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个案研究：韩国经验 (1)韩国简史 作为探讨经济发展与民主的背景，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韩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朝鲜一直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其西方之国家的保障，因此，朝鲜常常被称之为隐居之国（Hermit Kingdom）或the Orient's Land of the Morning Calm。然而到19世纪后半叶，朝鲜也被迫向日本和西方列强开放门户。 差不多5000年历史上，朝鲜跟绝大多数东方国家一样实行的是一种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 （oriental despotism）统治，在这种制度下，国王拥有无限权力，没有西方的权力分立或共享。在1910年日本实行殖民统治之前，朝鲜人没有任何民主政府的经验，因此，现代朝鲜政治传统中最著名的人物可以被称之为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ism）。 在1910年到1945年的殖民统治时代，殖民地统治当局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权威主义政府，在1930年代之前，朝鲜被用来充当供应日本食物的原料产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对朝鲜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工业化，这反映了日本的帝国野心。就在这段时间制造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从4%上升到20%以上。 然而，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朝鲜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独立，也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民主的政府体系，这就是1948年大韩民国的建立。不过，大韩民国仅治理朝鲜半岛南方，而北半部分则建立了共产主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朝鲜）。 从经济上看，在独立的时候，南北朝鲜之间工业设施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这是因为日本投入了更多精力发展北方，比如，北朝鲜发电量全国90%，采矿产量也占到全国的80%，80%到90%的化工产品和金属产品也都在北方生产。 朝鲜半岛分裂之后，朝鲜战争（1950-53)爆发了。这场战争摧毁了全国大约2/3的生产能力，100万人死亡。1953年，的工业生产估计还不到1940年水平的1/3。第一共和国总统李承晚是在1948年第一次大选中获胜的，他当时已经73岁。李承晚当局在朝鲜战争全国的紧急状态期间成为紧急政府，面对着受战争摧残的全国之重建使命，政府则变得极为独裁，直到1960年4月被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起义”所推翻。 在李承晚总统统治时期，年均增长率差不多是5%，之所以能取得这一相当强劲的经济增长，部分可归功于美国的援助。李承晚总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巩固新生的国家，恢复韩国经济。在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通过投资教育、进行土地改革、完成第一阶段进口替代从而为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李承晚时代，从来没有一个连贯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不过李承晚在朝鲜战争最黑暗的时刻维护年轻的共和国之团结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当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他年纪老迈、脾气越来越坏，也不大能够努力工作以推进经济发展。 1960年“学生起义”之后，建立了所谓的民主的第二共和国，当年12月第二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草案，1961年2月分该委员会公布了更为详尽的计划，这份计划强调从1961年起要进行土地开发、重新造林、公路和大坝建设，然而，该计划的执行却被军事政变打断了。 朴正熙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为韩国政治经济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它把半民主的制度转变成了完全权威主义政府。尽管政治制度是权威主义的，但韩国头一次出现了一位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治领导人。这具体体现在采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吸引外资、进行制度改革等等各项经济措施和政策上。1961-79年间，朴正熙总统一直执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看一下朴正熙总统的理念，就能对第三共和国的特征有个清楚的了解，在一份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告中，朴正熙宣称，包括韩国在内的绝大多数亚洲国家 “……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都不得不诉诸于不民主的和非常的手段……不可否认，人民更担心贫困而不是极权主义……” “朴正熙概括了他的政治-经济目标：这场革命的目标就是重建国家，建立一个自我维续的经济体，而其根本性目标则是把一度被少数特权阶层霸占的政治经济体系归还给全体人民。” 