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处在人类社会第四次经济革命中
王海玉
内容简介:本文是《简论人类制度社会发展史》节选。经济革命就是带有一种跨越式、有着浓重的外动力作用的制度变迁。文章主要是作出制度发展史、制度形态性质概念的规定及经济制度社会基础内容的概括。简单扼要的指出经济制度变迁过程:阶段性、时间空间性。展示了第四经济革命在中国的发生,这一过程的三个大时段、九个小时期及其时间。
关键词 制度社会形态 制度性质 经济革命 制度变迁过程
所谓经济革命,从整体上即经济制度形态发展史上看,是一种经济制度形态跨越式的变迁。从制度结构上看,是劳动制度、生产制度、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有程序的由旧制度向新制度的变迁过程。
尽管经济学中对制度和经济制度使用的频率很高,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不同的经济学家赋予制度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从认识论出发,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必须由个别、局部开始,向一般化、整体性认识上发展。对经济制度的认识也是一样,在制度经济学发展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不可能出现从人类经济制度社会发展史的整体上认识。为了方便理解和讨论,这里以人类经济发展史给经济制度作一个概念规定。所谓经济制度,就是人类劳动价值创造、劳动价值形成、劳动价值实现的规则。
(一)经济制度形态发展史
人类经济史也是人类劳动活动发展史。劳动创造了人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社会。假设劳动人是追求自己生存权利的最大化,必须依赖强力的均匀分布,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其最优选择就是组成与其资源条件及劳动方法约束下的不以本身意志为转移的组织单位,即通过集体意志力才能生存下来的劳动体,并使用动力工具和动作工具相互运作创造出物品来满足共同的生存需要。接下来是劳动体的生存权利平等最大化追求,必须依赖武力的均匀分布,其武力竞争的结果就是创造出比所有劳动体更高一级的分配管理机构来执行相应的规则规定即制度,从而约束劳动体内部的混乱性及外部的冲突性,以实现劳动体之间的生存权利的平等。这样构成了经济管理机构劳动体,也称作政府或国家。
动力工具及动作工具相互一体运作称作劳动方法决定着劳动体的层次设置与规模大小,也决定着劳动活动相互转移的方式即交易制度,进而决定着人们的交易观念及交易意志力。因此决定了人们的生产观念和生产意志的同时也决定了人们的分配观念及意志。所以,评判一个经济制度行为也只能从制度物质的存在中去寻求,正如评判一个人不是只听其言语一样。劳动方法的发展和原来劳动体制的矛盾推动着新劳动体的形成。新劳动体就出现导致新的生存权利平等最大化要求,即新的生存平等权利意志力出现。当我们要考查这些变革时,要把那种可以用统计学上精确地数字变化与另一种法律规定的变化分辨清楚。可以看出精确的数字变化在前,法律规定的变化在后。
动力工具和动作工具可以说是人类积累劳动的象征。它不仅蕴涵着人类科学技术知识的结晶,而且也只有它们才体现出人类数千年来积累劳动的存在。正是这种积累劳动被看作物劳动。物劳动也就要求得到受益权,通过劳动管理者来执行。这样一个劳动体内物劳动受益权与活劳动的收益权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的平衡就是劳动关系的形成。两种权益的斗争不仅是劳动体生存的关键,而且成为分配管理制度形成的基础。对不同受益权的保护形成不同的分配管理体制,诸如协议制、君主制、代议制等以适应对生产劳动体受益权的保护。受益权的扩大化,就有可能侵犯活劳动的收益权,正是对收益权的侵犯导致产生相应的创利集团。对新劳动体生存收益权的建立才意味着光荣革命。劳动方法的发展史也表现为劳动制度的发展史。劳动制度的发展,带动交易工具(货币物态)的发展。正是交易工具的不一样引出交易制度的不同,也就是生产制度的不一样,有了产业构成的不同,被概括为经济结构的不同。经济结构上面建立着分配管理机构制度,它制约着消费和积累的增长,是权利制度的表现。人类经历了协议制、君主制、代议制三种权利制度,可以把它们看作不同的经济制度社会形态。由此而论,人类经济发展史也是经济制度社会形态发展史。
