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报》在2010年第11期“直面中国实践管理研究专辑”中，发表了齐善鸿等38人署名（后更正为39人）的《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1]（简称《直面》）。此后，于2011年第3期和第4期分别发表了韩巍的《珍惜学术表达的自由——对〈出路与展望〉的响应与批评》[2]（简称《珍惜》）；吕力的《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也谈〈出路与展望〉的逻辑瑕疵》[3]（简称《元问题》），加上2011年第5期齐善鸿的回应，形成了一组争鸣与讨论文章。这组争鸣文章，触及到管理学科的某些重大问题，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笔者不才，愿对这组争鸣文章写点读后感想，以抛砖引玉，为深化这一讨论添砖加瓦。

1 从“三岔口”到“铁三角”的探索

在管理学界，一直存在着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的对接问题，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不过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现出来的问题更直观更严重而已，所以，对这一问题展开争鸣，不仅是“管理学在中国”所应当关注的，而且也是中国学界与世界同步所必须的。

英国的厄威克在管理学的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关系上有着长期的思考。他强调，管理学的论著写作进展要比管理实践进展快得多。为此他揶揄说：“这不是因为企业人愚蠢，而是恰恰相反。因为经理有每周明确的工作安排要去做，而学者除了思考和写作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因此，两者越来越跟不上彼此的步伐”[4] ——如何使学术界和产业界保持同等水平将非常重要。厄威克批评说，在学校，教师的利益比商业需要更重要，学者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想要研究的东西，而不是企业需要的东西。由此，厄威克产生了他的困惑——管理学的现状是一种学术与企业相分离的“双轨制”。双轨的断裂，造成了象牙塔和水晶宫的不相交状态[4]。很显然，对厄威克的这种批评，相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有同感。当然，中国的情况和英国有所区别：在英国，大英帝国的衰落导致其实业缺乏进展，所以，学界在不断推出“超越”实业需要却又脱离实业的所谓成果；而在中国，是经济的飞速发展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持，正如韩巍[5]批评的那样，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企业界是基本称职的，而学术界没有担当起历史重任。对这种学术与企业的双轨制，国内学界的批评越来越尖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有了《直面》一文的呼吁。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学界和实践的双轨不相交外，中间还有一个“道岔”，这就是由学界分离出的咨询界。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学在西方是双轨制，而在中国是“三岔口”。这是因为中国的管理咨询业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管理咨询业，尽管同学术界有冲突；但基本上还是一体化的，所以，在西方，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院派与从事咨询业务的实务派（暂且把西方的咨询业称为实务派，把经理人称为实践派，以示区别）往往互有贬低，但主要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在思想上和术语上是共同体。比如，在中外都享有盛誉的德鲁克，作为一位实务派的代表，学院的教授们却讥讽他是“记者”。彼得斯曾经回忆说，他在斯坦福商学院读书时，没有听到1名教授谈起过德鲁克。笔者认为，彼得斯言过其实了，德鲁克受到学院派排斥属实，但要说商学院的教授们压根不提德鲁克则不确切。彼得斯是1974年获得斯坦福商学院的博士学位的，在这一时期，德鲁克的名字以及他提出的目标管理，已经进入了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材。彼得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咨询界，是为了强调咨询的务实性而刻意要指出学院派不切实际。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西方的学院派与实务派同属1个学科共同体，其对实务派的贬低，不过是认为实务派没“学问”而已。不仅德鲁克，包括争鸣中提到的圣吉，在学术界和实业界影响均很大的汉迪等，都同德鲁克的命运相似，程度不同地受到学院派的排斥，然而，这些杰出的咨询家都十分注意学界的动态和成果。同时，学院派尽管认为实务派没学问，但也并不忽视实务派的动向，类似于马奇、西蒙式的纯学者，十分关注咨询业的新进展。他们的分歧属于门户之争，并不把对方排斥在学科之外。

正是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境，使《管理学报》发起的“面向实践”讨论具有了影响学科前景的战略性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改变“三岔口”状态，力图把互相背离的“三岔口”变成互相支持的“铁三角”。如何使管理学术同管理实践互相支持，如何使学院派、实务派、实践派能够融为共同体，这正是争鸣的初衷。尽管要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但这种知难而进的勇气和胆略是难能可贵的。

学者的价值，是科学式的求真。这一点，从韦伯作《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时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遗憾的是，国内许多看过并推崇韦伯这一讲演的学者，并没有由此对学术做出类似于韦伯的定位。韦伯的学术概念，显然是把咨询排除在外的。尽管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对韦伯的“价值中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扬弃（如阿吉里斯的行动科学就直接否定了价值中立，但坚持科学方法则发扬了韦伯思想），但是，学术与实务的区别却基本传承下来。如果按照这一区分，学者是不从事咨询工作的（哪怕咨询者有教授头衔）。美国大学的商学院教授，诚然有企业兼职并从事咨询，但这种兼职属于“份外”，只有在专业学会兼职（包括杂志编委、审稿人等兼职）才是“份内”。美国的大学固然有咨询人员，但咨询业的主流在公司和相关事务所，而不在大学。咨询工作者的价值，是面向实践的求用。至于实践中的经理，属于更明显的另一类职业。这一区分人人皆知，这里不赘。德鲁克受到企业的青睐，是因为他在咨询业上的贡献，而不是因为他提出了规范化的理论。圣吉的重大影响，是在实务领域，而不是在学术领域。