朴正熙总统1979年遇刺之后，全斗焕将军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掌权，并通过间接选举成为总统，全总统的政权仍然是权威主义的，并同样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管理经济方面，新政府不得不更多地转向私人部门的主动性而远离政府干预，并改革全国经济结构的扭曲状况，同时以强有力的领导主动性执行了稳定和自由化纲要。总的来说，全总统领导下的经济状况相当良好。 1988年，卢泰愚总统领导的第六共和国宣誓就职，卢也具有军人背景，是全总统的密友。跟全的政府不同的是，第六共和国更接近民主制度。在第六共和国时期，工会的要求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水平，结果，韩国开始严重担心其很多产业部门可能会失去竞争力。 1992年民选总统金泳三和平地掌握了政权，而经济状况不像以前那么良好，各种利益集团则展开激烈竞争，目前韩国人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挑战。 (2) 经济进步与民主 只要我们评估韩国的经济发展，就不免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实现高速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独裁政府吗？有些人争辩说，独裁政府不能维持长久，因而只是国家在特定阶段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临时性手段。 如果我们仅局限于韩国的经验来观察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那么似乎有理由推测在第一、第二共和国时期(1948-60)，不大可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理由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就不可能发展。 然而，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我们远离民主，为了保持强有力的领导能力而不惜一切代价。韩国早期发展阶段的经验显示并不需要承认或容忍权威主义统治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相反，它强烈地提示，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是某种坚强的领导能力，它需要正确地理解经济问题，具有说服人民接受为了发展而进行制度改革的能力，从而能够持之以恒地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特别是在韩国，政治和经济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因为总统在政府的三个分支的权力分立中拥有强大得多的权力。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总统并没有关注经济，他是一位政治导向的人物，对经济所知甚少也很少关心。李承晚在任命内阁成员时主要考虑的是其关系或是否忠诚,而并不关心其专业才能或经验，结果他的内阁成员也都没有兴趣关心经济问题。John Kie-Chiang Oh曾这样谈论 李承晚总统的用人之道： “李承晚任命或突然撤换内阁部长都是为了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单是跟经济有关的部长即财政和农业部长，从1948年到1953年就换了23个人。8位财政部长中，只有两人在获任命前在从事跟经济有关的工作，他们两位都是银行家，而15位农业部长中，只有两位具有农业背景。” 关于第一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形势存在两种对立看法，一种是强调其悲惨的一面，如下文所说： “李承晚统治下的韩国完全是一个经济上无所作为的社会，在1959年李承晚的政权快终结时，韩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只有81美元，同期通货膨胀则螺旋式攀升，1945年到1957年间，总体销售价格上涨了1840倍，而零售价格上升了1890倍。普通韩国人刚刚能够维持生存，而总统则醉心于政治……” 对于这种悲惨状况的强调有助于朴正熙总统的政权获取合法性。这种论点符合一般的看法，即是朴正熙从贫困中拯救了韩国，提高了韩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从而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有些人还指出朴正熙的权威统治在韩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近来相反的看法则相当流行，大胆地提出这种看法的人们的主要观点是，相对于李承晚总统来说，人们在有意识地强调朴正熙总统的成就。Ho-Chul Sohn指出，李承晚总统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确实并不突出，但也足以令人钦佩(See Table 1) ，他也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进口替代产业的高速增长，而且这些成是在日本人的统治崩溃和朝鲜战争带来巨大破坏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取得的。(See Table 2) In-Young Kim则有进一步宣称，1954年到1963年韩国的GNP在平稳增长(表1) ，李承晚和朴正熙统治时期的成就之差距(表2)被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夸大了。据此，人们赞扬朴正熙当政时期的经济状况，并以其证明其权威主义统治的合法性。 (表1) 韩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1950 - 87 (年均增长速度) (%) 　 1950-64 1964-73 1973-9 1979-87 韩国 6.1 9.6 9.0 7.0 台湾 8.3 11.0 8.4 7.4 印度 4.3 2.7 3.4 4.6 阿根廷 3.0 4.9 2.3 -0.4 意大利 5.7 5.1 2.6 2.2 日本 9.5 8.9 3.6 3.8 资料来源: In-Young Kim (1996), p.49. 　 (表2)第一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经济表现 (制造业年均实际增长率) (%) 　 The First Republic (1950-60) The Third Republic (1961-80) 发展中国家(a) 5.0 6.6 韩国(b) 16.8 20.3 (b)/(a) 3.36 3.07 资料来源: In-Young Kim (1996), p.49. 不过，我们在考虑第一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经济表现时，不能忽视美国援助的贡献，比如，1953年到1961年间美国的经济援助占到整个GNP的7-12%，60-80%的进口都用美国援助。 我不能完全同意对于朴正熙总统的作用的第一种看法，我也怀疑这种看法，即如果没有朴正熙总统的干预，韩国经济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我相信，朴正熙的成就是为普通韩国人带来了政治稳定。回顾一下第一、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动荡，我们很难设想第二共和国能恢复政治稳定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即使第二共和国时期官僚机构也制定了五年计划，我也怀疑在脆弱的第二共和国政府治理下这些计划是否真的能被执行。 第三共和国的性质跟第一、第二共和国截然不同，朴正熙从根本上建立起了权威主义政府，后来在1970年代又改变了选择制度和权力结构从而使自己成为独裁者。1960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都是基于一系列五年经济发展计划，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国家发展蓝图，比如由经济计划委员会制定的每年一度的资源总体预算（Overall Resources Budget），根据五年计划的目标调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1977年到1991年还有韩国开发研究院制定的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纲要，分析整个1980年代的问题和政策选择，从长期的角度研究五年计划。 在分析韩国经济发展时，还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把其成功归功于经济发展计划，然而我们必须谨记，计划只具有宣示目标的意义，通过下文的讨论我们也许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计划本身并不真的有效，其它一些因素则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 不管怎样，权威主义政府确实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1962-1979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9.3%，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朴正熙总统需要高速经济增长以维护其权威主义独裁统治，当然他也需要权威主义政权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表3)朴总统当政时期的经济表现 　 经济增长速度(%) 出口 （百万美元） 人均GNP(美元) 人口 (千人) 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 1961 5.6 40.7 82 25,766 38.7 1962 年均 9.3 54.8 87 26,513 39.8 1972 1,624.1 318 33,505 28.7 1979 15,055.5 1,640 37,534 22.9 1980 -3.7 17,504.9 1,592 38,124 17.8 资料来源: Bank of Korea, Yearbook of Economic Statistics 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韩国人的政治自由则被推迟了。然而，人们的政治自由是不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的，于是1970年代末，以工会、新教徒和天主教为中心的反政府运动开始高涨。1978年和1979年，由于对反政府活动的强硬镇压政治局势开始恶化，结果追求民主的反政府运动最终导致朴正熙遇刺。总结一下第三共和国，我们也许可以说韩国人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政治自由的延迟则是他们付出的代价。 全将军通过镇压反政府活动于1980年掌权，从政治自由的角度看，他的政权比朴正熙总统稍微好一些，但是韩国政治自由的程度离民主的基本概念还远着呢。存在着严厉的新闻控制，人们批评政府时得非常小心。虽然政治自由程度还远不是民主的，不过第五共和国的经济成就也相当好。 1988年在韩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民选的新政府和平地接管了韩国政府，这是韩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和平交接政治权力。但是不应该设想民主会由政府赏赐给人民。韩国人尽管能够忍受相当程度的政府活动，但是人们的容忍和默许也是有限度的，政府不能超过这个限度。是1987年春夏的人民大规模的民主化斗争，迫使强大的全斗焕当局接受了直选等广泛的民主改革。因此民主并不是赐予人民的，而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 然而韩国历史上很多年来又出现了政治领导人第一次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承诺大大弱化的现象。结果很明显，贪得无厌的政治需求压倒了比起政治来不那么受欢迎的经济的逻辑，最紧迫的问题都出现在经济部门，尤其是表现为愤怒的、经常发生的劳工纠纷和罢工。 比如加入工会的工人的数量从第五共和国头一年即1980年的948,000 人猛增到第五共和国最末一年即1987年的1,267,000人。罢工发生得更为频繁了，从而导致工资急剧攀升。实际工资的增长开始超过生产率提高水平，韩国很多产业部门开始丧失竞争优势，第六共和国时期，韩国人享受到了政治自由，但政治动荡、频繁罢工和工资高增长却侵蚀了经济的基础。 