所谓经济制度发展史,一方面说明每一个经济制度都具有暂时性,即有一个发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形态都有一个成长到衰弱的现象,即一个老的经济制度形态被一个新的更高级的、更先进的经济制度形态所替代。这个替代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经济革命。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的变迁最基本的推动力当是劳动方法的提升,同时也是劳动人制度创新的过程,即权利不均匀分布的最优选择过程。
(二)经济形态性质
经济形态性质由三个方面来决定。第一,劳动方法的使用决定劳动制度性质。劳动人生存平等权有着它主性,就是说劳动人生存权是否平等取决于外部条件,然而化解外部性条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组成一个单位劳动体。这种团体内有一个统一的分配制度实现相对生存平等权最大化。换言之,生产劳动体的存在是为了化解个人劳动力生存平等权的它主性外部条件,通过相应的劳动力收益权分配制度来体现劳动力相对生存权的平等性。但是,生产劳动体的组成,一方面受到劳动方法,即动力工具与动作工具科学技术水平的约束;另一方面,受到来自分配管理体上意志力,即相应交易制度上体现生存权利的约束。在只有人力作为动力工具的劳动活动下只能形成集体所有权的劳动体,与之相应的是集体劳动体的生存平等权意志下的劳役交换,即对劳动力直接占有的奴佣制度。二,当畜力作为动力下家庭劳动体得以形成,才出现了地主生产制、行政生产制度。佃佣劳动制度形成。三,在工业劳动中,金属制造出现以后,才有纱锭的出现。工业劳动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组成劳动体时才有工艺性,即离开多人组成的生产劳动体就不能进行产品制造。但是制造工艺过程可以多样化,因而可以因劳动力人数进行工艺的设计,所以工业生产中,动力工具和动作工具对劳动性质改变作用不强。但是劳动体外部生存平等权的约束条件就是显得格外重要。这就是合约交易制度下的雇佣劳动的形成。四,--
第二,生产劳动体之间交易制度决定了生产劳动活动的性质
劳动的分工是源于交易制度的存在。从人的主观能动性上看可以用一种强暴力量主持分配收益权,但是这个平等的标准无法建立。对每个人说可以进行1:1即二一添作五分配,两个人可以达到公平的心理要求。但相对一个生产劳动体的生存平等权就不只是一个心理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存在问题。从心理要求来分配就可能召来冲突与混乱。(集体生产劳动中,耕地的界定常常出现打群架现象证明这一点)这就必须找到一种意志力量。确切地说,找到一个工具体现那种强大的意志力量来主导分配。这就是交易工具即货币。货币的职能衍生出其功能机制来体现分配意志力作用就满足了劳动体的生存平等权的要求。在没有度量衡的情况下,这种相等物态就只能是劳动力本身即劳役,表现出交易的意志力的命令性质。就是说通过劳役币交易的产品,称作生存品交易(交换)。通过实物币交易的产品,说明劳动体制造的产品是自给性质的,称作自给品交易。纸币交易下的产品才呈现商品性质。未来是通过电子币进行交易的产品才具有市场品性质,称作市场品交易。总之,交易制度决定了生产劳动活动的性质及其产品性质。
第三,经济制度结构与分配管理机构的关系决定了经济体面貌。劳动体和劳动方法的结合表现为一种劳动制度。劳动体和交易制度相结合形成了相应的生产制度。换言之,生产制度的性质取决于交易制度的运作,就是说,通过了交易制度实现了生产劳动体的收益权。生产劳动体有了收益权后才能满足劳动力个人收益权,从而满足生存权需求。但是,生存权不只是收益权一个方面,还有受益权方面。这种收益权、受益权在经济体上反映为消费、积累。那么,收益权和受益权的分配如何进行呢?首先,取决于经济体中的管理体是保护什么性质的劳动体。因为生产劳动体的收益权来源于交易制度,所以,交易制度也决定了生产劳动体与劳动力的关系。反过来说对劳动体生存平等权的界定产生不同的劳动关系,诸如,奴用、佃用、雇佣、聘用等等。个人劳动力取得的收益权也分成不同性质的收益。在奴用收益权下只能维护劳动力个人的生存,人口的生产和教育却由生产劳动体承担。在佃用收益权下只能维持劳动力家庭的生存,人口教育不得不由经济体承担。在雇佣收益权下,既维持家庭生存,同时人口教育由家庭来承担。但是对科技知识的开发由生产劳动体承担。在聘用收益权下,个人劳动力有了收益权,所以可以承担科技知识开发的投入,从而形成知识产业。其次,取决于管理体推行的交易制度,正是这种交易制度决定了生产劳动体的受益权。