把咨询者和学者分开，有助于厘清易于被混淆的“面向实践”问题。

国内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解，似乎不同企业打交道，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然而，以有限理性影响了经济学和管理学整个学科发展的西蒙，何曾与企业打过交道？他最钟爱的不过是游戏式的国际象棋。用文学作品做领导力教材的马奇，何曾进行过管理咨询？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在管理学中的地位，更不能批评他们脱离实际。即便是从事咨询工作的教授，情况也各有不同。以在理论观点上最靠近圣吉的阿吉里斯为例，他也从事咨询；但他是以学术为业，所以，他与舍恩合著的《组织学习》，企业领导人几乎是不看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充满了学术术语，如“习惯性防卫”、“行动科学”、“双环学习”、“熟练性无能”等）。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明显也不是写给学者看的。正是这种分工，缓和了学界与企业的隔膜（如果认为这种分工导致了学界与企业的隔膜，则是倒因为果）。我们不能要求西蒙、马奇去“深入企业实践”，但他们的学说，却深刻影响了咨询业。都去当圣吉，是不是就是学术发展的正路？显然不是。如果没有阿吉里斯、佛瑞斯特等学者的潜心钻研，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也就失去了学理支撑。如果圣吉失去学理支撑，仅仅靠自己的感悟谈“修炼”，那么，他就把自己变成了江湖术士。

在中国，管理学教材谈到学习型组织，基本上都是介绍圣吉，而阿吉里斯变成了阳春白雪，和者甚寡，但是，国外的管理学教材谈到学习型组织，基本上都要引证阿吉里斯[7]。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界探究其中的意蕴。《管理学报》的讨论中，《直面》突出圣吉面向实践的贡献，《珍惜》在提出商榷时并未在圣吉并非学者这一点上展开，使其立论变成了圣吉身份的辨析。《元问题》试图对从哲学层面进行论证，从而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寄托于管理哲学的构建[3]。这些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如果能够对圣吉这一象征进一步展开辨析，可能会使学术争鸣得以深化。

管理学如何面向实践，确实是一个值得争鸣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仍然以美国为参照系，那么，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不是学术期刊，而《管理学会会刊》是学术期刊。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哈佛商业评论》的价值。再进一步，就连中国人十分推崇的《科学》和《自然》，实际上也带有非学术性，更偏向于媒介性。明确了这种区分，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学术与实务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现实，恰恰是缺少了这种互动，学者、咨询家、经理人都在管理领域自说自话。如果说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笔者认为，这种缺乏学术共同体、自说自话的现象，起码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克服障碍的途径就是讨论和争鸣。《管理学报》近期的系列争鸣文章，正是这种互动的体现。

2 坚守管理学的安身立命之地

《管理学报》的这组争鸣文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管理学，尤其是在中国的管理学如何进行发展战略定位的讨论。

3篇文章的努力方向分别如下：《直面》呼吁面向实践；《珍惜》强调学术本位；《元问题》展开哲学思考。可以说，这3个方向，都对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直面》在面向实践的呼吁中，不乏振聋发聩之音，透过掷地有声的文字，人们不难看出众多学者的拳拳之心。作为呼吁性的文章，面对内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不可能也不必要展开学术性论证，所以，《直面》一文列举的十大倡议、对管理学未来的十大展望，每一条都可以写出大文章。对此，不宜从其观点没有展开的角度进行批评，而应对其每条倡议、每条展望予以建设性回应。

《珍惜》在对《直面》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从“事实谬误”和“逻辑瑕疵”2个角度，对《直面》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应该说是值得学界反思的。笔者认为，如果在具体评点上进行就事论事的声辩，确实可以使讨论深化，但有可能因小失大，忽略对批评内涵的展开。《珍惜》一文的闪光点不在批评本身，而在强调管理学的学术本位。这种学术本位，是管理学安身立命的基础。管理学确实要面向实践，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立身之地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泰勒和法约尔时期管理学诞生于企业，是因为当时管理尚未有“学”，所以，才有法约尔不惜篇幅强调大学应当开设管理课程的呼吁。如果看看《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关于管理教育的论述，就不难理解这一点[9]。论者往往强调泰勒、法约尔等管理学的前辈源于实践，而忽视了法约尔晚年力求把管理引入大学课堂的意蕴指向。笔者认为，《珍惜》一文在这点上难能可贵。

