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访谈录已经过田国强教授本人审阅，任何媒体转载时请标注“转载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若需要做任何文字性删减，必须征得田国强教授本人同意,特此郑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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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就经济学方法、教育改革与中国经济改革答网友问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编辑部：
谢谢你们11月24日送来的收集筛选网友访谈问题。当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经济学中的研究方法、学科建设、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育改革，以及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也是众多学子关心的问题。尽管问题不少，但我认为回答这些问题对学生重视学习，消除可能的误解和误导，也许会有好处，所以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整个访谈有近2.5万字，尽我的能力对所有的问题作了较详细地回答，就怕写简单了被网友，特别是学子误解。尽管如此，由于我即将回上海财大，手头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对不少问题，还是没有太多时间仔细推敲，详尽回答，特表抱歉。今后有时间在其他场合再做详尽回答。

顺颂编安！
田国强
20005年11月28日。


l 关于经济学的技术与方法

monkeyisme：
我想请问田老师关于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问题：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是不是可以看成效用函数的一个等值线？能否从效用函数的性质推出无差异曲线的凸性？

答：你的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只要效用函数存在，任何效用函数的一个等值线都可以决定消费者的一个无差异曲线。无差异曲线是凸的当且仅当效用函数是准凹的（quasi-concave）。当效用函数是严格准凹时，无差异曲线是严格凸的。无差异曲线的凸性有很强的经济和几何含义。严格凸向原点的无差异曲线意味着边际替代率递减，也意味着人们需要消费的多元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都满足这一假设。它同时意味着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递减。对一个经济术语，要尽可能从经济、几何及数学三个方面去理解它。顺便指出，边际替代率递减可以用来解释心理学中关于人类行为的两个基本假设：适应性和反差性。我现在正在与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生杨立岩合作研究人们的幸福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建立了经济模型，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

andynfan:
请问经济学中的离散模型主要分布在那些方面？跟连续性的模型相比，这种模型的优势是什么呢？组合优化方面呢？

答：经济学中的离散模型几乎分布在所有的经济学领域，只要它涉及到不确定性和时间区段，如宏观经济模型、时间序列计量模型、金融模型、增长模型等。尽管从理论结果来看，这两种模型没有实质差别，用连续性模型能得到的结果也基本上能用离散模型得到，但跟连续性的模型相比，离散模型的主要优势在于方便进行实证分析，因为观测到的数据都是离散的。

张德存：
田教授：您好
您所研究的“激励经济机制的设计”的进展如何？很想知道你所研究的内容有哪些？请作一些介绍。
Edmond_139：
田教授,您认为现有Mechanism Design理论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 谢谢! 祝您健康

答：激励经济机制设计无论是从本身的理论发展还是将其基本理论及其思想应用到其他经济学领域中，都在不断地进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几乎可以用到所有的经济学领域。激励机制理论除在信息经济学、最优合同理论、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应用，并成为其基本的分析工具之外，近年来还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学（如宏观最优动态合同理论、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等）、劳动经济学（如激励劳动合同理论）和转型经济等理论研究中。它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给定的基本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假设，在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设计出一套机制（游戏规则或制度）来达到预定的目标。
机制设计理论的思想非常深邃，机制设计理论及其中的激励或激励相容的概念已成为现代经济学近30年来最重要和最核心的理论和概念，其理论的抽象方式可以媲美于数学中的拓扑学，抓住最本质，最具有共性的东西进行分析。本科、硕士及博士早期阶段的课程学习，主要是将经济制度或机制视为给定，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主要是将市场机制作为对象来进行研究经济现象和个人的经济行为，但这种研究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更优越的经济机制，市场失灵时怎么办。并且人们在现实中处理事务时并不是这么死板，而不考虑具体客观现实环境及人的行为，用固定不变的方式或游戏规则（即机制）来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时，应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环境和不同行为的个体，采用不同的游戏规则。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就是研究经济机制和制度的最优选择、解决市场失灵、针对给定的制度环境、现实环境、人们的行为类型，设计出（最优）机制，即使每个参与者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也能同时实行设计者想要达到的预定目标。
我个人最近关于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有生产规模报酬递增或具有外部效用导致市场失灵的经济环境类设计出激励机制，它执行（implement）了某种社会目标，如边际成本定价、平均成本定价规则。垄断的公有制企业通常要根据社会利益或某种标准来考虑定价，如用边际成本定价、平均成本定价，但这些规则通常是激励非常不相容的，这样就需要设计出某个激励机制来执行它。

Jbshen：
田老师：您好！
我想请教一个关于技术进步的数学表达问题。通常，我们用如下生产函数来表示生产过程：Y＝F(L,K).其中，函数法则“F”被认为表示技术。因此，技术进步就应该表现为函数法则“F”发生变化，比如，从F变成了G。可是，在经济学文献中，无论是Harrod、Solow还是Hicks都将技术进步表现为函数法则不变条件下的生产要素增加。也就是，将生产函数写成如下形式：Y＝F（AL，BK）。
我以为，有些技术进步（也就是函数法则变化）是可以被“转换”成生产要素增加的；但是，应该还存在不能够被这样转换的技术进步。我觉得熊彼特的创新就是这样的技术进步。虽然，新增长理论说它们将熊彼特的思想模型化了，但是，总觉得远远不够。
我也知道这可能是由于受到了数学知识的限制。
我的问题是，您认为我所说的这种不能被转换为要素增加的技术进步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么，它能否被模型化？如果能够，思路如何？
谢谢！顺颂 教安！

答：这样处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分析的方便，能够得到显式解。在许多情况下，采用更为一般的关于生产或效用函数的形式，将会增加分析的难度，但得到的结果在实质上往往都是一样的，没有本质差别。这样，人们不妨采用简单形式的生产函数或效用函数。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们总是从最简单的情况出发，再逐步考虑更复杂的情况，这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总是从简单到复杂。增长理论也是如此，经济学家通常假定生产函数是齐次函数，即 特别是更进一步假定它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这样就会出现你提到的技术进步可表现为函数法则不变条件下的生产要素增加的情况。也就是，可将生产函数写成Y＝F(AL，BK)。当然，你可以研究这种不能被转换为要素增加的技术进步，但问题是你能够得到实质不同的结果吗？如不能，就不能算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结果。我尽管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但我猜想，我的直觉告诉我，多半得不到实质不同的结果。

luofumin：
我看过田教授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写得很好。请问田教授如何评价我国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现状、问题、原因、对策”的这种研究框架.它与你所说的基本分析框架有什么异同吗?