例如,在指令交易下,生产劳动体是“租金”受益权,契约交易下是剩余受益权,命令交易中是配给受益权,法定交易下是分成受益权。所以受益权决定了积累(扩大再投入)的方向及投入的量。以上三种受益权,形成社会消费、积累,形成一个经济社会的完整发展过程。但是,因为经济体分配制度不同即收益权、受益权的不一样出现了经济制度结构的不一样。所谓经济制度结构,一方面指根据生产劳动对象不同划分为不同的产业(部门),诸如狩猎、农业、工业、服务业、科技业、知识业、信息业等等。另一方面指根据生产劳动制度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生产体制度,诸如合伙、个体(户)、国体、联合体、股份制等等。在经济结构上建立起管理机构,所谓管理机构是指权力机构的统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即管理中的条条及层次关系。根据这种关系的不一样可划分为协议制、君主制、代议制等等。经济结构和权利管理机构的一体化表现为经济制度形态面貌。在新经济制度形态形成初期,由于消费的快速增长(源于新动力劳动方法的迅速扩展,劳动效率迅速增长,导出收益迅速增加,受益量的高速攀升),积累预期好,故几乎所有受益权都转入积累上。但达到一定期限,随着集中,垄断程度的加强,积累预期风险的增加,管理者开始追求投机和享受,从而侵占受益权,转变成食利集团。食利集团的扩大说明侵犯受益权的情况越严重。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经济效率的下降(不增长),而且导致经济体管理机构的不可治理性。如生存品经济形态中的奴隶主官僚,自给经济形态中的地主官僚,商品经济形态中的金融主官僚,就是这样的食利集团。所以只有在这时侯,一个完全清晰的经济制度形态的面貌才能呈现在劳动人们的面前。见下表:
表1
| 经济制度形态 | 生存品1 | 自给品2 | 商品3 | 市场品4 | 全球经济5 |
| 劳动价值形态 | LI | V+LI | V+LI+G/M | (V+LI)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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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工具 | G劳 | G物 | G纸 | G证 | G |
| 交易对象 | 生存品 | 自给品 | 商品 | 市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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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意志力 | 命令 | 指令 | 合约 | 法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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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权利制度 | 掠夺权利 | 财政权利 | 剩余权利 | 法律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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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配置制度 | 武装 | 行政 | 市场 | 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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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所有权制度 | 领主、集团 | 君主、政府 | 个人、联合体 | 集团、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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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制度 | 劳役性 | 实物性 | 资本性 | 证券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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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济革命过程
