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有什么研究体会？

只能相对来说，我现在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有两项：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问题研究》。这项工作于1990年开始，1992年完成通过答辩。1994年出书后，第二年就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应该是相当于现在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这本著作的内容已多次（起码有两位数）被国际经济学家的论文和著作所引用和介绍（这次网上发布的两篇美、日经济学家的论文，仅仅是现在能找到的有电子版的）。所以它已被公认为是第一部对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经济学成果。书中的一些研究结论，如市场封锁的分类、市场封锁的形成机制及反市场封锁的政策等，或者已被理论界所公认而沿用，或者已被政府所采纳而见效。当初的论文全文有30多万字，后来出版时被删节为不到20万字。我最近又看了一遍，觉得绝大部分分析内容现在仍适用，因此想以后有机会照原貌再版一次。

另一个是我与美国印地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系陈爱民教授一起主编的中国城市化文集。这个文集是2001年厦门大学在80周年校庆期间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合办的中国城市化问题国际研讨会的最终成果。我代表厦门大学参加了从会议的发起筹备到文集编辑出版的全过程，从中也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内容。这部文集2002年出版后，一直被当作是目前为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经济学成果，一再重印。当然，这是全体作者的努力结果，我主要是做了具体组织和编辑工作。但是通过这一过程，我也成为一个研究城市化的专家了。

为什么说我最满意这两项工作呢？首先，它们都符合经济学的“经世济用”的宗旨，或在理论上有所推进，或对实践有所帮助。其次，我在做这两项工作时都特别投入，同样都曾经累得“趴”在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我的研究室的同一张桌子上起不来。当然并不是说特别投入就一定会是优秀成果。但凡是优秀成果必定是特别投入的。最后，这两个项目都是既出成果，又出人。前面一个项目使我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面一个项目使大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后来它的许多成员都回国服务了。陈爱民教授今年年初也已回国，担任了四川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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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经济研究虽然不是我的主业，但我一直对转轨理论有兴趣。由于它也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因此，我研究市场经济时进入经济改革的领域去也不奇怪了。

在这方面，1999年我先完成了一个国家课题，对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形成的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认为“目标决定道路”，也算在理论界自成一说。后来在2000年到美国访问时，又专门看了国际上研究转轨的大部分英文研究成果，回国后发表了《过渡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一文。今年从美国回来后，又发表了《转轨经济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一文。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姐妹篇”。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对国际经济学家对中国转轨主张的介绍和评论，阐述自己对中国转轨或过渡经济基本性质的认识，提出推进中国改革的若干大的理论建议。当然，它们都是属于全景式的宏观叙事的风格，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具体措施来进行阐述。那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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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反垄断问题的研究也别具一格，能谈谈你在这方面的研究体会吗？

与城市化问题有些相同，我对反垄断问题的研究也是通过抓住机遇而进入前沿的。我过去在发电厂工作过5、6年，对垄断行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2000年我从美国带回来一本最新的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的教科书，又组织研究生把它翻译出来，并且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这本教材出版后，受到学界的热烈欢迎。2004年我凭这些成果申请成功富布赖特项目，专门到美国作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也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了。

现在我对反垄断与管制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与其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反垄断的原理、管制的理论就那么几条，各种版本的教科书都是大同小异，困难的是反垄断和管制政策在实践中如何操作。美国联邦法院的反垄断案例材料，图书馆里有上百本，看得你焦头烂额还不得要领。因为每一个案例都有当时具体的情况，判决结果都有所不同。因此，这门属于法与经济学的学科需要极大的耐心来学习。联系到中国实际，认识到这一条，我们就不必在什么是行政垄断、市场垄断、自然垄断等概念上去过多争论，而是要先实践，通过立法、明确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再逐渐形成自己的路子。争论了十年之久的《反垄断法》今年年底可望通过，这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不是说不要关注反垄断的基本理论问题，而是说，反垄断问题的特征更在于它的实践性，要在实践中摸索中国反垄断的规律、方法和政策。

