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诺奖经济学向第三条路致敬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治理问题，及全球金融危机下经济治理在市场化与政府主导外的第三条道路。威廉姆森强调市场中间组织作用，而奥斯特罗姆则提出社会领域自治组织和公共事务制度理论，都对中国带来启发。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夺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的是治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各国的经济治理在市场化与政府主导之间徘徊，主张市场者与主张市场有缺陷者争得不可开交。但是，是不是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3115&cid=10352300

　　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成就了今年的两位获奖者。奥利弗·威廉姆森关注的是交易成本问题，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巨擘科斯（Ronald H. Coase，又译高斯）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市场的外部性。在一九六零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科斯把外部性问题和交易费用联系起来，提出了知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力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威廉姆森的理论更进一步提出市场中间组织的作用。这些不同的组织可以看成是经济活动的治理机制。究竟在某个具体经济活动中选择哪类治理机制，取决于其交易成本的大小。也就是说，无论哪种制度、哪种结构，只有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与结构是最优的。但是，根据威廉姆森的研究，一个被选出的治理机制必然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机制。换句话说，利益分配更平均的选举机制，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与交易成本的下降。  

　　我们在此看到了第三条道路，经济内部组织可以不是市场企业，可以不是政府威权，而是经济的不同层级内部组织结构，无论命名为什么，意义不变。  

　　这些内部组织可以实现成员之间关系的长期化，减少市场激励机制的负面影响。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觉得有些耳熟？会想到华尔街金融机构目前的薪酬机制，与中国目前金融机构与垄断央企的高薪？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引发对华尔街薪酬机制的反思，但人们甚至包括政府都对此一筹莫展。如果不允许华尔街继续按照市场激励机制发放高薪，那么，金融人才是否会流出花旗、高盛、华尔街甚至美国？如果继续实行天怒人怨的高薪，华尔街的痼疾如何医疗？  

　　按照市场游戏规则，华尔街各金融机构应该给创造盈利者发放高薪，但是，在政府握有部分股权后，政府如何介入薪酬体制？如果以行政权力强行介入，华尔街将发生抗议风暴。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3115&cid=10352300  

　　威廉姆森说，组织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内部组织不仅拥有合法的进行控制的权威，可以以低成本取得各个企业、各部门、各个雇员的更明确进行评估的信息，而且，它的奖罚手段也更为巧妙。至于中国的高薪则与华尔街金融机构完全不是同一个问题，要知道，中国的金融机构并非市场化组织，而更类似于某种特殊的内部组织。他们想获得华尔街的薪酬体制，是狗扶上泥墙——强行挂靠，中国的金融机构显然适用于内部组织的管理之下的薪酬机制。  

　　虽然威廉姆森的理论难以数学模型量化，但在实践中却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印证，有了理论与实践印证，才使得新制度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支得以建立和发扬，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得以体系化，并顺利入侵其他社会科学，成为一门与法律、社会等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学科。  

　　事实上，大多数模型都难以应对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曾经是美国华尔街对冲基金公司中的梦之队，成立于一九九四年，破产于一九九八年。五年间创造了对冲基金盈利的多项记录，回报业绩举世无双。但到了一九九八年，俄罗斯一旦还不出国债，所有的模型全都傻了眼，公司也付之东流。如果说上世纪经济繁荣期，诺贝尔经济学奖青睐于计量经济学，那么到了市场一团糟糕的时期，他们与社会大众一样，青睐的是有反思能力、有实践可能的学说。  

　　另一位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让人大跌眼镜，这倒不是因为她是迄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女性，而是因为奥斯特罗姆研究的泛经济领域问题，更接近于公共治理，她更像个政治学家与公共治理方面的专家。二零零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威廉姆森多年来一直被提名为诺奖候选人，奥斯特罗姆获奖则令人惊讶，因为她的作品不属于经济学之列，而更大程度上属于政治学。」不过，在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看来，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一个「伟大的选择」，因为这位女性完全可以获此殊荣。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3115&cid=10352300

　　公共事务治理新路径  

　　奥斯特罗姆教授研究的是公共政策，在其名着《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针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和探讨，从小规模公共资源问题入手，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奥斯特罗姆教授既是实践的推动者，通过实证研究更是对人们的自治能力充满信心。其学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指出，在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中，奥斯特罗姆对警察、灌溉、森林、池塘等公共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查，致力于分析人们能否以及如何进行合作，探索什么样的制度因素促进或者阻碍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其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必完全依赖作为「利维坦」的国家。这大大推进了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  

　　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意味着其关于制度和集体行动的杰出研究得到了嘉许，而且意味着通过自治实现人类合作与繁荣的新道路获得了认可。此说言之过早，但奥斯特罗姆教授的获奖起码可以证明，人类自治组织的能力越来越受重视。  

　　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家尤努斯开设面向赤贫阶层的小额信贷组织，是以小额信贷为桥梁架构的自治组织，其运转之良好，能够证明穷人信用等级天然差之说完全站不住脚，而中国小额信贷坏帐之低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所谓自治组织无法制约民众的说法，是威权理论为了自身需要而建立的自我循环逻辑，已经被某些实践所驳斥。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3115&cid=10352300  

　　对中国的意义  

　　有趣的是，无论威廉姆森还是奥斯特罗姆，都提出了新的组织架构，前者是经济领域的内部组织，而后者则是社会领域的自治组织。从中国的情形来看，民间自治组织是管是放，争议巨大，国有经济组织既非市场也非行政让人大费周章，此时正是中国试行自治组织模式的好时机，某些成熟的组织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相信自治组织的力量，还是相信威权，这里面，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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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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