⑴ 我们说的经济革命过程,是指经济制度形态有着跳跃式的变迁过程。从劳动制度、生产制度、交易制度直到管理制度的形成。然而四种经济制度在现实中是相溶交错的,为了便于叙述又不能不把它分开来描述,换句话说,从新劳动体制的形成开始,到分配管理机构体的形成才有相应分配管理政策的出台止,被称作经济革命过程。大体上说新劳动体的形成是在旧经济制度里孕育起来的,被称作经济革命的准备阶段。在交易制度的转变中,由一个前者的减少,后者量的增加时期,被称作“双轨制”阶段。双轨运行阶段才出现生产制度的变革,老的生产劳动体减少,新型的生产劳动体增加,这个时期许多法律出台,被称作新生产制度的建立阶段。随着新生产制度的建立,新受益权主体不断涌现,出现新的受益集团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被称作观念革命阶段。最后是新分配管理机构的形成和建立,被称作社会革命阶段。每个阶段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前进和后退。所以时期上又很长,经济革命又是一个经济制度史过程。
我们说的经济革命指经济制度形态性质上的根本转变。从现象看只是科学技术、产品流通性质的转变。可从实质上还有观念、意志的转变。比如表面上的粮食可由铜钱买卖转变成通过纸币支出买到粮食的现象,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前者是自给品生产,自给品交换,后者却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进而在思想中前者是指令意志力作用下的交易,后者确是合约意志力的交易。更进一步看即人们劳动活动的本质上看,这种转变还是一种权利观念,意志力的转变,由实物货币转变成纸币交换,前者是劳动活动使用权的转让,后者是所有权的转让。前者是一种君主制的指令性意志力分配权,后者是一种代议制的契约性意志力的分配权。
所以,我们说的经济革命还指不同劳动体的生存平等权利的根本转变。不同的劳动体的生存权必须依赖某种权利的转变才能生存。该权利意义特别重大,决定着经济效率,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例如,当交易者一方获得使用权时,①从使用权到所有权中间还得有一个过程,甚至说使用权获得者还要把自己的劳动活动使用权转让出去。换言之,这种使用权转让必须是双向的。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农民发布票买布,但是他必须上交棉花。在工业中,一个工厂要买台车床,必须申请一吨铁的计划。②劳动使用权交易。说明只有消费权没有积累权(扩大再生产投入权)。在使用权交易中网络效应下,实际生产劳动体单位没有所有权主体。基本上都划上“国家”的,或者社区的、“朝廷”的,就是说劳动体的生存权和分配管理体的生存权二者是捆在一起的。这样生产劳动体的死与活,就无任何责任主体。对劳动活动的监督管理就名存实亡,那么相对的就是偷懒、化公为无了。可想而知,怎么能提高劳动效率。③使用权的转让还意味着劳动力的依附性,只所以形成使用权转让本身就存在着先天性不平等地位。打个比方,一个耕地百亩的地主和一个无插锥之地的耕夫谈判种地的地租率,地主处在特别强力的位置上,耕夫处在一个生存挣扎的位置,只能是地主说了算。不可能有什么公平、平等可言。就如,逃到一个小岛上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一样,强力差别巨大,小孩只能有听话的份,谈不上什么权利。④使用权的转让还意味着权利至高无上,与之相应的是生命权的无保证。在劳动人、劳动体“无积累权时”只能陷入被支配的位置,使权力欲望不可节制。总而言之,可见所有权的转让比使用权的转让是一种进步现象。但是,所有权转让也有很多缺陷。进步方面:①具有相对生存平等权。②有受益积累权。③谈判结约权。④生产劳动和管理劳动权力的平等性,也就提高了劳动效率。其缺陷方面:①天生的爱富弃贫。②拥有财富的天地之别。③赤裸裸的金钱关系。④劳动创造了资本却不能享受资本收益等等。所以,使用权转让是保护无责任主体的“共有制”生产劳动体。所有权转让是保护有责任主体的“私有制”生产劳动体。
总之,我们说的经济革命指劳动性质、生产性质、分配性质上的转变。