上面说过，2001年在厦门开了中国城市化问题国际研讨会，第二年主编出版了研究文集。从那时开始，我就钻进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了，凭着这方面的有利条件和自己的研究成果，2003年我申请成功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研究。这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申请成功了这一类别的课题，当年下半年看见国家发改委向全国公开招标，邀请全国各研究单位和个人研究有关“十一五”期间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重大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放过。申请书送上去后，结果不出所料。这大概也是一种“赢者通吃”的规律吧。本来我还想在今年继续申请同一主题的教育部的重大攻关课题的，后来因为要调到人大工作，时间上实在顾不过来，后来只好放弃。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国家发改委的课题已经完成，它和全国几十个报告一起已经编辑成了《“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这本书，由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主编，现在已经出版。显然，它起到了直接为编制国家“十一五”规划服务的作用。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了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观点，并测算了到2050年各个年份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具体指标，还进行了沿海地区不同省份城市化机制的比较研究，以及内地资源省份城市化道路的分析等。在方法和思路上，我们这个研究是紧紧抓住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这个主题来展开，构造了这方面的模型，所以与其他部门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具体研究结论下面再介绍。国家发改委规划司的领导对这个研究成果很满意，还希望我们今后再做下去。所以对这件事我很高兴，因为它是直接为促进国家发展和提高人民福利服务，实践了经济学的宗旨。

可以。从我的名字可以看出，我出生于浙江宁波市的一个军人家庭。我父亲是苏北的一个农民儿子，早年参加了新四军。我母亲是浙江中部一个乡村富绅的女儿，解放初高中毕业入伍到部队当文化教员。他们所在的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王牌部队（第20军），建国以后，一直在浙江备战准备攻打台湾。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又赴朝参战。回国后他们回到浙江驻地结婚成家。由于出身军人家庭，所以我虽然在宁波出生长大，但在性格上却与一般的宁波人或上海人不同。熟悉的朋友说我是“南人北相”、豪爽中兼有细腻。

应该说我在“文革”前小学时还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时，也养成了比较理想主义、做事十分投入的特点。这从以后我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来，这些经历可能别人不会有。例如，1972年，为了看看外边的世界，我放弃了作为“文革”后宁波的首届高中毕业生选拔后到市教育局报到做一个中学教师的机会，离开家乡到福建福州的一个流动的列车发电站做汽轮机工人，结果就与福建结下了不解之缘；1982年我在安徽财贸学院毕业时，为了研究供销社体制改革，我就主动要求分配到浙江省供销社工作，后来对当时的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就很熟悉；1986年我在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时，为了亲自体验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管理，为建设家乡出力，我又主动到国家计委宁波开发办公室工作，结果在北京三里河国家计委的集体宿舍住了两年多。虽然这些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并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经济收入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也为以后从事经济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实践基础。

简言之，我当过发电厂工人、在供销社工作过，可以说是了解了微观经济组织的情况，了解了工厂和农村的情况。后来又到国家宏观经济部门从事地区经济开发，可以说是大体了解了宏观经济管理活动。有了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上就有了第一手的感性认识，再通过感悟上升到理性，当然比从学校到学校要好得多。所以我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一个人要多转换几种职业。另外，经济学家最好能先从事一段实际经济工作，再来做研究。当然，一段时间后要稳定下来，固定做一种职业。后来，我从1989年回到厦门大学读博士生后就没再转换职业了，因为这符合社会分工原理。这次到人大，虽然单位换了，但职业并未更换。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既复杂又简单。复杂的是它有各方面的因素，简单的是我希望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前面讲了，我已经有了几种职业（工人、教师、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体验，但还没有在各个大学中执教经历的比较体验。而在美国，教授流动是很平常的事。去年我到美国做研究，学校研究生院的工作有人接替了，又恰逢中国人人民大学代表团访美，我到华盛顿去看他们，顺便与人大的领导谈起了这件事。他们从学科建设考虑，欢迎我去加盟。当然，要离开厦大我也依依不舍。厦门生活环境很好，在厦大学习工作了二十年，有很熟悉的工作环境，有很好的老师和学生，要离开也是一件很难下决心的事。经过两、三个月的“痛苦”挣扎，现在总算到人大工作了。回想起来，这大概与我自己的性格中的不断追求新鲜事物和环境的特点有关。当然，人大的研究生生源质量要比厦大的好一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哪个老师不喜欢好学生？

