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2村贫困调查》前言：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
差不多120万字的四卷本《中国12村贫困调查》终于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套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学者唠叨了一本书，农民唠叨了三本书。在这里将前言贴出来，把我们的一些观点罗列出来，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贫困。不过也许农民的讲述更有些意思。


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扶贫工作，从1978年开始，在不到30年的扶贫工作中，已经有将近2.5亿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到2007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只剩下约2000万。许多国际机构对中国扶贫所产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更表明，正是由于中国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才扭转了世界贫困人口上升的趋势。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国际社会做出了千年承诺，要迅速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为此各国政府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在上升，与此不同，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困人口也在迅速减少。[1]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中国扶贫效果的一些质疑，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脱贫的标准比较低，而且国内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低标准和差距扩大

在对中国扶贫工作赞扬声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首先是认为中国的贫困标准偏低，按照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制定了两个贫困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人均食物支出和非食物支出的最低标准，确定一个收入线，达到这个收入水平的被认为可以维持温饱。绝对贫困线大体在农民年人均收入在625-680元之间，每年会略有不同。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低收入线，低收入线略高于绝对贫困线，大体上在860到960元之间。[2]
尽管中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是很快的，但却是在比较低的标准上实现的。比较起国际通行的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标准，我们的绝对贫困线比较低，按照2003年的评价购买力，我们的绝对贫困线只相当于每人每天0.75美元，低收入线大体相当于每人每天一美元，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中国还有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此外，按照现有的贫困标准，刚刚脱贫的低收入人群，也就是处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线之间的人口，是非常不稳定的，尽管他们的收入已经过了贫困线，但是随时都可能重新回到贫困人口中。即使不返贫，他们的收入也很低，难以维持其生活。如果我们用国际通用的每人每天2美元来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就更大，差不多超过2亿的农村人口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中。
其次，中国的扶贫经常只关注基本的生存需求，缺少从发展视角看待扶贫问题。中国的贫困线只是维持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比如，我们的贫困标准是按照60%以上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来制定的，而且这些食品支出只关注了维持生存所需热量。计算贫困人口的支出是按照每天每人2100大卡的热量计算的，这个标准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由于只是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我们发现，贫困线的水平与农民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制定贫困线的时候，贫困线为200元，相当于当时农民人均收入的50%。到2005年的时候，贫困线只有当年农民人均收入的1/5。2006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587元，是农村绝对贫困线693元的5.2倍。是低收入线693元的3.7倍。随着经济发展，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增加，受到现代消费的影响，他们开始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消费，与此不同，扶贫的目标还仍然是满足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生存需求。尽管从政府扶贫的效率看，在贫困人口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较低的贫困线有助于集中资源帮助最贫困的人口，但是较低的脱贫标准也造成了按照官方统计已经脱贫的人口，其生活仍然很艰难。
第三，中国过去的反贫困主要集中在提高农民的收入，侧重改变经济贫困。在过去的30年中，农村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比较农村改革之前，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尽管其增长速度落后于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也逐渐显现出来，农村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服务事业滞后于经济发展，并成为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随着学校教育向城市集中和农村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削弱，农民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远远超出了一般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因学致贫和因病致贫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近年来，政府意识到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低收入问题，公共物品不足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因为公共物品的严重不足加剧了农民的风险，尽管他们也许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其脆弱性也在增加。因此，单纯强调收入增加的反贫困战略遇到了很多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反贫困成就是在两个背景上取得的：第一，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农村内部区域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所以一方面贫困人口在减少，他们的收入在增加，但同时贫困人口与非贫困社会阶层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
城乡二元结构是在1950年代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其典型特征是城乡相互隔绝、不能自由流动，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在过去的30年中，二元结构的城乡关系逐渐出现松动，比如城乡间的流动逐渐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农村外出的劳动力逐渐成为城市制造业的主要劳动力；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占农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是多数农村人口并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无论是在体制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他们都还游离于城市之外。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表明，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后，1997 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到3.1∶1。[3]城乡之间的差别已经构成中国最重要的社会不公平，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尽管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是对于多数农村人口来说，城乡差距扩大导致了二元结构的固化。尽管农村人可以进入城市，甚至成为城市人口，但是农村与城市两个结构却是相对固定，缺少融合，城市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人才，而农村则日益萧条。
不仅城乡差距在扩大，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下，一些农民率先进入富裕农民的行列。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首先表现为区域差别，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在国家确定的592个扶贫重点县中，几乎全部分布在中西部。在同一个区域内部，低收入农民和高收入农民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即使在同一个村庄之内，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村庄中的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共存，富裕农民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越来越富裕，而贫困人口则进入了恶性循环，越来越趋于贫困。有研究表明，在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2002年已经是0.37，在25年的经济转轨过程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2/3以上。[4]
真正评价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成就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农村贫困问题。

温饱解决以后的贫困问题

政府一直关注着绝对贫困问题，所谓绝对贫困的问题主要是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通过开发式扶贫越来越难于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2007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农村低保政策，将剩余20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逐渐纳入到低收入保障的对象中。人们假设，低保政策已经解决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问题，一旦低保覆盖了贫困人口，那么绝对贫困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将剩余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是否可以彻底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是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研究试图从多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讨论农村的贫困，一定要首先回到什么是贫困的问题上。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在为国际扶贫中心所写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5种关于贫困的解释，第一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以及与此相似的如消费不足，这类指标很简单，便于进行大规模比较，基本上主导了有关贫困的研究。中国政府的贫困线也是基于这样的定义而制定出来的；第二类解释主要关注物质的缺乏，比如住房、食品等等。这类有关贫困的定义涉及到了不同地区对不同物资的需求，一些研究也将能否得到公共服务包括进有关贫困的讨论中，这些指标比单纯的收入指标更丰富和复杂；第三种解释近年来影响比较大，这种解释主要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在他看来，除了收入和物质以外，贫困最主要体现为能力的贫困。能力是一个内涵很广泛的概念，包括精神的，也包括身体的，而影响到精神和身体能力的重要因素是教育和医疗，能力贫困的解释直接影响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建立。贫困经常表现为多个层面，如果要解释贫困的多种维度和多种因素，就需要建立综合的解释。综合的方法之一是将尽可能多的指标包括解释框架内，因此出现了钱伯斯所说的第四种角度，也就是多维的综合角度。多位综合的角度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模型，钱伯斯引用了两种模型，一个被称为“贫困劣势网”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中包括了12个因素，包括教育、信息、社会关系、政治诉求、安全、法律地位，也包括拥有的物质、身体状况等等。另外的一个模型包括了5项指标，即选择和行动是否自由、是否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物质缺乏与否，身体状况如何，是否安全。根据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角度不同，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模型，包括不同的指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