答：我想从形式上来说，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现状、问题、原因、对策”的这种研究框架与我所说的基本分析框架有相同的地方，即都想通过现状和问题，找出造成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根本的差别在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考虑问题时要求具有逻辑严谨的理论分析模型，最好还能加上实证检验。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任何一个理论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所以在讨论和研究问题时非常注重它的约束条件或边界条件，不会将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作用无限扩大和滥用。国内许多学者（包括有些知名的海外教授如张五常教授，用中文写文章和讲话时）在下结论或给出对策时根本就谈不上严谨，大言不惭，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就给出结论，将其结论的作用无限扩大，这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同时，由于他们自己基本训练不够，数理基础不好，没有掌握严谨的分析工具，却反而嘲笑应用模型来进行严谨分析的学者，其结果只能是误导学子和大众，他们的观点和结果一旦被政府接受，将会有可能造成重大失误和严重后果，最后反而被真正的经济学家和广大学子瞧不起和嘲笑。

Wxwwilliam：
我的问题比较简单，就是经济学对数学的要求越来越高,所要求的数学应高到什么层次?
同时数学在经济学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现在一般的大学数学已经不够用了,同时您能推荐一下几门课程和教科书吗?
谢谢!

答：你的问题简单，但回答起来却没有这么简单，国内许多人，特别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给广大学子造成了很大的误导，非常不利于学生认真对待现代经济学的学习，造成学风，研究风气不好，不能与国际经济学术界接轨与对话。你的问题和上面的问题有关。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需要较高深的数学，就是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科学，在考虑和研究问题时，要求具有逻辑严谨的理论分析模型和通过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需要完全弄清楚一个结论成立需要哪些具体条件。这样以数学和数理统计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就毫不奇怪了，而它们也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每个学习现代经济学和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人必须掌握必要的数学和数理统计知识。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每个领域或多或少都要用到数学、数理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且不了解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很难准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也就无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更谈不上自己做研究，给出结论时所需要的边界条件或约束条件。理解概念是学习一门学科，分析某一问题的前提。因而你如果想要学好现代经济学，从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需要掌握必要的数学。
国内有许多经济学家由于自己不懂数学，掌握不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看不懂别人的文章，就否定数学的作用，让他们的学生也跟着那样。用产生经济思想的重要性或用数学就是远离现实经济问题这一武断的论断来否定数学的作用，否定技术性比较强的成果。谁也不否认经济思想的重要性，它是研究的产出。但没有数学作为工具这种投入，一般来说你怎么会知道思想这种产出是一种好的产品呢？怎么知道你的经济思想或结论成立的那些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呢？如不知道这些条件，又怎么能保证你的经济思想或结论没有滥用或错误地应用呢？世界上又有几个人能像亚当·斯密和科斯那样，不用数学模型就能发展出那么深刻的经济思想呢？既便如此，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在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他们的结论成立。况且我们处的时代不同，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非常严谨的社会科学学科。没有严谨的讨论，你的思想或结果就不会被别人承认。你不是亚当·斯密和科斯，或有权威的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基本上没有人会对你提出的思想进行规范和论证，你必须自己动手，用逻辑严谨的方法来证明你的想法或思想正确。
我也更不认同用数学来研究的经济问题就是远离现实。这是不值得一驳的缪论。难道大多的数学不是根据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吗？学过基本的物理学，读过物理科学发展史或数学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初等数学还是高等数学，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既然如此，为什么经济学就不能用数学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用过当时最先进的数学，写过《数学手稿》这一著作。学过高等微观或宏观经济学人都知道，它们里面用到许多数学，但所讨论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是来源于现实世界，非常具有现实性和指导性，怎么就能说用数学研究的经济问题就是远离现实呢？许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的数学都很好，但他们获奖的理论多研究的问题都是来自于现实，对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我的导师赫维茨教授就是一位具有非常深厚的数学和数理统计学功底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思想非常深邃和具有相当好的经济直觉，没有多少人超过他。他还有一大特长，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无论是面对没有什么经济学和数学基础的普通人，还是具有高深经济学或数学功底的经济学家，他都可用通俗的语言或非常技术性的语言让对方了解他的想法或研究结果。我所了解的许多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用到了不少数学，但从和他们的交流或阅读他们的论文中，我发现他们所表现出的经济思想并不比那些反对用数学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国内著名中青年经济学的经济思想要少，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也非常具有现实性。
其实，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又有谁提出了真正的让人信服、能够传世，再放低点要求，只是很有新意的经济思想呢？我没有听说或看到。当然，我并不否定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所起到的现实作用，事实上我非常敬佩他们，是他们将经济学中各种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经济理论和现代经济学一些理论，灵活地应用或引入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当中去。但从纯学术的角度，从理论重大创新的角度来看，那些否定数学的作用，强调思想的重要性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并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目的新思想，他们中不少人只是想通过批评别人来遮掩自己的不足，但后果却很大，误导了广大的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子。
另外，从更现实或功利或减少风险的角度来看，既然真正有新意的经济思想很难得到，为什么不鼓励我们的学子脚踏实地地打好基础，让他们系统地学习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呢？不这么做，其结果就是培养出不少的学生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而不是从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着手。让学生打好基础，系统地学习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至少可以减少他们不能成为普通经济学家的风险。我之所以认为北美那种系统地，有规模地训练经济学博士的方法比欧洲那种师父带徒弟那种做法的方式更有效果，就是在于北美研究性大学培养出来经济学博士整体水平要高，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也就是博士质量的方差要小得多。在北美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经济学家按照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来严谨地研究经济问题，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而在欧洲，好的博士非常好，但数量极少。在国内，我看到了邹恒辅培养出了三龚、三陈比较优秀的博士，而没有看到那些强调认为数学不重要，思想重要的人培养出那么多好的博士！
所以要想比较容易地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就应打好数理和现代经济学基础。正如我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要学好经济学，至少要掌握好工科水准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及概率与数理统计的内容。学好了数学，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学起现代经济学来就会感到相对容易，可以提高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并且对进一步学习优化理论和动态最优等数学工具也大有帮助，这些数学工具是学好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不可缺少的数学知识。如想要从事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最好是学习数学分析。高等数学主要是侧重于掌握数学知识，及培养应用数学的能力，而数学分析却对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大有作用。许多学生害怕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证明，其原因就是没有学过数学分析，学过数学分析的人们对证明就不会感到那么困难。
其实，即使今后不从事研究工作，提高了逻辑分析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对日常工作也会有一定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与数学系本科生一样，需要必修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及概率与数理统计。该项课程计划已经实行了一年半，效果非常不错，取得了三个成效：（1）学生的数学水平及逻辑分析能力提高了；（2）努力学习的习惯养成了；（3）平均成绩（绩点）与前几届学生相比上升了。事实上，我在华中科技大学从99年开始推动经济数学双学位班，要求学生上数学分析等数理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从两年前开始，华科大经济学院主动要求所有的本科生必修数学分析等数理课程。
我认为，刚进大学的学生素质非常好，学好数学没有一点问题。只要我们从本科一年级学生抓起（抓晚了基本不行，弄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眼高手低，煮过饭的人都知道，一旦弄成了夹生饭，就很难办了），打好他们的数学和经济学基础，坚持不懈，几年以后，就会看出大大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财大去的第一个改革动作，就是将高等数学改成数学分析。我们财大教务处长何玉长老师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配合，我04年7月上任时全校教学计划已经敲定了，但何老师还是让我们改变教学计划，使得我们经院的本科生在当年就开设了数学分析课程。为此，教务处的同仁们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也趁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推行数学分析迟一年，可能会影响有些学生一辈子。现在，钱颖一教授刚上任担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动给全院本科生上数学分析。我猜想周林明年春季担任上海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后也应会推动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