1993年，金泳三总统领导下进入第七共和国，罢工的次数迅速减少了，但工资继续爬升，与第六共和国时期相比，第七共和国时代利益集团的实力越来越强，游说活动也强化了，经济和社会政策有时得听命于这些充分地利用了其大规模示威之权利的利益集团。 目前，韩国改革议事日程上的主要议题是跟劳工相关的法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冲突非常严重，政府根本就找不到改变劳动力市场刚性的解决方案。从雇主的立场看，劳工法不合乎国际标准，它将不利于在韩国做生意。 我这里涉及到的是第二节中提到的经济发展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无限民主对经济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从第六共和国到第七共和国，无限民主的程度在逐渐地强化。为了克服目前的困难，有的政治家和学者强烈要求进行改革，但是大多数政治家由于担心失去选票而一直不愿意进行改革。在我看来，韩国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韩国要想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鲤鱼跳龙门成为发达国家，就必须面对目前的挑战制定出合适的政策。 (3)经济发展的成就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是韩国取得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也一直有一些政治家、官僚、学者及很多普通人抱有同样的看法，于是，有时就出现一种理论，说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好榜样。 这种流行的观点是否正确？有没有合理的证据支持这种看法？如果没有，为什么这种看法如此流行？不管是在任何国家或什么时代，计划的编制总是不能避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计划者也不能指望获得好的证据。就此而言，韩国并不能例外。 基于一系列五年计划的产业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被人们出于政治原因而部分地夸大了。为了使权威主义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历任总统都需要来自政府积极作用和经济成就的支撑。人们有理由假设，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之类的政府出资的思想库都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 在韩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并不存在任何批评或监督政府制定之经济政策的思想库，在权威主义独裁统治和高压政治制度下，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困难的和危险的。任何批评都被认为是对当局权威的挑战。而且传统上韩国人都不愿意容忍不同观念和看法，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自由主义，他们倾向于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 在经济发展阶段，最有实力的思想库就是KDI，它在制定计划及论证产业政策合理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KDI的一些著名学者都在政府中获得了很高职位。关于韩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英文论文都是出自KDI，这些论文论证了积极的政府政策的正当性。批评不能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经济研究基金绝大多数来自政府。 朴正熙统治时期的成功故事也通过媒体和教育广为传播，在学校教育中，韩国人不会被告知政府的产业计划失败的例子。由于媒体和教育的这种宣传，包括学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那种传统的观念：政府对韩国经济的干预有益于社会，而只要经济中出现问题，大众媒体就习惯性地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 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对能够测度的、看得见的因素倍感兴趣。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更复杂的世界，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倾向于不去注意那些不可测度的因素，有时甚至是有意地忽视这些因素。尤其是经济学家都更乐于探询可以测度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就不承认任何不可测度的因素。 不管我们评论哪一时期的韩国产业政策，都可以发现很多政府失灵的例子。韩国战略性产业的成功并不是韩国干预的结果，而是企业部门企业家精神的产物，而政府的深深干预只不过是给私人部门增加了巨额成本。反之，我们却很难找到政府干预成功的例子。 1973年到1979年，政府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即所谓的重化产业化（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ialization，HCI)政策，世界银行对这一计划作出了如此评价： “HCI计划的代价还未被充分认识到，但这种代价必将是巨大的。” 国家重化投资无法按计划进行导致投资大量浪费，然后1981年政府又搞了个所谓的重化产业重组计划。 在实施HCI期间，朴正熙当局积极地推动建立大型造船厂，却根本就没有考虑韩国公司的技术能力、这些公司靠债务支撑的脆弱的财务结构，也没有考虑到这些公司严重依赖海外需求。所以与政府的预期相反，1980年代中期，70%到90%的订单得依赖海外的韩国造船业由于全球航运业的衰退而经历了新订单严重下滑的局面。造船厂面临着财务和失业危机。如果私人公司能够被允许控制其生产能力，那么这种萧条局面是可以被相对容易地应付过去的。 