⑵ 关于经济革命的阶段性:①革命的准备阶段就是新劳动体形成阶段。推动新劳动体的出现是新劳动方法出现的结果,即劳动方法的发展导致劳动管理上的改革,或者说出现劳动过程上程序性、工艺性的改进。任何劳动管理者都有着一种本能,就是节约劳动时间和节约劳动强度的本能。正是这种本能作用下,才有了发明与改进劳动工具的想法,才有发明和创新的出现,但必须有发明创新的需求条件的刺激下才能产生。例如,在古代,有了畜力参与人力的替代劳动以后,才出现家庭承包性的劳动体。在自然力劳动方法下,只能是集体劳动体。然而在自然力推动下,可以在动作工具上改进,例如,骨制犁发展成石制犁,再发展到铁制犁,这中间可以进行不同组合。在纺纱上,开始不过是人手驱动纱锭。这个纱锭可以是木制的,到了铁制纱锭以后,就出现了纺车。纺车也由带动一根纱锭向二根、三根以上发展。到了纺纱机时代时,才产生了个体生产劳动体。在这之前是经营带农户。在原来经济制度下新劳动体的出现是由劳动方法的发展推动的。例如,劳役制中的集体劳动体变成家庭劳动体。自给品经济中的家庭劳动体变成个体性、工厂性劳动体。商品经济中的工厂性劳动体变成集团性劳动体。新劳动体都是在原有制度中形成的。所以,称作经济革命的准备阶段。说明这个新经济制度形态还在母亲的胞胎中。②是生产制度的改革阶段。新劳动体出现要比原有劳动体存在着以下相对优势:首先是提高了劳动效率,即节约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其次,提高了劳动物品的质和量;再其次,节约了管理劳动的时间和强度;最后,重大的优势是增加了一个大社区劳动人收益。但这种社区收益的增长就可能导致下层管理者向上层管理者进行谈判,谈判是否成功取决于分配管理体系意识形态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相当强时,必然绞杀“新生儿”。当这种意志力弱时,就可能在原有劳动体生存权的基础上进行变通,只要找到可以变通的方法、办法,就等于承认新劳动体的生存权了。但是这只是新劳动体生存的第一步。还有个能不能生长的问题,就是出产的物品如何社会化问题,换句话说,新生劳动体能不能争取到外部性生存保障条件。在没有外部条件下,劳动体第一步是找个“干爸爸”,把所有权、监护权交给原有劳动体托管。在托管中,“干爸爸”可以“食利”的情况下就生存下来。第二步选择就是“私生子”状态。在向上级管理者或部门“纳供”。这两种情况都使新生劳动体畸形生长。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以旦新生劳动体数量增多,就能搬开压在它上面的石头,见到阳光。表现为下级与上级谈判的成功,从而建立起适合于新劳动体生存权的交易方式。分配管理机构从新的交易方式中获得的收益大于维护旧交易方式的成本,也就同意新交易制度的创新,于是该经济体就进入两种经济制度共同生存的境地。所以,这个时期也称作“双轨制”阶段。只要两种生产劳动体竞争就有个老生产劳动体走向灭亡的现象,这就是生产制度的创新阶段。因为交易制度的改变,也就改变了生产劳动体投入、产出品的性质。③理论观念创新阶段。两类生产劳动体的存在,意味着两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分配管理体承认新生产制度源于可以增加收益,减少维护老制度的成本,和意识形态里的制度是两回事,意识形态是老生产劳动体创立的,有着普遍性、社会性。换言之,意识形态具有社会知识层次,要改变它,需要一个很长时间。中国的“百家争鸣”时代、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就具有这样的性质。一个人知识可以划分成概念、判断、推论、论证、四个层次。社会知识也同样可以划分成意识物质、经验存在、理论实践、假说论证四个层次。即意识形态的层次。意识形态的转变需要新理论观念的转变。所以理论观念的创新是新的理论体系争取扩散、传播的权利。虽然需要长期的斗争,但没有这个阶段,新的分配制度、新的分配管理机构的建立就成为无源之水,无土之木了。换言之,理论观念的创新时期,也就是为新的分配管理意志的形成打下理论基础的时期。④社会革命阶段。交易方式的变化,意味着新的收益权、受益权利益集团的形成,必然和原有的食利集团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这种冲突结果如何,取决于原有受益权集团的实力。一种是原有受益权主体已经形成庞大的食利集团,意味着新兴受益权主体力量的微小,不具有谈判的基础,由战争取代谈判的局面形成。然而,经济体里的双轨制运行有足够的时间说明,新兴受益权主体在人数上处于绝对优势,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新兴受益权主体。