henhenhen：
2、请田老师谈谈您对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学发展趋势的看法
3、请田老师谈谈对“经济学对于（转轨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怎样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这一问题有何具体意见
祝健康快乐！

答：我本人对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很难作出判断。我几年前，曾问过许多理论经济学大师，今后10年的经济理论发展方向是什么，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也许应用现有的理论到某个具体问题或应用现有的理论来发展某个领域是一种研究趋势。上世纪80年代开始热门的内生增长理论，博弈论的新分支演化博弈理论这些年开始凉下来了，而最近行为经济学、试验经济学、实证工业组织学开始热了起来。
关于经济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怎样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这一问题，我认为经济学还是能起到较大作用的。改革近30年了，我们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希望经济学理论能指导改革。现代经济学中大多数结果都是实证（positive）分析,主要是用来解释客观世界并作出理论推断。经济学除了用来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它还能够通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提出符合国情的改革方案或制度安排。只要现实经济环境基本满足一个理论成立的那些约束条件，它就能指导改革，得出科学的逻辑结论并能据此作出科学正确的预测和推断，而不一定需要用实验就能知道最终结果。
另外，学好经济学能让人变得更聪明。它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工具，考虑问题的方式，都可以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去。它同时也涉及到许多其他学科中的知识，如心理学、哲学、数学、生物学、社会学及政治科学等，是一门庞大精深而又普通的学科。如我在1993年主编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总前沿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怎样作决策的学问，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既包括政策制定者如何‘经国济世’的大谋略，也包括一家一户、摊贩厂商怎样‘打醋卖盐’的小计划。所以，无论你是鲜衣华盖之辈，还是引车贩浆之流，经济学都与你息息相关。”

Chow：
问题：一般均衡理论在哪些方面还很可能做出贡献？

答：我对这个问题准确答案不清楚。但总的来说，一般均衡理论在经济学许多领域，如宏观经济学、金融学和增长理论等学科将会继续发挥和发展。由于经济活动，各个行业相互作用及相互依赖，因而经济学家需要用一般均衡模型来处理问题。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思想是非常精髓的，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基本、最成熟的一个理论，它为研究市场建立一个参照系和基准点，它为研究市场失灵奠定了基础，近30多年来研究市场失灵的各种理论和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学派都是基于一般均衡理论而产生的。

l 关于学科建设

光阴的故事：
1、我对您提出的在上财成立高等研究院的建议非常关注，可否请问您目前该项目的进展情况？
2、在您的组织下，上财经院已经首批聘请了10名优秀海外归国博士。由于国内科研环境与美欧存在一定差距，不知上财经院有无相应措施，确保这些优秀人才的学术科研保持与国际前沿接轨？
3、根据改革计划，上财经院还将将引进约20名海外优秀博士，不知这一计划大致在哪个时间段内可以付诸实施？
4、由于上财学院划分比较特别，经济学科分散在不同的学院，如经济学院、金融学院等。不知您对经院的学科定位，是对原有的学科深化，还是拓展学科方向（北大CCER、光华、经院都有自己比较完整的经济学专业群）？如果是拓展学科方向的话，会不会与其他学院产生竞争关系？您又将如何处理？