汽车和电子产业是韩国最重要的产业，而政府也深深地介入这些部门资源的配置，由官僚决定韩国由于资源短缺在此一行业是建一家公司还是建两家公司。在汽车产业，尽管企业界强烈抵制，他们仍强迫各公司专门生产卡车或是轿车。 今天，现代、大宇、起亚汽车公司的成功来自于他们抵制了政府的积极作用。如果政府成功地执行了其计划，韩国就不可能拥有几家彼此竞争的汽车公司。 电子产业则比汽车产业还要糟糕。官僚们坚持认为垄断制度对于保持竞争优势很重要，其基本理念是投资大量资金到一家有望成为巨型公司的企业中，1960年代，隶属于LG集团的金星几乎垄断了电子产业，三星集团历尽艰辛游说官僚，最后获得朴正熙总统的亲自首肯。如果官僚们仍坚持他们的理念，那么，三星电子公司就不可能成为全球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大厂。 因此，我对这种流行的看法——韩国经济的成功应归功于产业政策、精英官僚的指导这一类政府的积极作用——持怀疑态度，相反，我认为韩国经济的成功主要有下面几条理由： 首先，第一共和国时期，通过宪法及相关的经济政策较好地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基础，韩国人就不大可能实现经济如此快速的增长。 1948年制定的宪法遵循的是社会主义路线，其中包括国有化及工人共享利润这样的观念，不过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在出售日本人的财产时，把国有化的范围控制在最小限度，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公司都在私有部门中间分配了。工会强烈要求劳工参与和利润共享制度，尽管宪法宣布了利润共享的权利，相关的法律却并没有将此权利赋予工人，这意味着韩国经济的基石乃是私有财产所有权制度。 跟公司的分配一样，《土地分配法案》消灭了土地等级制度，建立了土地所有权制度，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的土地分配制度非常公道。 其次，朴正熙总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政治稳定。在第一和第二共和国时期，由于政治动荡、高通货膨胀、大规模示威以及腐败，商人常常不能预期未来。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可能更容易在权威主义政权下达成，而在民主制度下反倒不容易实现。不过，民主政府的坚强的领导能力也能够为政治稳定奠定基础，不管政府的类型是什么样的，领导能力才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 第三，朴正熙总统领导人民摆脱贫困，使人民对未来有了远景。在漫长的历史中韩国人已经高度地适应了贫困，而朴正熙总统的发展计划对人民产生了正面影响。 第四，众所周知朴正熙总统乐于学习，因而在制定政策时能够接受商人们的理念。不管何时会见商人，他都很仔细地倾听他们的言谈，并记下要点，如果有的理念他喜欢，他就直接下令予以实施，并监督实施过程。朴正熙总统执政初期，正是包括Wul-san工业开发区之类大型项目负责人在内的商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理念。韩国产业联合会的成员们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提供了很多好的理念。另外，朴正熙总统也根据经济政策应该推动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原则努力地区分开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同时朝鲜战争也彻底摧毁了利益集团，从而减弱了它们对体制和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同时，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世界经济环境也有利于韩国经济，石油价格低廉，比较容易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越南战争和中东建设高潮也为经济进步添加了动力。 重要的是，韩国拥有勤奋的、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经历了严酷的竞争后，其中一些人建立起了大企业集团即财团。另外，韩国文化一直都比较重视教育，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大军是推动韩国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 IV. 结语 韩国是在权威主义政权下获得经济成功的，于是就有很多人觉得在民主政府下不大容易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基础，因而有人就说，那些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无可避免地得依赖权威主义政府。 我在本文中用韩国的例子考察了经济进步与民主的关系。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韩国第一、第二共和国实际上是动荡不安。第一、第二共和国时代(1948-60)，是不可能取得良好的经济表现的。第二共和国时期，已经建立了5年计划制度，但政府却无法组织实施。 朴正熙总统的政权(1961-79)是权威主义的，不过它对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有所贡献。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权威主义政权总能保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能力，而与其政治制度类型并不相干。 在人们富裕起来后，经济进步有助于巩固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民主最终将侵蚀财产权的保障之类的自由市场的基础。在第六、第七共和国时期(1988-)，韩国人享受到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政治自由，然而他们又面临着工会等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要求。