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这样吗？看看历史罢。


　　清朝末年以来，上海就有着发达的民间慈善机构。太平天国的混乱以后，上海一时间“善堂林立”。民间慈善机构从事许多善举：施舍棺材、施舍衣食、免费诊病发药、收埋死尸、补贴寡妇和孤老、收养弃婴，等等。


　　到了1930年，民间慈善团体举办的至善事业的规模已经“足以支持上海的城市发展”。民间慈善团体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慈善团体自有房产的租金收入、商人和其他市民的捐赠、慈善团体自身某些经营活动的收入。另外，政府也给民间慈善团体一些拨款——注意，政府给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其效果要远远好于政府自办慈善团体。


　　这时，上海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有多大呢？他们能有多少钱呢？


　　一项严肃的统计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惊人的。1930年前后，上海以华人为对象的民间慈善事业的财政规模可能超过了300万元。


　　这个数字今天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为了理解这个数字的意义，我们来看看同期上海市政府的支出。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财政支出是708万余元，也就是说，民间慈善事业可支配的资金超过政府财政支出的40%！这是不是有些惊人呢？


　　2008年，北京市的财政支出是1786.4亿元，上海是2645.5亿元。这两个数字的40%分别是715亿元和1058亿元。想想看，如果北京和上海现在每年能有这么多钱用于慈善事业，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官办的福利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财政规模。貌似强大的国家福利，能够给社会带来的保障，相比民间的慈善机构，其实要薄弱得多。鼓吹国家福利的人，其实是在鼓吹一种更加不可靠、弱势群体的处境更加糟糕的福利安排。如果再考虑到国家强制福利对生产的破坏，简直可以说，鼓吹国家福利的人，是在故意和穷人过不去。


　　那么，当年上海的民间慈善到底效果如何呢？不必罗列繁琐的数字，仅举目前众议沸腾的医疗为例。在193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各种上海民间慈善机构当时能够为穷人每年提供免费诊疗六七十万次，并发放药物。当时上海人口一共有三百万。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上海，穷人患了病是有很大的机会得到诊治，并得到一些基本药物的。


　　我们今天的官办医疗保障能达到这种水平吗？


　　分析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方向，会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维持治安、教育和城市建设，其他公益开支很少。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了维持治安和城市建设工作，社会福利基本由民间来操作，教育和卫生领域则由双方共同参与。


　　我以为，这种分工的局面远比今天政府包揽一切，或者试图包揽一切的局面好得多。而民间慈善也果然不负众望，募集到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社会的保障水平是很高的。


　　关于当时民间慈善机构的正面作用，还可以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上面列举的事实，应该已经可以证明，中国人的慈善心是很强的，普通的中国商人和市民，远比政府善良、能干和可靠得多。


　　如果想要有一个保障水平高，弱势群体能得到最大限度救助的社会，我们到底应该致力于建设哪种福利体系？有两个选择：一、基于自愿和道德的、高效的民间慈善；二、基于强制和冷漠的、低效浪费的官方福利。应该选择哪一个，还用多说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