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失去了什么？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宗教意识淡薄的国家，但我们并不缺少宗教精神。高贵的品质、健全的心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官方意识形态与谋生技能。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钱先生的著作仿佛庖丁解牛，笔锋深入历史的肌理，游刃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缝隙，如此切割之后，让读者看到清晰的历史脉络。
　　《中国历史精神》提纲挈领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等七部分内容，其中《中国历史上的教育》一章，竟然预言了当下中国教育的突出问题，感同身受。
　　西方教育分为国民教育（国家教育）、个人自由的教育（知识与职业的教育）、宗教教育。
　　中国教育自古以来没有西方的宗教教育，却有富于宗教精神的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这些中国教育的原点在孔子和儒家思想。
　　联系当前的教育现状不难发现，中国发展到近代以后，一直不断强化国家教育、知识与职业教育。
　　国家教育，关乎意识形态，围绕“三观”展开的思想政治课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
　　知识与职业的教育，关乎安身立命的“饭碗”，更是重中之重，而且近年来登峰造极；
　　而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却因为意识形态的维稳和考试为核心的功利化引导，受到了极大干扰。
　　国人是否还记得十几年前轰动中国社会的“钱学森之问”？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说起：“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中国历史精神》给出了答案。
　　只强调国民教育、个人自由的教育，是典型而偏激的“成功学”引导，精英教育的后遗症。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此尤为痛心。
　　学校教育仅是鼓励个人上进，仅注意到让每一个人都接受知识和职业技能，而没有注意到每一人的“可能的失败”，及其内心情绪上的“真实苦闷”。
　　钱先生重申了中国版的宗教精神，引用《孟子》中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即在道德、人格、尊严上，每个人可以站在平等地位上。高贵的品质、健全的心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官方意识形态与谋生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