利益集团已经对经济政策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韩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正在从一个民主国家转变为一个无限民主国家。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无限民主的悲剧”，福利国家就是现成的例子。 另外，我们在解释韩国政府在经济进步中的作用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为了证明朴正熙总统的权威主义政府的正当性，韩国政府英明、慈善的一面被有意识地夸大了。在造船、汽车、电子等战略性行业，政府的干预导致了资源严重配置不当，巨大的代价却由民众承担。韩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实行立宪法议会制度，土地分配，政治稳定，经济政策的非政治化，朝鲜战争打破了利益集团，富有进取心的企业家，及勤奋的工人。 总之，经济进步和民主在其早期阶段都需要政治稳定，在软弱的民主制度下，我们不可能指望取得经济进步，而在无限民主制度下，由于利益集团的掣肘，我们也不大能取得经济进步。现在到了我们应该担心无限民主及寻求保持领导能力和法治的途径的时候了。 秋风2001年春节期间译自the Korea Center for Free Enterprise（http://www.cfe.org/english/index.htm）

关于作者 Byeong-Ho Gong博士以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rm-specific Efficiency Using SFA and DEA一文获得Rice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the Korea Center for Free Enterprise主任，主要致力于大企业集团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研究，主要著作有： What's Wrong with Specialization?(1991), A Study on Firm-specific Efficienc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2) A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Korean Chaebol(1992) Chaebol : Are they to be blamed?(1992) The Rise and Fall of Korean Enterprise (1993) Corporate Capitalism and the Korean Chaebol(1993)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Korean Enterprise(co-author, 1994) Power Shift in the Korean Economy(1995) The Exit Barriers in Korea(1995) What is the Free Economy?(1996) The Free Market and its Enemy (1997) Entrepreneur(1998)。 个人电子邮箱：gong@cfe.org 参考文献 Adelman, Ima, "Review of Kore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Korean Economy 1945-95:Performance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1995. Amsden, Alice H.,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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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是韩国新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学术组织,提倡公司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作用.

粗略浏览完这篇文章后,脑子很乱,一方面肯定朴总统的强权威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嘲讽李承晚的独裁政府;一方面以经济为中心,另一方面要强调民主自由第一位.而且是在同一时期,作者持双重态度,忽左忽右.

此文与Corleone兄的上一次转帖的<踢掉梯子>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

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共有特点。虽然在口头上不能放弃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说词，实际上心里是把经济自由放在首位的。一旦两方面可能有冲突，经济自由必须被首先确保。哈耶克曾把自己的书送给葡萄牙的独裁者，佛里德曼也和智利军政府关系嗳味。主要是因为在独裁者有时能推动经济自由（其实也未必是自由，主要是经济上的”反共产化“）。看看中国也是一样，知识分子们虽然对deng颇有微词，但总体上拥护他仍然超过毛。在liusi和文革中，自由主义者肯定不会选后者。

经济自由主义真正拥有话语权是要有条件的,即国家已经完成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一旦这个过程完成,任何的政何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必定是适得其反,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在这个过程未完成之前,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结果极可能是今日的菲律宾,拉美.

请TravisBickle兄不要触及政治底线,这对论坛不利,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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