除了通常的智力条件外，我还特别要求两条：一是政治上要爱国；二是做人要有诚信。我认为这两条是培养的学生能够成才的基本条件，甚至是必要条件。其它如在地区、性别等方面没有什么限制，或者说一视同仁。

好的。我的个人爱好，或者说是兴趣还是比较广泛的。首先，我喜欢参加体育和文艺活动。小的时候爱踢足球，参加过校队。现在虽然不踢了，但基本功还在，头顶球连续顶七、八个，现在还可以当场表演。另外就是打篮球，现在还在打。由于个子不高（1.72米），以中、远距离投篮见长。这一年在美国巴尔的摩，还靠这一手占据了当地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篮球队的一个首发位置。此外，游泳等活动我也经常参加。

在文艺活动中，我比较喜欢唱歌。传统歌曲，特别是俄罗斯民歌唱得还可以，但新的流行歌曲永远学不会，只好欣赏年轻人的表演。

其次，我喜欢“杂学”，也就是杂七杂八跨学科的一些“学问”及活动。比如说我喜欢军事、政治和文学等方面的“侃大山”。我军作战历史，如金门作战失利等战例可以如数家珍。最近也特别喜欢《亮剑》的小说和电视剧。当然，这可能与家庭出身背景有关。此外，旅游、看英文小说、学习中国古典诗词也是这几年正在做的事。

最后，我喜欢广交朋友。几十年下来，经济学圈内外的朋友很多，国内、国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官贵人和贩夫走卒，都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因此，我最高兴的时候，是与众多朋友们在一起。

回想一下，这些爱好对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有很大帮助。体育和文艺活动给予我充沛的精力。与众多朋友在一起“侃大山”，经常是分享信息，爆发思想火花的好机会，结果往往是“多赢”，很符合经济学原理。

谢谢教授的精彩回答,下面解答网友预先提出的问题，陈教授已经把问题预先回答好了，由我们帮助粘贴。

一、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一）

（第111、107、58、55、11、13、14楼）

ahuwsx：请问陈教授,什么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难道我们的城市化与西方的城市化道路有很多不同吗?

yaya198142：请问，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它将在何时实施？与过去的城市化道路相比，其主要优点体现在哪些方面？新型城市化道路何时能完成？谢谢。

Weiliang：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提出"大都市圈", 如上海都市圈、北京都市圈等等。请问陈教授，中国有必要建设着这种大型的都市圈吗？有何利弊？

icefans203：关注新型城市化。新型城市化的内在推动因素有那些？有哪些实证分析？

Zwyxq：我想借这个机会向陈教授请教一个关于农村城镇化的问题： 如何妥善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摆在经济学界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思路就是农村城镇化（当前也听到一些要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分类的传闻）。我关心的是，农村城镇化会带来新的、严峻的就业问题以及新城镇的自我发展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您是如何考虑的？ 谢谢！

eliber_mastered：偶想问陈教授一个关于城市化的问题，前段时间，国家为解决形势严峻的农村问题，曾经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战略，但是从城市规模集群和资源的利用方面，城镇化显然不如积极发展较大规模的城市来得现实，这就形成了政策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请问陈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有何高见？

123jin：请问陈教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何特点？现在的工业发展趋势对城市化进程有何影响？

答：城市化是一个由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也不例外。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我主持的课题组目前的研究结论主要有这么几条：

1、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可分为1949年到1978年的政府严格控制城市化时期和1979年以来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多元化城市化发展时期。目前城市化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结构偏差严重。虽然至200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1.8%，但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要求。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国幅员辽阔，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必然走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不能一个模式，搞“一刀切”。

2、中国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其基本内容是：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民营经济推动的城市化机制；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实施大中小、多产业类型共存的多元城市化模式。

