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大惊小怪，大变革时代礼乐崩溃，阴阳失调是常有的事情。多少年前商鞅在蛮夷之秦进行变法，道德崩溃的情况更严重，但是秦国最终大出于天下。在原来信仰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信仰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时候，国人缺乏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对这项责任，我倾向于新儒家思想的作用。

不要忘记，中国哲学生于忧患，西方哲学生于安乐。在哲学观念指导下形成的各种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也分别带有了忧患色彩与安乐的色彩。举目四望强敌环伺，任何制度变迁都不能损害国家的动员能力。

改革不仅是经济的改革,它是个系统的工程,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改革。

我认为对于中国自身而言，这次的改革意义非同小可，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核心一步。这样性质的变革必然是带有一种彻底性，道德体系的崩溃（新的尚未形成的道德观点与旧的道德体系的冲突，这种冲突肯定在最初表现为整体的相互否定）在所难免，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使这种崩溃以一种更和缓的方式发生，同时积极投身于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新文化运动。

对于制度的建立我更喜欢是从建立制度对象的充分自由，以便让主体可以内发制度入手，而不是由第三者制定好规则，再强加于制度主体。后者往往更容易失败。

真正的难点是军队！其他不是问题。

也许用路线约束（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中国的文化、信仰等）可以说明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