但是,原有受益权主体在军事实力上是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军事斗争就意味着长期性、残酷性。新兴受益集团通过军事组织形式,武器的创新,加上军事技术、战术、战略上的创新,从局部胜利,发展到整体胜利。从而建立起新型的分配管理机构,于是保护新生产劳动体平等生存权的各种法律出台。另一种是原有受益权主体没有形成“食利”集团,实力小。即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来支持长期的战争,意味着存在谈判的基础。这样即使通过谈判准备战争,原食利集团也会迅速垮台。另一方面,新兴受益集团没有形成、或者说新的交易方式并没有出现过,也就很少出现新的劳动体,只是意识上分配不公平,出于生存危机上的挣扎而发动战争,那么战争的目的就只能是食利集团由甲变成乙。即使成功也只能是对原有分配格局的调整,也就不构成社会革命的意义,而是社会动乱性质。换言之,这只是原有分配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而已。这四个阶段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革命过程。
⑶ 关于经济革命的时间及空间性。从整个地球经济或者说世界经济这个整体上看经济革命,就构成了经济革命的空间性。这个空间性就是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存在着差别对经济革命的影响。从气候上看,人类可以分成寒带人、温带人、热带人、亚热带人四种。可以肯定,由于接近寒带的人类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第一次经济革命发生的的时间就早一些,相对热带的人类,生存条件较好,第一次经济革命必然发生的晚一些。从地理条件来看,有平原、山区、水区地理上的差别。第一次经济革命先在平原区发生,水区生存条件较好,第一次经济革命就发生的晚一些。第一次经济革命后出现了协议制国家,在后期形成了奴隶主这样的食利集团,在食利集团实力大的地区,第二次经济革命就出现的晚一些。在中国,由于平原大,列国之间竞争性强,奴隶主这一食利集团并没有完全形成,就在“百家争鸣”中出现了统一中国的思想,因而,在公元前就出现了第二次经济革命。可是,过早的“农业革命”也引出了中国地主官僚食利集团的形成压抑了如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理论观念上的创新,从而抑制了第二次经济革命的发生。相反,在西欧,一方面是交通条件引出商品生产制度的早日形成,另一方面是地主官僚食利集团基本上没有形成,第三次经济革命就发生的早一些。所以可以预测,第四次经济革命也就没有可能在西方先出现,而是先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没有“金融主官僚”这样的食利集团的阻力。第四次经济革命时期的长短取决于中国理论观念创新运动的长短。然而,制度是有模范效应的,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产生了学习效应。日本由于存在着岛国这样很少外部性条件才能走向第三次经济革命的改良。非岛国却陷入其资源被掠夺的殖民地。
从人类制度社会发展史上看,构成了经济革命的时间性,在中国从“初税亩”土地家庭化开始即生产制度创新起,到汉代封建制的建立起止,(不完全的)历时800来年的农业革命和西欧的“圈地运动”起,到英国的“权利法案”出台止,历时近400年的工业革命。其经济革命过程的时间是递减的。假定这个规律是存在的,那么,第一次经济革命可能历时1600多年,第四次经济革命将历时200来年。问题是这个经济革命时期递减规律的可能条件是什么? 第一,从劳动制度的变迁上看,取决于劳动方法的提升。劳动中的动作工具、动力工具发明速度是加快的,所以劳动制度的创新时间也应是递减的。第二,从生产制度的变迁上看,各种交易工具(货币形态)的创新、发明速度也是加快的。例如,西欧从“金”变成纸币,历时200多年。而从纸币变成电子币(划卡结算)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生产制度的创新时间也应是递减的。第三,从理论观念创新来看。上个世纪80年代,每天只有五万件信息出现,目前已经是每天近10万件信息出现了。何况现代各种各样的传媒工具十分先进的情况下,一种观点很快就能传遍世界。可以肯定理论观念的创新时期缩短成十年八年就可以解决问题,既然存在着劳动制度、生产制度、理论观念等阶段时间的递减,那么,为什么不存在经济革命时间的递减呢?
