骗局、信贷骗局、合同诈骗的最佳目标。我认识的一个广东企业家朋友移民加拿大，在刚落地不久的饭局上说道：“来加拿大的第一个感受是，我的钱终于属于我自己了”。

按照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分析，中国的中产阶层如果细分，还可以分为“中产过渡层”和“中产边缘层”。他通过“国际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ISEI）等数据，把中产阶层划分的更具体，正好弥补了我这篇文章容易引起误会的数据断层。

因为，中国的中产实际上占人口比重极小，大多数人属于与中下阶层相连接的“边缘层”，占中产的70%以上，而这70%跟我下面所说的中下阶层有所重叠，并不属于我归纳的中产。

第四：中下阶层。月入数千至万元左右、朝九晚五的普通白领、高级技工、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以九零后和八五后为主，构成了中国一线城市的主要群体。他们自称屌丝，偶像往往是马云这类的神话般人物，可本应潮气蓬勃的他们成了大城市里的房奴和车奴。

他们信息不畅，懂“翻墙”的人属于极少数，对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最关注的是自己和家人的小确幸。

他们当中很多人错误评估形势，自以为属于中产阶层，也跟着做起了挤入上流、锦衣玉食的白日梦。当他们之中少数自控力不强的人噩梦初醒，意识到现实的残酷，便容易走入歧途、寻求捷径，比如傍大款、裸条借贷、贪污公款以及各类违法犯罪。

当然，他们有时候会被许多社会和金融研究机构认定为中产，马云整天挂在嘴边的中产阶级的强大购买力主要就是指他们。他们人数远远高于中产，你只需要瞧瞧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燕郊公交车站，或是去天通苑和回龙观地铁站看看那些等候半个多小时也挤不上车的年轻人，你就会知道，他们到头最多也就是李强教授所分析的“中产过渡层”而已，与真正的中产阶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他们虽然还年轻，没有太多的医疗成本支出，但也随时面临失业的压力、婚姻的压力、子女教育的压力，赡养父母的压力、买房买车的压力，工资的增长永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相对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三轮车追汽车，越追越远。他们不知道哪天能翻身得解放，获得所谓的财务自由，不用再担心未来的日子。

以上两个阶层主要聚集在一二线的城市群，人数增长最快，是城镇化发展的支柱力量。

多说几句，我认为中下阶层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默默耕耘者，其实是最有影响力的阶层，就像胡适先生所说的“我们其实也有权力”，只不过他们并不自知，特别是在压力山大的情况下：

其一：生活成本飙升：赡养父母和教育子女的压力、房贷车贷的压力，收入增幅赶不上房价和物价的涨幅。网上流行晒收入和开支，许多年收入超过30万的家庭都表示已经快入不敷出了，更别说收入少于这个数字的大多数中下阶层。

其二：职业或仕途阶梯见顶：经济下行、政治风暴中的工作压力和就业压力。关于当下中国经济状况分析，我在公众号里已经说的够多了。就拿一个最新公布的统计局官方数据来说，上海市今年3月份的第三产业利润同比去年暴跌15.4%，其中商务服务业利润暴跌35.8%，可它的就业人数是金融业的四倍，你说对上海滩的白领们影响有多大？再例如，同期文化娱乐产业整体亏损了6.27亿，又跌破了一个记录。朝阳产业都如此不堪，更别提积重难返的制造业了。

其三：身心健康恶化：无处不在的有毒空气和有毒食品对健康的影响，比如在任何一个雾霾天，北京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都会被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挤爆。去年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了中国遭遇“精子危机”，由于环境恶劣和压力太大，中国男性的精子质量大幅下降，生育率为全球最低。

在以上三座大山的压力下，中下阶层总是寄希望于一夜暴富，成为马云。他们没有看到稀有的成功者最重要的运气、偶然性，以及他们背后的力量，却只看到他们表面的光鲜和媒体对个人奋斗与个人智慧的过分渲染。

第五：贫民阶层。他们是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大量低收入体力劳动者，包括在家务农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小商贩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能够在财富、地位和权力三方面向上爬升。

他们受知识和视野所限，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动荡中都会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同时也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成为改变历史的主力军。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既可能是中国最任劳任怨、最容易满足、最崇拜权威的群体，也更可能是最不听话、最有力量加深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

以上五个阶层是我的个人见解。

现在进行中的所谓中国模式，有其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比如林毅夫、张维迎等经济学家会出现差别很大的矛盾和争论。但中国模式不是神话，并没有跳出历史的框架和科学的范畴。

中国模式积重难返的结果，我在“公子犯堂”过往的文章中多多少少有所透露。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兰·克鲁格认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贫富差距与它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 elasticity）成正比。或者说，两者是恶性循环。

毫无疑问，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基尼指数长期超过0.4的联合国警戒线。即使你觉得基尼指数不能说明问题，那么你也无法否认，国内外大多数的学术统计都显示出，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已经是全世界所有大国里表现最差的，没有之一。

我不是先知，很难斩钉截铁的对未来下定论。但是我敢肯定，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这一现象必将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形势的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社会上的年轻人发现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当他们发现仅有的机会被他人不公平地夺走，当他们经过困苦的挣扎却仍旧没有希望，新的阶级斗争就在无形中打响了。

公子沈

首发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子犯堂（id：gongzifantang）

2017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