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季美国的金融危机恶化以来，人们却没怎么听到主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音。这种情况与前些年亚洲危机、拉美危机、甚至俄罗斯危机时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反差。最近，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亚当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萨顿建议重建其他国际组织来监管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都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前，布雷顿森林体系起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功不可没。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地区性的金融、货币危机时有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屡屡要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救急贷款，成了典型的“救火队”。
    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亚洲、拉美等地区的许多国家听从了国际经济组织的建议，解除资本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但随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救助陷入危机的国家，为他们提供紧急贷款时，又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首先，受援国要紧缩政府开支预算；其次，受援国要让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换回更多的外汇；再次，受援国经常不得不承诺取消资本管制，未来让资本自由流动；最后，还要承诺取消关税及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等到这些条件都落实后，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进行激烈的竞争，以争得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权。这使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能持续下跌，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提高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却在不断恶化，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它们管理金融市场的能力又有限，所以金融危机接踵而至，背负的债务也越来越大。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韦德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解救美国那些大银行及投资机构。危机发生前，美国的各种投资机构往往是这些新兴市场上的最活跃分子。危机发生后，国际组织去救急，就等于把私营投资机构的债务转移到国际组织名下。美国虽说是这些国际经济机构的大股东，但他也仅是一个股东，这些机构的资本是各成员国出的。通过救急计划，美国实际上是拿各国的钱去救自己的私营投资机构。
    当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这些危机，明白了这些道理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就不再被视作神明了。像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危机时，干脆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救助，重新管制资本市场，也渡过了危机。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这次从美国开始的发达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就没起作用。一是危机的规模太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去救火只能是杯水车薪；二是美国根本不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导致其经济进一步衰退的条件，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他有否决权；三是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让美元大幅贬值，就会破坏美元霸权的基础，也会影响美国消费者未来的消费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没起什么作用，但在去年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在讨论如何对付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时，焦点仍集中在如何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急功能上。这似乎成了一种悖论，其主要原因恐怕是美欧国家在危机酿成的原因及如何对付危机的办法上不能达成一致，只好找一个折衷、妥协的办法。
    其实，在由谁来监管及如何监管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难题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美元在脱离了黄金本位后，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货币，这使得美国可以廉价地在世界上筹到大笔资金，而当债务包袱太重时，再求助于货币贬值去转嫁负担。同时，美元在全球的泛滥又会造成全球经济不断受到资产膨胀和泡沫破灭的骚扰。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用加强使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虚拟货币“特别提款权”来代替美元，他的提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如果这一方案能付诸实施，则是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迈出了一小步。如果美国不得不在管理自己的货币上更加谨慎，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管及救助国际金融危机上就会容易得多，各国在由谁来监管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上也就更容易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