答：1、关于高等研究院的建立
谢谢你对上财成立高等研究院的关注。目前，经济学院正以“经济学创新平台”为载体，全面推进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学、科研的改革与创新。这一平台建设项目得到了教育部和财政部专项资金的大力支持。目前正通过倾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全面的教学体制改革、高层次的对外合作、筹建高等研究院、建立现代经济学实验中心和文献信息中心等措施，最终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打造成为一流的经济学院，使之成为能与国际接轨，具有国际对话实力的经济学教育基地和经济学理论、应用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改革，能够摸索出一套在体制内可实行的，真正具有推广价值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方法，供其他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参考，从而为中国经济建设培养众多高质量的理论和应用型人才。
建立高等研究院是“经济学创新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研究院已于2005年5月获上海财经大学批准筹建，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直属的高级研究机构，高等研究院旨在建筑起一个高起点的平台，通过项目制来凝聚海内外研究力量，以此承揽国内外大型的重大研究课题，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高等研究院将不仅在科研和学术交流等方面促进整个创新平台的建立，而且将在引领财大整体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完成组织结构与编制的审批，已聘用了两名研究员和一名行政人员作为筹备工作人员。德州A&M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甘犁博士受邀同我一起参与高等研究院具体筹建工作。筹建工作目前正在进行遴选和聘用高级研究员、拟定董事会、顾问委员会，及成立学术委员会等工作，并开始各项课题的申报与研究。目前正在规划在高等研究院下设“数据调研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由最新引进的海外优秀人才、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冯帅章负责具体筹建，对社会、经济、心理、健康和行为等各领域现象的数据进行整体设计、采集和处理，以取得微观层面的标准化信息，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从而推动诸多学科整体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创新。
2、关于海外人才的引进
根据我们的计划，经济学院在3年内将引进30名海外优秀博士。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位国际著名大学博士与经济学院签订聘用合同，其中已有10人报到，并开始承担教学任务。按照北美大学聘请终身教授或终身轨助教授的聘任标准，我们根据受聘人员现有的研究成果，高标准地聘用其中3位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其余9位为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我们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一个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他们今后能否在国际主要期刊上发表论文。经济学院最近一年来新引进的教师已经在国际主要期刊累计发表论文70多篇（包括担任现职以前发表的论文，按国际惯例这一指标反映了一个机构研究团队的科研能力）。这些论文发表在包括世界上顶尖的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等著名期刊之中，反映出现有师资队伍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
经济学院2005年的招聘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效应和带动效应。最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都先后在美国JOE和其他地方发布招聘信息，使得国内经济学优秀人才引进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也对上海财经大学进一步落实海外人才引进计划提出了挑战。不过，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面对竞争。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全面展开2006年人才引进工作。我们于2005年8月份率先在JOE上发布了招聘广告，并组织新一届招聘委员会，负责筛选与招聘工作，我们计划在2006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对海外应聘人员进行面试。
首批10位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凝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今年正式招聘工作还没有开始，已有不少学者对加盟上海财经大学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我们已经招到两名高水平的海外博士, 郑旭博士和冯帅章。郑旭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已经在国际顶级计量经济刊物上发表论文近十篇，后于华尔街金融企业担任资深金融分析师多年，具有高深的计量经济理论研究能力与丰富金融计量实证分析经验。按北美知名大学的聘任标准，他被聘为副教授。冯帅章即将在康乃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在国际主要经济学期刊发表了5、6篇文章，他非常看好我们经济学院的前景，决定不进入工作市场就直接接受了我们的聘请，被聘为助教授。
虽然我们学校的条件不是那么好，名气不是那么大，我们所能给出的工资待遇没有国内其他名校那么高，但我们学校领导，特别是我们的谈敏校长，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尽全力克服财政和工作条件上的困难，让我们引进的海外人才有一个好的工作和研究环境，在财大办公室非常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让每一个新引进的海外教师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而原有的教师无论多么有名都是几人一间办公室，或没有办公室），这需要相当大的气魄和决心。让我们这批海外引进的教师都非常感动，落实到行动当中去。他们完全是象北美的教授们一样严肃认真地对待教学与科研，大部分人都工作到深夜才离开办公室。现在许多海外人才在申请或受聘时告诉我，他们主要是看到了财大的前景才申请或来财大工作的的。谈校长，马书记和学校所有其他领导，对我们经济学院的工作给予了强力支持。没有校领导及学校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经院的教育改革将很难有所作为。现在我们财大人上上下下都非常支持经济学院的教育改革。校领导给予了我们许多特殊政策，全力支持，其他院系也给与我们许多支持，体谅和帮助。虽说工作较累，但让我开心的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学生们非常支持我们的改革，并且我在财大上上下下结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仁，大家都鼓着一股劲，决心将财大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
3、关于接轨问题
关于你的上财经院有无相应措施，以确保这些优秀人才的学术科研保持与国际前沿接轨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已充分的认识到，要做好一件事情，要实行既定目标，最先要考虑到它的可行性，面对各种约束条件，要将它们看成自己做事的生产成本，是必需付出或面对，而不能忽略的。为此，我们提出了学院的发展战略及工作方针。发展战略为：“注重存量、开拓增量、全面发展、打造一流”。工作方针为：“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依靠内潜、借助外力、量力而行、引进人才”。为了实现新老体制顺利接轨，确保海外优秀人才的学术科研保持与国际前沿接轨，我们进行了以下人事管理体制改革：
(1) 实行双轨制人事管理制度
为了向海归人才提供充分的激励，同时稳定现有的师资队伍，我们建立了开放式的双轨制人事管理制度。一方面，对新进海外博士的考核主要根据其国际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并设定职位晋升和聘任的基本要求，完全采用北美模式和北美研究型大学的要求进行评定，以此激励新进博士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多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论文，从而成为经济学院打造国际一流平台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对现有教师仍然维持现有的人事制度，但是，现有教师可以申请进入国际轨，接受相应的条件并享受相应待遇。
(2) 改革现有师资岗位提升原则
2005年6月经济学院岗位聘任领导小组确定了在新岗位聘任规则，提岗将优先考虑在国际三大索引指数SSCI、SCI和EI期刊，或国内社科12种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者，或国家基金资助课题（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主持和完成人。以此改变原来过于重视数量，而对高质量科研成果权重过低的现象，鼓励教师创造一流科研成果，多出精品，而不只停留在数量上。当然，对现有师资的激励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考虑到队伍的稳定，我们将逐步推进此项改革。
(3) 保证老师的教职，狠抓教师福利的改善
每一个教师不会因为我们的教学改革而失去教职，没有书教。需要提高专业水平的，算工作量让他们去选课，进修。逐步缩小双轨制教师间的差别。我们经济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收（这是中国的国情，而国外院长则没有这样的任务）。现在我们主要通过对外合作，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这种创收的方式，来提高我们教师的待遇。我们还将展开EDP等培训项目。我给我们学院老师的许诺是，在我任期内，老师每年平均奖金等额外的收入的增幅不少于20％。
4、关于经济学院学科定位问题
由于上财学校的性质，学院的划分确实比较细，许多经济学科分散在不同的学院。由于学院间在学科拓展方面不允许太多的竞争，这对我们经院学科的拓展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没有什么办法，这是我们经济学院必须面临的约束条件，需要面对，无法改变。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轻这种影响。比如，将现有的学科深化，向学校申报学校至今还没有开设的新专业，如我们正在向学校申报卫生经济学、法与经济学 、公司组织理论、管制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金融计量、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消费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和空间计量学、地方财政学、国际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等专业的设立。

henhenhen：
请田老师谈谈您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安排的独到之处.

