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短视和错觉的影响

    近些年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对人类的风险意识和行为进行了细致研究。作为一个全新的跨学科课题，行为经济学仍处于发展阶段，人类才刚刚开始认识其基础原理。不过基本构成越来越受到重视。风险意识就是其中一种构成。当人类面对风险时，通常会以根植于内心的生理和神经天性做出反应。担心、怀疑、反抗和逃避是所有人类的情感活动和行为反应，这些因素限制了人类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例如担心亏损就是风险行为的一种。很多不同的试验研究发现，人类通过避免短期支出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尽管这些短期支出可能会产生显著的长期收益。更具体地讲就是，人类通常因为短视以及没有考虑相互影响关系而错失了降低风险的机会。

减少灾害影响

    灾害的预防和应对计划就是人类未能采取足够措施的最好例证，即使人们知道面临着严峻风险也是如此。地产所有者、贷款方、投资者和政府机构通常忽视了最坏的情况，同时在基础设施方面没有充足的投资，或者没有采取旨在减少灾害和事故风险的监管措施。

    如何解释这种行为呢？一个原因是人们在被选方案中很少考虑概率估计，并且在感觉到可能性降至某一担忧水平之下时倾向于忽略风险。例如，虽然世界贸易中心最早在1993年就遭到了恐怖袭击，导致保险公司为此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赔偿，但在多数美国商业保险条款中，恐怖袭击风险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9·11袭击发生后，全世界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为此支付了350亿美元的赔偿金。

    多数人直到危机爆发才采取措施还有另一个原因。个人和企业在计划未来时都没有长远打算，因此可能没有完全考虑到今日投资与对未来有利的降低损失的措施。这种投入的前期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较预期收益不成比例地放大。应用于商业领域，短视的原因是“并非我任期内的责任”(Not in My Term of Office)这样一种想法。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发生了人人都预期的重大危机，则危机就不会受到重视。

克服短视：未雨绸缪

    一个解决这种由短视和错觉引起的行为偏向的方法是，改变提供风险信息的决策时间框架。例如，近来的研究揭示了重新构造概率维度的重要性，这样人们就会关注事件结果。未来一年发生灾难的概率大于1/100，而专家可能会指出，未来25年发生灾难的概率超过了1/5。上述两个概率表示的内容相同，只不是后者将时间拉长了。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未来一年超过1/100的概率，人们更为关注未来25年超过1/5的概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更有可能克服风险错觉，并考虑采取保护措施，因为时间超出了人们担心的底线。

    这种概念如何应用于鼓励深思远虑？一种建议是将灾害风险融资中常用的1年期合同延长。类似的策略还适用于鼓励其他领域的长期谋划。例如，很多机构的标准年度奖金体系可以据此进行修改，这样经理人报酬中的相当一部分就可以视多年业绩、而不是仅仅12个月的业绩而定。由此可以敦促经理人更加系统化地考虑当下决策可能形成的长期结果，同时促使他们更加关注最糟糕情况，而不是一直希望不要发生在其当任期间。

    此外，考虑到当今世界的高度关联性特点，现在采取的措施会对数千英里以外的地区产生影响，而且时间间隔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创新对帮助企业和个人关注长期影响、并且转变人们思考问题方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从“不会发生”转变为“如果发生了怎么办”），这种认识在当前全球风险相互影响的环境下更加适用。

必修课：对冲大宗商品风险

2008年世界见证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WTI原油价格从2008年7月中旬的历史最高水平147美元下跌到了12月份的50美元。其他大宗商品也经历了类似的重挫。2008年3月至8月期间，钢材价格下跌了68%，小麦价格下跌了67%，乙烯价格下跌了50%。这一涨一落突显了很多经济体和行业所面临的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生产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出现恶化，同时受其他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开始增大。从企业角度来讲，这突显采取新方法对价格和价格波动进行管理的必要性。


大宗商品需求大户现在面临着新的变化，即价格下跌并不会给其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因为这时价格波动幅度也在增大。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促进了工业生产，但是，价格波动增大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可能会降低经济活力。虽然大宗商品和原材料需求方过去一直在应对价格上涨对利润率的冲击，但现在这种压力转移到了供应领域。大宗商品生产者腹背受敌，价格下跌和需求低迷。这两种市场状况对管理的考验比针对供需所采取的纯资金操作还要困难。在价格高涨时期，企业发现难以确保供应和价格稳定，最后无法将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入2009年以后，大宗商品需求大户将想方设法采取新的大宗商品风险管理方法，以应对价格下跌和波幅增大的情况。


企业的大宗商品风险管理显然需要更加警惕超出预期的价格变化和波动幅度。对多数大宗商品需求方来说，这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长期对冲目标、考虑价格和波幅预测的不确定性、更加深刻地理解风险以及寻找更为巧妙的方法来评估适合现金流和盈利波动管理的对冲工具和途径。在能源和金属等其他行业，这些工具已经成为了行业最佳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之前受大宗商品价格影响较小的化工和消费品行业也开始使用这些工具。


目的是为了对净头寸有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这里的净头寸由包括外汇交易在内的多种交易组合。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涉及一系列金融工具、实际合约和合约定价机制。对多数大宗商品来说，由于缺少流动性强的对冲市场，替代品对冲被广泛应用。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对基础风险加以量化和监控。


在做出对冲决定时，企业会使用多种方法和成熟优化的工具，这样可以据此决定风险偏好，并对对冲策略进行评估。但是，在使用这些方法时，企业需要提高其头寸的透明度，同时还应包括买进、卖出、司库和控制等信息，以确保各项措施之间的协调。

解决治理差距问题，避免监管反应过度


金融危机突显了实施考虑危机全球化特点的政策应对措施的必要性。这揭示出了当前金融结构的局限性、预警系统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之间缺乏合作，等等。从国家层面来看，金融危机还揭示了监管的局限性，即仅有本地企业受到监管，而拥有全球业务的金融机构可能产生的系统性影响却被忽视。毫无疑问，应该加强负责框架建设和推出此类监管的全球管理和制度。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同法律体系的历史变化（这只是一种障碍）实际上意味着监管部门将依然主要关注本国经济实体。因此，短期的金融构架主要用来规定监管部门之间协调和合作的普遍标准，这种协调和合作有助于提高经济和金融活动的监管水平，同时为经济调整措施的实施提供支持。制度可以帮助创建一个充满信心、稳定和确定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会促进创新、经济增长和竞争。但是，存在设计和执行缺陷的制度也会推升商业和经营成本，成为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或者仅仅是将风险转移至体系内缺乏监管的领域。一个极端但似乎合理的情况是，应该考虑在应对当前危机时是否存在反应过度的问题，因为反应过度会增大交易和税务执行成本，最终在下次危机时被证明是无效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部门必须仔细评估制度调整所产生的成本和影响，以确保能够对体系效率和稳定带来双重收益。从企业角度讲，目前难以控制的是2009年制度调整程度的不确定性。需要对制度调整进行衡量，但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必须及时沟通以确保企业能够在其所在市场遵循业务发展轨迹，同时采取必要措施。

应对信用风险的全球风险管理“5i”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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