3、城市化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为此，我们构造了一个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求模型，并以此来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供给量、需求量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计算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速度和趋势。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人口自然增长率和非农产业就业增长趋势、城市发展等因素，计算出未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在供给量和最低、最佳需求量，又以此作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测算的依据。我们的总体结论是，中国城市化可以以每年平均增长1%左右的速度发展，至2050年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中国可以在2040年左右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

4、对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我们主张多元化，既实施大中小城市和二、三产业类型城市共存的多元城市化模式。在这些模式中，在不排斥小城镇和小城市发展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大中城市的聚集和拉动作用，发挥都市圈的经济整合功能。

以上这些研究结论，在我们向国家发改委报送的研究报告中都有所阐述。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模型的论文明年也将发表。这次中央的《建议》实际上也部分采纳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思想。如在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节中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重视发挥城市群的集聚效应。这里强调的协调发展、集约发展在上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内容中均有体现。尽管没有用“新型城市化道路”这个词，但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对“新型城市化道路”多解释几句。所谓新型就是针对传统来说的。正如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扬弃一样，新型城市化道路特别强调城市化发展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强调城市化模式的多元化，这就与传统城市化中浪费土地资源，不注意环境保护，形成单一产业类型的道路有很大的区别。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城市化今后发展的新特点，如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对城市化的影响。美国的城市化现已发展到“返郊区化”的阶段，人们在城市里工作却居住在城市周围的郊区。今后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分散办公从可能变成现实。所以中国的城市化也有可能提前进入“返郊区化”的阶段。这也是新型城市化道路的一个内容，很值得注意。

我们的课题要在明年结题，届时要出一本专著，欢迎大家提出建议和评论意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吸收进去。

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二）——对具体问题的答复

（第109楼）songxp：请问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如何解决？

答：农村劳动力如何平稳的融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的关键。做到这个平稳，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农村劳动力自身要提高素质，这就要求抓好教育和组织工作；二是城市方面如何做好迎接这些劳动力各方面的工作，这就要解决产业结构、住房、医疗、劳动力市场、教育等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工作。使每年估计为几百万、总量达2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能够比较平稳的进入城市并定居下来，中国城市化的任务才算完成。

（第77楼）、 叶落秋寒：陈教授：您怎么看待城市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其他国家处理城市化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中国的城市化到底应该怎么走？

答：前面已谈到，中国城市化主要是转移好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农业或放松对农业的重视。从理论上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后，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边际收益会提高，就有可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所以城市化与农业发展并不矛盾。美国只用2%的农业人口提供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农产品供应，还有大量农产品出口就是一个例证。这次我在美国专门去看了一个农场，很有感触。一个家庭要管理几百英亩土地的农场，还有奶牛场，主要是靠社会化服务和机械化技术支撑。这一点我想也是现在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内容。

（第69、52、14楼）

tybjsky：请问：在中国，象上海、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如何发展？因为这两个城市在工业化发展阶段中都已经领先于全国的发展阶段，应该有自己的发展思路，但具体应该如何发展还要请教您！

Chinacaihead：我国现有关于城市化的文献中，大多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模式等问题。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导致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及现实状况也各不相同，因而各省区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和具体推动措施也应该各异。所以请问陈教授，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是不是还有待加强？请陈教授不吝赐教！

Weiliang：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提出"大都市圈", 如上海都市圈、北京都市圈等等。请问陈教授，中国有必要建设着这种大型的都市圈吗？有何利弊？

答：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功能显然不同于其他中小城市。它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文化中心（北京、上海）和经济中心（北京、上海），还是国际性大都市。这两个城市的发展，重点是发展第三产业，强化服务功能，至于其它的城市则任务有所不同，有的如交通枢纽型城市、资源型城市、沿海港口型城市，要从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去考虑。对各省区的城市化模式也是一样，要区别对待。我们在研究中专门分析了浙江与福建城市化机制的异同，讨论了山西作为资源省份的城市化道路，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第41楼）、floaten：请问，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向一个什么方向走？我们所设想的每年1％的城市化率能够真实的达到吗？就业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将如何影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

答：城市化对就业和房地产业有很大影响。一般来说，对前者是加大就业市场的供给，对后者是扩大房地产市场需求。但具体地区的不同时段还要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