回顾共和国的历史，我们曾经批评教育脱离实际。可以说，《直面》与《珍惜》2篇文章正好互相呼应。批评包含的张力，正是管理学发展的动力。

《元问题》在商榷的同时，有更多的学术思考，试图从管理本体论出发，避开“工具化”的困扰，从管理哲学中寻找出路。这一思考极有见地，但亦有可商榷之处。哲学作为一种（不是一门）智慧之学，可以益智，可以思辨，但在解惑的同时会产生新的疑惑，在思辨的同时会导致上帝发笑，在言说的同时会发现不可言说。更重要的是，沿着哲学之路走下去，肯定会遇到哲学、宗教、科学的交锋（对于科学中的诸学科而言，这种交锋只有在学科成熟状态下才有意义，而管理学科作为科学并不成熟）。所以，笔者以为，在这种哲学思考下，更多地从学术与实践的关系出发，反思数理化、模型化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反思主流管理学实证研究在学术与实践关系上的得失，会使学界在坚守安身立命之地时有更多的自觉。《元问题》在这方面开了个头，言犹未尽。应该说，“工具化”倾向，即实证研究和模型化方法对学术的影响，不仅在管理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中都差不多。如果寻找参照系，格林等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11]值得参考。

3 敢问路在何方？如何继往开来？

学术争鸣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管理学报》的这组争鸣文章，在这一方面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直面》一文采用了别具一格的方式，有多达39位学者署名。这决定了该文不是就某个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而是就学科使命发出的呼吁号召，所以，此文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不能以普通论文待之，然而，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这种呼吁必须以厚重的学术底蕴，表现出呼吁者群体的身份，对其更应该从严要求。古人所谓“《春秋》责备贤者”，大义正在于此——惟有贤者，方可责备，力求其尽善尽美。笔者揣测，韩巍撰写《珍惜》一文进行商榷，用意恐怕正是如此。顺应这种呼吁做出进一步思考，以期深化，这是吕力文章的要旨。

可以说，3篇文章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争鸣开端，但尚有待进一步深化讨论。例如，仅仅就圣吉在管理学中的象征地位而言，本来很值得发掘，但3篇文章的发掘都不够。笔者认为，以《珍惜》和《元问题》作者的功力，是可以对圣吉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也许是因为作者过于谨慎，致使这一争鸣未能在学术辨析上深入下去。如果真是出于谨慎，则正好反映出妨碍学术发展的“习惯性防卫”。齐善鸿的回应文章[12]，过于侧重细节的答辩，同样是一种“习惯性防卫”，未能完全抓住讨论的主旨。由此，需要我们透过这组争鸣文章进行思考，如何才能深化学术争鸣？什么是学术讨论的正途？

笔者认为，《管理学报》作为学术期刊，应当大力鼓励和倡导学术争鸣。在这方面，有一场国际学术争鸣值得我们借鉴。1965年，西方科学哲学界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科学哲学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名家。会议上的讨论文章汇编为《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3]一书，看看其中的文章，其语言之犀利，夹杂的调侃和揶揄，是会令我们的学者吃惊的，然而，正是这种讨论，使科学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

在管理学领域，人们熟知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管理理论丛林”讨论，会议上对孔茨的“丛林”一说，几乎展开了全方位的批评，其批评之严厉和言辞之激烈是罕见的，但其推进管理学理论研究的作用也是前所未有的[14]。外行可能会看到其中的抱怨、责备，旁观者可能会感受到辩论中的语词机锋和棒喝效应，然而真正的学者却能够从中得到极大教益。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界，需要的正是这种讨论和争鸣。

即便在国内，也不乏学术争鸣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学术讨论和争鸣不绝于耳。正是这种讨论和争鸣，使中国学界突破了僵化体制，推动了思想解放。90年代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讨论，但思想“火药味”越来越淡，学术“规范性”越来越强，最后使许多学科都走上了“自说自话”、自我欣赏的道路。学术规范凸显的同时思想却失去创见，这种缺乏争鸣的规范化，有可能缓慢地窒息学术的活力，因此，有必要以学术争鸣的方式“继往开来”，激发学术活力。这种争鸣，需要在反思中表现出深刻，在直率中表现出大气，在犀利中表现出新意，在批评中表现出建设。

对管理学而言，笔者认为，学术、咨询、实业这3个方面，在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以共同规则、共同术语、公认概念构成的学术共同体。相比之下，西方这3个群体存在着明显的职业分工，却具有管理学共同体性质。学术争鸣有利于明确各自分工，推动共同体的形成，进而在这一共同体中通过学术争鸣和讨论，建构并演化出接纳新鲜血液、驱逐江湖骗子、提升成员能力的自我净化、自我发展机制。

面对这一重任，《管理学报》做出了一定贡献。实际上，除了本文提到的这组争鸣文章，《管理学报》发表的大量文章，尤其是“管理学在中国”栏目的文章，都围绕着管理学的基本问题展开了相关讨论。应该说，这已经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需要坚持下去。

发表于《管理学报》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