答：首先我想借此机会说的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在过去10多年不断重视和持续加强现代经济学的学习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为企业、政府部门、社会培养了大量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实际应用型人才和理论型人才。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分析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更好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现在大多高校在继续保持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同时，不断引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在现代经济学教育方面，武汉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国研究中心率先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中系统地开设现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对推行现代经济学的教育起到了带头作用。现代经济学的大力推广与普及，为探索中国式的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参考与研究工具，推动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做得较有特色。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国家体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给定的先决条件下，我们经济学院在教学改革中强调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国策是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为了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工具，更好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为了培养大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用型人才和理论型人才，在经济学教育改革中，我们经济学院在抓好马克思原著学习情况下，也非常重视旨在诠释和研究市场经济体系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学习。为此，自2004年起，经济学院采取和深化了下列8大举措。
1、强化马克思资本论原著的学习
在本科教育中，我们在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两课的基础上，加强了《资本论》原著以及其他经典著作的阅读；在研究生教学中，我们在全院开设《资本论I、II》，作为研究生必修的学科基础课程。2005年秋季学期已经成功开设《资本论I》。中级和高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专业课，政经专业的学生必修，其他专业的学生选修。
2、加强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教学
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工具，更好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要求经济学院研究生必修《高级微观经济学I、II》、《高级宏观经济学I》、《高级计量经济学I》和《经济数学》，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金融、会计、国际工商学院、公共经济与管理等五大学院的800多名研究生都需必修《高级微观经济学I、II》、《高级宏观经济学I》、《高级计量经济学I》四门基础课。在财大，我们经济学院每学期要为全校研究生开设20个班左右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这可能是在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看不到的奇景，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也带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海外引进的大多数老师需要教这些课程，但还没满足对于短缺教师的需求。没有办法，我下学期，将给硕博连读班，经济学院博士生和硕士生合班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II。
3、数学基础课程改革
经济学院从2004年起，在本科教学中进行了数学基础教学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全面推行《数学分析》课程，代替原来的《高等数学》。这样不仅使学生具备了较好的数学基础，还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也改善了本科学生的学习风气，为学好现代经济学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从目前本科生的反馈来看，数学基础教学的改革效果非常好，并且得到同学们的广泛支持。
4、经济学－数学双学位项目
本项目每年从经济学院一年级本科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组建双学位班并单独授课，根据国际一流大学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标准，培养既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又掌握高深的数量分析方法，能从事经济、金融、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高级人才，为培养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奠定坚实的基础。双学位班第一期已经于2005年6月组建，并开始独立开课。
5、硕博连读项目
2005年经济学院联合校内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院、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启动了“硕博连读”项目。该项目根据北美一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培养要求，同时结合中国国情，设计了专门的培养计划。该培养计划既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的学习，也注重数理基础、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为此，进入硕博连读班的学生需要学习《资本论I、II》、《经济数学》、《高级微观经济学I-III》、《高级宏观经济学I-III》、《高级计量经济学I-III》这12门基础课程，还需要学习至少两个系列的专业课程，方能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该项目已于2005年2月正式开班，经济学院特地聘请海外知名教授和引进海外优秀博士担任现代经济学各门课程的教学，雄厚的师资力量大大地提高了“硕博连读”项目课程的教学质量水平。
6、全面推行助教制度
为了改善学风，提高教学质量，经济学院在2005年全面推行了助教制度，全院90％课程都配备了助教，2005年秋季学期助教人数将达60人。助教制度在落实平时作业、期中、期末考试等一系列教学安排，营造认真学习、热心教学的环境，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学院通过奖学金形式分配助教岗位，既激励研究生努力学习，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和家长的经济负担，而且也能带动经济学院整体学风的改善，增加研究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经验。
7、狠抓学风、教风
学风、教风这个问题很重要，是让大多数学生学好基本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前不久，我在提交给上海财经大学，网上也有流传的《关于改善上海财经大学学风、教风的建议书》中指出，现在教学、学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良好的教师职业精神与岗位规范尚未全面形成，教师教学投入不高，教学手段单一、课程设计较为粗糙、教学内容滞后，更重要的是，一些教师对学生基本上采取放任态度,这种放羊式教学直接导致学风低下。我在建议书中所谈的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不管一个教师的水平如何，都应该对学生负责，可以通过我所建议的那些措施让学生努力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因而，我在“建议书” 中提出了一些改良措施：规范课程提纲，细化课程要求；引进先进教材、传授前沿知识；规范成绩考核，加入期中考试、课堂测验、课外作业及阅读报告；采用助教制度，提高教学效果；拟定评分比例，突出排序作用；强化教学考核，规定硬性指标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北美正规大学的基本教学要求，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仅投入少，容易执行，而且见效快，效果大。即使学校投入不多的资源，在现有师资水平和客观现实条件下，也能大大地改善教风和学风，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能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最终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我提交给校方关于抓学风和教风的建议书受到了学校充分的重视，上海财经大学专门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实施方案，12月份还将要开教学会议，讨论本科教学“迎评创优”，抓好学风、教风的问题。
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已经从2005年秋季学期开始实行《建议书》中的大多措施，狠抓学风、教风，并聘请了60多名研究生作为助教协助教师推行新的教学计划。新的措施得到了大多数教师的支持，学生反映良好。我们相信一切切实有利于学生的做法终究会受到学生的欢迎，一切有利于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都会受到教师的欢迎，一切有助于提升学生培养质量，提高学校声望的提案都会受到学校与家长的首肯与支持。这些措施在经济学院的初步实行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经济学院大多数学生学习努力程度大大提升，整个学风焕然一新。学生们都非常支持我们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据了解，一些新生来上海两个多月了，都没有时间去逛街，连同时考入上海别的学校的老乡请客吃饭都一概回绝。
8、加强学术交流
为了让学生及教师了解经济学前沿，加强学术交流，形成学术氛围，学院举办定期学术研讨会、不定期学术讲座及各类学术会议。自2004年9月起，经济学院已经邀请邹恒甫、钱颖一、王一江、谭国富、丁学良、张欣、秦承忠、陈勇明、杨涛、文贯中、魏尚进、雷鼎鸣等10多位著名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到校访问，并作专题学术报告。同时我们还邀请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格兰杰来财大作学术报告，并与我院师生座谈。这些人的讲座即将编辑出版，书名为《名家学术讲演录――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一册》。
从本学期开始，以海外新引进博士为主体我院组织了每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展开学术交流。除我院教师报告论文外，学术研讨会还邀请了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Wolfstetter教授，Iowa State的王诚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朱晓东教授等作了学术报告。同时，我院新进海外博士还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前往复旦作学术报告，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
经济学院下半年以来，已举行四次国际会议。今年8月举办了“2005年全国高级计量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国内外30多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50多名专家、学者前来参加会议。经济学院还于今年11月与瑞典厄尔布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开放、创新与人力资本的作用”国际学术会议。来自瑞典、美国、英国等13个国家以及国内的著名专家、教授和学者近80多人参加了会议。国际计量经济学杂志主编、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萧政，国际计量经济学杂志副主编、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彼得·罗宾森，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戴维· 格林纳威等应邀在会议上作了高水准的主题学术报告，引起了热烈讨论。
同月，经济学院亚洲经济研究所举办了以“论可持续发展：中、日、韩经济发展的经验或教训”为题的国际经济研讨会，来自韩国江源大学、瑞典斯特哥尔摩经济学院、大阪商业大学比较地域研究所、香港珠海学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专家就中、日、韩三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展开讨论。
接着，经济学院转型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市东欧中亚学会共同举办了“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乌克兰经济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国家的研究机构及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本次研讨会。学者们就转型经济理论进行交流，并对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反贫困、贸易开放度、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目前我们已经与留美经济学会达成协议，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2006年年会。届时将有众多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会聚于财大，大大提高财大的学术交流水平，并提升财大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总之，我们经济学院进行的教学改革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狠抓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两大方面。为此，从海外人才大力引进、教学改革、改善学风、教风，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成立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机构、促进学术交流这些基本方面抓起。同时我们的改革也是基于中国大学教育现状进行的，因此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我们的许多改革措施一经公布和实施，便引起了较大反响。目前，经济学院师生正在将改革的压力转变为工作和学习的动力。引进人员在瞄准国际前沿的同时，也注意将研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原有国内教师则加强了国际交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与海外学者开展合作研究，撰写学术论文。数学分析课程的开设、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的实施以及几乎每门课程都布置作业并推行期中考试的做法，促使学生努力学习，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让学生获得较强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更新能力，使之他们将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对话的能力。
尽管我们还将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困难，也许会遭受到一些冷言冷语，误解、误会，但我们决不会半途而废。只要我们实实在在地认真落实以上这些举措，上下齐心合力地按照我们既定的方针去做，几年以后就会看到大的效果，我们会有一流的师职队伍，一流的研究人员和一流的学生，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一流理论和实际应用性人才。