⑷ 关于第四次经济革命。第四次经济革命的准备阶段是自动化劳动方法与相应的是联合集团劳动体,在全世界已经有几万家,这些都是跨国集团,是很高的自动化劳动。最能证明自动化劳动的是全世界有6万口的机器人。这说明,第四次经济革命的准备阶段已经基本结束。相对是生产制度创新阶段的开始。就中国来说,联合集体劳动体这几年有了飞速的发展。联合集团劳动体的产值,在中国已经超过一半。几乎所有国有制劳动体都转成联合集团劳动体了。只是目前的生产制度只有“准占有权”转让,即准市场品生产制度。在中国郑州,有世界最大的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然而,这个市场只有套值、保值的职能,还不具有占有权转让的职能。问题出在没有市场品生产的“债券货币形态”,如果有这种“虚似纸币(债券)”的话,就有了“占有权转让” 性质了。这种“债券”银行是专门为市场品生产进行服务的劳动体。
可以预见,第四次经济革命将首先在中国完成。原因是:第一,中国国土之大,人口之多,目前是劳动力生存权危机比较强的国家。穷则思变,一百年来,知识分子追求高效率经济制度的心情最迫切,这方面的凝聚力是任何民族少有的。第二,人均资源最少,可人口基数最大,闲暇劳动力多,农业人口的压力是目前国家最关心的头等大事。而市场品生产制度创新又必须首先从农产品开始。换言之,农产品市场化生产制度中国的需求最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巨大,必须避免其流失并提高增值率是国民关心的大事,促使国有资本的社会化已成为唯一的选择。第三,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了市场品经济制度的目标。只是没有市场品经济制度形态的清晰观念而已。这有毛泽东的“不甚了了”、赵紫阳的“说不清”、邓小平的“不完全清楚”得到证明。(1990.7.30《人民日报》),一旦“理论观念创新”上有这种市场品经济制度形态清晰观念,法律权利的分配管理机构将在几年内就可以建立起来。第四,最有利的条件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金融主官僚”食利集团从各个方面给予的阻力。正因为这种一方面食利集团的存在,另一方面资本社会化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手段来解决,导致第四次经济革命不可能在西方首先完成。
表2
| 自给品制度2 | 制度2进入改革 | 分配制度转轨 | 计划经济体制 | |
| 资本化 | 制度3增量 | 制度2减少 | 行政分配(协调)减少市场协调增加 | ①商品化 ②进口代替 ③出口带动 |
| 社会化 | 制度3稳定 | 制度4出现替代制度2 | 市场协调稳定 虚拟协调出现 | ①市场品化 ②要素组合 ③投入扩张 |
| 社会主义化 | 制度3减少 | 制度4增加 | 市场协调减少 虚拟协调增加 | ① 信息品化 ② 技术改革 ③ ******* |
| 市场品制度 | 制度4 | 形成 | P4=AMa+i |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
这是第四经济改革命“双轨制”阶段图。(1234是把制度排序)
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第四次经济革命在中国发生,由自给品经济制度形态向市场品经济制度形态转变,全程历时150~200年,称作“双轨制”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三个大时段:资本化,社会化、社会主义化。在资本化时段表现为制度2减少制度3增加。所谓经济转轨是指行政资源配置量的减少,市场配制量的增加。在体制转轨上这个方面可分为三个小时期:①商品化时期(1978~1994)。②进口替代时期(1994~2004)。③我们正处在出口带动时期(2004~?)。所谓“出口带动”是指效应价格的巨大差别导致平均工资的低水平,必然是国内消费增长率低于积累增长率,有必要增加国外消费来补充进而维持一定的积累增长率,换言之通过出口带动经济积累增长率,简称出口带动。这一时期是生产制度变化最快时期。根据我国情况也可概括为“跨国集团”发展期,(要根据产业结构着重发展低效应价格产业的跨国集团,才能迅速提高我们的社会生产劳动率。