Shendu：
问题1： 面对现在国内有意无意的学术道德问题，如何规范国内的经济学学术研究？
问题2：面对各个学校普遍存在的教师职称晋升和聘任制度，如何处理踏实规范地做学问和为了应付职称而仓促甚至昧良心的出低水平的文章？如何规范现有的学术期刊的质量？
问题3：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现在国内大部分学校还没有国外90年以前的经济学核心数据库，所以只能拣拣国内现有的用。稍微有条件的把很难将数据库共享（这也可以理解）。所以既然正外部性这么大，可否说服政府投资建立共享数据库还是有其他途径？

答：你提的关于规范国内学术研究，严谨地做研究，如何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等问题都是非常大的问题，牵涉到诸多方面，一个学院，乃至一个学校的单方面的行动，在短期内是很难解决的，需要逐步地，从点到面，渐进地解决。作为我们经济学院，我在上面提到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已经谈到了一些。首先，我们对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实行高标准、严要求，对新进海外博士的考核主要根据其国际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进行打分，并设定职位晋升和聘任的基本要求，完全采用北美模式，以此激励新进博士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多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论文。这样，通过改革，让我们海外人才基本保持学术规范，应该问题不大。其次，我们经济学院改革现有师资岗位提升的原则，也许会减轻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国内的权威期刊，国家基金还是比较规范的。我们经济学院制定的新岗位聘任规则是，提岗将优先考虑在国际三大索引指数SSCI、SCI和EI期刊，或国内社科12种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者，或国家基金资助课题（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主持和完成人。改变原来过于重视数量，而对高质量科研成果权重过低的现象，鼓励教师创造一流科研成果，多出精品，而不只停留在数量上。这些措施是我们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院所能做得的事情，应会有一定的成效。
至于你的第三个问题，我无力做到，因而无法回答。不过，我们筹建中的高等研究院正在全力建立数据调研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由最新引进的海外优秀人才、康乃尔大学毕业的冯帅章博士负责具体筹建，对社会、经济、心理、健康和行为等各领域现象的数据进行整体设计、采集和处理，以取得微观层面的标准化信息，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从而推动诸多学科整体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创新。我们这个中心，将是开放式的，实行资源共享。

Andynfan：
请问国内各种经济学杂志在规范方面，在提高学术水品方面该如何努力？怎么在这方面跟国际接轨？

答：这个问题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在当前环境下，经济学家的整体素质还不是那么高，由于要求教师的职称晋升和聘任时要有文章发表，即使硕士研究生也不例外，这样对杂志的需求大，但数目有限，人们于是就会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行贿，付钱，想方设法的发文章，这质量能上去吗？由于对期刊杂志的需求很大，经济学期刊杂志仍然是短缺，办杂志有“大利”可图，各种质量不齐的杂志就应运而生。多数杂志根本没有什么激励措施来规范学术要求，比如采用匿名审稿等手段来提高学术水平。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地开展工作。
首先减少需求，不要求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有论文发表的要求。硕士教育主要是为社会、企业和政府部门培养应用型人才，侧重方法与手段等应用能力的训练,完全没有必要要求发表论文。即使博士教育主要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培养高级教师和研究型人才，但在攻读博士阶段，应打好坚实的理论和专业基础，学习如何想问题、做研究，而不是要求发表文章。海外一些华人教授，如谭国富教授，就曾打电话给我，建议取消博士生期间发表论文要求的规定。北美的经济学博士生极少能在学习期间能发表学术论文的。文章发的再多，没有质量，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实实在在让学生多学点基本的知识。我经常也对我的博士生说，拿到博士，只是刚刚进入做研究的门槛，研究的生涯从这里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财大校学术委员会上极力支持取消硕士生要发表论文要求的主张。大家也许从网上知道，我们财大从今年起，不再要求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当然，取消硕士生、博士生发表论文要求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加强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和提高教学要求，做好学位论文。否则的话，真是让学生“放羊”了，还不如不取消。
其次，提高经济学教育水平，只有整体经济学家的研究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提高经济学期刊杂志的学术水平，才能与国际接轨。
第三，引入竞争，对学术期刊的刊号的批准不要卡的那么死。由于办新期刊需有刊号的要求，有行业准入的限制，现有的期刊不太担心竞争。当申请不到刊号时，期刊只能以书号代刊号，但这还是有问题，许多学校所承认的期刊，一个基本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期刊号，如果不是就不承认。我认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就办的比较规范，采用匿名审稿制度，由于没有刊号，在许多学校，比如我们财大，就不被承认为有分值的学术期刊。

nancy90：
能否就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谈谈我国离诺奖究竟有多远?我国的经济学发展方向究竟在哪里?

答：很远，保守估计，至少20年之内没有中国人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经济学理论或创新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必然在获奖之前的相当长的年份中就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注意。按照这个现象作为依据，我知道我的判断八九不离十。当然，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于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的现状及现实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当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与国际接轨，与国外的经济学家一起竞争，研究那些无国界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打入国际上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Lyuhighly：
田教授：你觉得在国外进行研究和学习与在国内进行研究和学习有什么区别？

答：我在前面谈抓教风、学风，规范学术研究，提高经济学期刊杂志水平已经谈过一些了。这里主要谈谈中外对待学习的差别。从学习方面来说，中国的学生进大学后越学越轻松，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低，而在美国的学习却恰好相反，也更具合理性。因为，随着掌握知识的难度不断增加，本科生所学比中学生所学难，硕士生所学比本科生所学难，而博士生所学又比硕士生难, 这样学习边际成本，也就是学习的努力程度，应该是不断地上升。但在中国，学生一旦进入大学后，学习努力程度就进入了抛物线的后半段，持续下滑，由于没有什么学习压力，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努力程度就一路下滑，以往在小学、中学和高中所形成的努力学习的优良传统逐渐消失，耽误人生学习最佳黄金时段(精力最充沛，记忆力最强，思维最活跃，学习时间最集中，没有工作、家庭、社会负担)。
另外，在国外，一学期有许多考试，期中考试在国外大学，特别是本科课程一般是1至2次、甚至3次，这样可以让学生一直保持旺盛的学习状态，减轻学生放羊的程度或机会。而在中国现在经济学课程考试一般都是期末考试，一锤子买卖，而考试又是背一背即可通过；平时基本不布置作业习题，没有课堂测验、期中考试；除了期末考试前一周，相当一部分学生平时基本均处于“放羊”状态。这种教学方式难以培养学生的探索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激励学生勤奋努力学习。以前学生的那种“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在校生活节奏在一些地方已被“网巴、歌厅、咖啡厅”的快乐学生生活所取代。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是我们的老师和学生的素质差及教师待遇低。从根本上，我不同意“高校缺乏经济学教育的人才”及教师收入低是教风不好的原因。教师尽责是其教书育人的职责所在，学校应该加强要求，难道收入低，就该不负责吗？文革刚结束时，老师们社会地位及收入待遇比现在低很多，但教风要好很多。学风不好的根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教学要求、教学考核制度、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则不完全，不合理所造成的。这样，学风和教风急需改进，对学生负责，让学生学到扎实的知识，培养他们自我更新的能力，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要解决现在经济学教育界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改良现有的教学管理考核规章。所谓“改良”就意味着我们并不需要大动干戈、除旧立新式的复杂彻底的改革；我们其实只需进行少量简单易行的规则完善，便可以解决问题的大部分，取得非常显著的效果。因而，我在提交给上海财经大学《关于改善上海财经大学学风、教风的建议书》提出了一些改良措施：规范课程提纲，细化课程要求；引进先进教材、传授前沿知识；规范成绩考核，加入期中考试、课堂测验、课外作业及阅读报告；采用助教制度，提高教学效果；拟定评分比例，突出排序作用；强化教学考核，规定硬性指标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北美正规大学的基本教学要求，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仅投入少，容易执行，而且见效快，效果大。即使学校投入不多的资源，在现有师资水平和客观现实条件下，也能大大地改善教风和学风，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能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最终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当然，这些措施只是改善学风和教风的一些基本措施，有了这些措施后，就可推行更高层次的措施，以便更进一步地改进教学质量，让学生更努力的学习。
中国大学学生的基本素质可以认为是属于世界上最好的。他们也是愿意学习的，而且肯努力学习，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在教学服务与管理上对他们抓紧。我在美国教过和接触了许多中国学生，尽管他们在国内学习松懈，不努力，一旦来到美国后，在学习的压力下，他们都能很快适应这些措施，学习异常的刻苦、努力，好于大多数其他学生。他们都普遍感受到，相对与国内“放羊”的学习模式，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确实踏实的学到了许多知识，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底。这些方法在美国高校教育的成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异常刻苦、表现优越的现象使我更坚信它们是合理的、正确的，只要我们去做，是可以成功的。
我了解到网上有人质疑我所提出的措施是“教育小学生的方法，没有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自由”。他们认为学生在大学里应当给予其大量的自由学习思考的机会，减少课堂授课及考试的数量，使得学生能够发挥其创造性。这种想法不现实，事实上大多学生会利用给予他们的自己时间去做其他方面的事，而不去进行有创造性的思考。事实胜于雄辩，让事实说话。全世界的学生都一样，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能轻松毕业，一定不会去努力学习。如上所述，建议书种所这些措施事实上都是北美正规大学基本教学要求，实践证明效果很好，世界上100所最好的大学北美就占了80多个，培养了最多的优秀研究型人才。北美经济学博士的水平一般要比国内的经济学博士水平高多了。
学习方式可分为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两种。从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前期阶段，对学生学习模式的设置主要还是以被动学习方式为主，以学习考核大量的现有知识结构为主，通过大量的课堂教学与考核使得学生牢固的掌握各门基础知识，为今后的自主学习与科研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经常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没有之前的“踏破铁鞋”、“山穷水尽”的努力学习，怎么会有以后作出研究成果的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或今后在工作中处理问题时的那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得心应手的结果呢？
其实，任何一个创造性观点或理论的产生都是建立在长期大量的知识积累之基础上。大学校园中的本科学生，他们有旺盛的精力与活跃的思维，如果采用科学的措施积极培养，便可以使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打下牢固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盲目强调给学生自主学习的自由，而在给予学生自由的同时，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管理手段，那么除了一小部分自律性及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外，大部分的学生都会“放羊”，放任自流，白白耽误大好的学习机会与时光。这正是我们现在高校经济学教育所普遍存在的问题。

逆风飞扬：
请问田老师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首先，中国的国家体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在这种先决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现代经济学具有更大的意识形态性。其次，它也是一门经济学学科，它需要发展，需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济学院在教学改革中非常强调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求学生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另一方面，中国的国策是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而现代经济学（国内称之为西方经济学），尽管它涉及到意识形态，是为市场辩护的，但意识形态在中国相对没有那么强，否则小平同志也不会说，市场制度是人类共同财富，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大意如此），中国也就不会决定搞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了。
既然中国的国策是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而现代经济学又主要是研究市场的，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实证性（positive）的分析，是描述市场经济现象和研究经济人在市场制度下的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它研究市场制度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下，它能良好的运行，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失灵，从而找出修正，替补的办法，应制定什么样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让经济总是保持正常运转。这样就需要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工具，更好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为了培养大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用型人才和理论型人才。因而，在抓好马克思原著及其基本原理学习条件下，也应该重视旨在诠释，应用和研究市场经济体系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学习。
所以要正确处理好国体及国策的辩证关系。其实，它们两者也并不矛盾。学过高级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人都知道，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告诉我们，要想市场制度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除了竞争性等一些假设外，还有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对商品需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永不满足(non-satiation assumption)。所以市场制度就是基于人在追求经济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自利现象的而产生的。如果人都不是自利的，我们就不需要市场制度了，共产主义也就可实现了。自利性行为假设在现阶段不仅合理，更重要的是，按这假设制定规章制度时风险最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党纪国法（关于自利性行为假设的详细讨论，见拙作《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我认为，要实行共产主义，只消灭私有制还不够（想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及前苏联），还要消除人的自私自利行为，但消除自私自利行为不是短期能实现的（如能消除的话），即使是长期，也很难说，所以市场制度还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这样，按我自己的理解，中国搞市场经济的国策主要是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的，是认识到了人们思想水平还达不到大公无私的地步，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改变（按小平同志的话说，现有国策一百年内都不能动摇，动摇不得！），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从辨正唯物历史论的角度，讨论将来的发展趋势。这样，它们的侧重点不同，现代经济学主要是讨论和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讨论将来的趋势。从逻辑上来说，它们并不矛盾。