经济增长理论不能提供这方面的认识)这一时期什么时候结束,取决于土地社会化、劳动力社会化及占用权交易市场(特别农产品)的试运行。进入社会化时段也是三个小阶段;①市场品化时期(生产劳动体制度向经营劳动体制度转变时期)。只要有标准化的期货市场,就是占有权交易,标志着制度4的出现,随着债券行,流通币银行的服务,就会推动占有权交易的迅速增加,也意味着资本社会化、资源社会化。一方面是要素服务体增长,另一方面是各种制度规定出台来保证要素的有序流动。②要素经营服务体与行政的分离,行政也就由统治性变成服务性,也就标志着要素进入新的组合与构建,表现为服务体自主性发展。这种发展意味着新要素进入(新政体,新技术、新能源)竞争既新生产体的竞争,被称为要素组合时期。③要素的组合,竞争的发展,服务体的推动,必然呈现出一方面大型联合体的增加,另一方面超小型科技知识企业的增多,这种增加和增多意味着投入的扩张,被称为投入扩张时期。在制度方面,制度4量的增加表现为市场配置的商品交易的减少,虚拟化的市场品交易量的大增,说明社会化时段结束。社会主义化时段开始:①投入扩张的竟争总要进入相应的均衡,局部均衡到整体均衡,导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相等开始向潜力要效率。这时网上占有权交易量上升为统治地位。电子币的真正形成被称作信息化时期。②一方面是对潜力的挖掘一方面是新技术的开发,导出新动力能源得以推行,相应的是信息品向世界扩张,象征着第四次经济革命衍生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开始。通过计算可知,到本世纪末(外动力式制度变迁下)因特网的无线运行电子币的普遍化的时候,中国人均收入接近或达到60000美元,从而成为和美国齐头并进的世界第一强国。
这里人均收入6万美元的提出,意味着在人均收入上每十年都要翻番不说,相对14亿之多的人口大国在GDP上是西方所有先进国家的总和,这不能不让经济增长理论家听起来就乍舌。当然我们得出这一结论,不仅是以新的经济思想理论为指导而且是建立在制度功能的基础上,并且是功能机制最大化。①2014年实现“农业三化”就意味着走进生产率最高的国家。②相应产品占有权交易市场的正式运行,虚拟化的资源配置效率要比现在的市场化配置率至少高6个百分点。③要素经营服务体自立性运作(不吃财政),说明国家管理统治性的下降代之服务性增加,就说明我国进入新的生产体外部性投入制度及产出制度从而进入新劳动价值形态的创造及实现的分配制度。这要比制度3先进得多。这种制度的成功使我国所有的跨国集团联结为更大的规模向西方国家提出挑战。假如再有十年能踏出这三步,上述预测根本没有问题。从经济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上图不仅能刻画出中国公元初的第二次经济革命,也可以刻画出16世纪西欧的第三次经济革命“双轨制流程图”。不过前者时间是700~800年,后者是350~400年。既然历史上实现过这种由落后变成先进的现象,中国人利用这次经济革命必然可以实现由落后变成先进的现实。
然而,在经济增长观看来(几乎充斥着杂志报刊),中国经济转轨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的置疑是这种(制度)收益是否存在?或者说这种收益率是否大于改革前的收益率?进一步的是理论上的收益率是否和实践中的收益率相一致?这是一个(全国人民的自发性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性)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已经有过苏联前车。在制度2被制度4替代是一种自觉性选择。但制度3替代制度2是一种自发性规律。更要命的是我们正在培养着制度4的敌人——资本业主及金融业主,并且一部分人大喊着要给他们“激励”,推动着他们跳水,以便跟进——。这一切迫使中国劳动者作出选择。(什么是市场品经济制度或者说社会主义形态请看表1)
参考文献:
注: 《简论人类经济制度形态发展与改革》一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参考文献在其书后。特此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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