l 中国经济改革

jingwenfeng：
请问田教授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是否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利用外资银行大举向海外转移资产？如何构建中国金融安全网络？

答：在2003年10月份《比较》杂志上，我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王一江教授曾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两难与外资作用》。在文中，我们提出了大力引进外资银行、加快推进金融改革的这一战略性建议。文章认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两个两难：一是效益与整体风险的两难，二是改革紧迫性和完善制度环境长期性的两难。外资对于解决这两个两难有着特殊关键的作用。利用外资是我们提出银行业整体改革三个步骤中关键的第一步。在当前，中国应该尽快充分地利用外资，采用参股、合资先行，然后独资的方式和顺序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方式将有利于解决两难选择，推动和加快银行业的改革进程；有利于银行体系平稳转型及应对2006年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的冲击；有利于改善竞争环境，提高银行治理结构，引进现代金融管理人才；以及有利于建立与完善产权明晰的现代银行制度，实现商业化经营的目的，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发展。两年后的今天来看，现行的关于鼓励银行引进外资的政策或多或少与我们的建议有相同的地方。
中国银行业有“百端待理、百废待举”之势，以利用外资作为改革的一个战略，我们认为是一个可行的突破口，但它不是“万应良药”，弄得不好，也会带来风险和弊端，对金融安全带来问题。为了减少风险，增加金融安全，我们文中在对外资银行引进和对银行业改革的同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各项公司治理规章制度，建立信用记录、监管机制及金融安全和风险管理法规与体制。如，
(1) 建立国家层次的金融安全和风险管理规则与制度。这些和制度的建立应与银行业改革同步进行。比如建立类似于美国FDIC(Federal Deposit and Insurance Corporation)的国家强制储蓄保险，以保障小储户的生计安全。一旦银行业开放，必然出现大量的中小型银行(包括地方银行、城乡信用社，民营银行) ，而储户多为中低收入民众。 银行的盈利和增长有如积露为饮，而一旦出事却似江河决堤。 一旦有经营不善或恶意经营，对储户的影响可能是一生储蓄的损失，这将会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可能引起社会不稳。所以在开放银行业的同时，必须建立强制储蓄保险机制。
(2) 信用记录的建立。中国现在既无个人信用的记录、检索、使用，也无企业、公司信用的记录系统。这是一个商业社会所必须的。政府应努力促进其建立，发展和使用。
(3) 监管与自我规范。金融、银行业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智慧性产业，由于风险的三高：经营风险高，道德风险高及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风险高，应尽快建立现代金融、银行监管体系。除此之外，也应努力促成其行业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机制和传统。

总之，要规范管理。否则的话，即使外资银行不进入的话，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样地会向海外转移资产。

农家小民：
田教授，您好！
中国真如朗咸平所言那样没有信托责任吗？中国国企产权改革还应该按现在模式走下去吗？中国经济发展会持续下去吗，会持续多久？
中国经济发展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体制问题是根源吗，为什么很多问题一到解决不了的时候都归结为体制！

答：郎咸平将MBO进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归结为缺乏信托责任。他认为，主要是缺乏信托责任导致职业经理人越位，进而侵吞股东资产和利益。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也许可以找出许多例子。但他将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的原因归结于是由于中国缺少信托文化，没有找到有“良心”的职业经理人。他认为，缺乏“信托责任”是导致中国国企不敢聘任“职业经理人”的直接原因。他认为“信托责任”就是“良心”。经理应当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国企老总只有具备良心才能做得好”。也就是，只要找到了“雷锋式”厂长、经理，国有企业就会搞好，从而反对现有的国有企业产权明晰改革。 但根本的问题是，尽管也许存在一些“雷锋式”的厂长、经理，但能为全国20多万大大小小的每个国有企业能找到一个“雷锋式”厂长、经理吗？如果可能，中国根本不需改革，计划经济也就可以搞得好了。现实情况是这种假设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大多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我们要进行产权明晰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郎咸平在整体失效的产权结构配置前提下强调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托责任，以国资流失为由反对现有的国企产权改革方式，进而全面否定国企的产权改革方向，这种观点及其分析逻辑是完全错误的。
如我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郎咸平教授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就企图得出一个普遍性理论结论，这是犯了方法论方面的错误。郎咸平教授对海尔等几个企业的数据作了一番考证，就得出了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在流失的结论，以此就得出了要“国进民退”的一般性结论，更进一步又得出要建设大政府、要实行中央集权的结论。笔者认为，郎咸平教授的三个结论中至少后面两个结论是得不出的。即使所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在流失，怎么就可以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呢？打个也许不是那么恰当的比方，中央红军长征2万5，红军的数目由8万减少为6千，你能说这长征错了吗？这就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代价（尽管这个代价也许不是最低代价，也许能做得更好），要看最后结果。其实，是否“国进民退”根本不取决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从效率的角度讲，在同等的条件下，谁的效率高谁就应该进，而另一个就应退。这样，除非他能证明国营企业一般比民营企业的效率要高，否则就不能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从理论到实践，整体上讲，在现今人们思想水平不少那么高的情况下，得不出国有经济比民营经济更好的结论，从而得不出“国进民退”的结论，结论可能恰恰相反。因而，国有资产流失既不是“国进民退”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是一个与“国进民退”不相干的条件。另外，即使需要“国进民退”，怎么有可能得出要建设大政府、要实行中央集权的结论呢？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用来检验在经济上实行中央集权，能让国家富强呢？
一个好的激励相容的经济制度、机制或游戏规则，即使在人都不是“雷锋式”的好人的情况下也能让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产权明晰的产权制度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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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田国强教授在百忙之中悉心地回答网友们的问题，向田国强教授认真严谨的学者风范致敬！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