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石：海外华人再摘诺奖，我们应该狂喜吗？

2009-10-15    吴越石    文汇报

今年的诺贝尔奖评奖结果，除了奥巴马获和平奖这个大冷门之外，在全球华人中最引起关注的新闻，恐怕就得算英国华裔科学家高锟所获得的物理学奖了(和美国人威拉德·博伊尔以及乔治·史密斯共同获得)。至此，在诺贝尔奖的科学类奖项的获奖名单中，已然有八位华人科学家的名字。他们中的前七人是：李政道(1957年获物理学奖)、杨振宁(1957年获物理学奖)、丁肇中(1976年获物理学奖)、李远哲(1986年获化学奖)、朱棣文(1997年获物理学奖)、崔琦(1998年获物理学奖)、钱永健(2008年获化学奖)。 　　欣喜之余，也多少生出一点忧虑。从这张获奖榜单中可以看出三点：其一，所有的获奖科学家都是美籍华人，无一人是中国公民(除了高锟为英籍外，其余人均为美籍)；其二，其中没有一位科学家是建国以后的高校培养机制所培养的(其中杨振宁、李政道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后赴美深造；崔琦在香港读的中学，后再赴美；高锟在香港读的中学，后赴英；李远哲在台湾完成了本科和硕士教育，后赴美。余下三人均在美国诞生，并全部接受美式教育)；其三，即使和美国以外的第二梯队科技强国相比，华人的获奖人数和族群人口总数之比依然存在着“数量级”的差距。比如，日本现有人口仅为我国的十分之一，但诺贝尔科学类获奖者已有12人，且其中大多数人在获奖时是日本公民。这些数据再一次明白地告诉我们：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的确有着重大的缺陷。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瓶颈，我们就很难把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高端人才的素质优势。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遭受到的巨大冲击自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因素，但若过多地归咎于历史原因，则难免会有推脱当下责任之嫌。依笔者的观察，目前我国大学科学教育的病根，乃是出在“道”的层面上，而非“器”的层面上。 　　所谓科学之道，就是要首先搞清楚我们为何要研究科学。有人说研究科学是为了个人成就，有人说是为了祖国富强，但这都是皮相之论，不触及根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完全可以不计名利潜心钻研，也完全可能会改变国籍远赴重洋，但是他依然会醉心于科学研究。换言之，科学家做实验、写论文、搞演算，在根本上不是为了职称和面子，不是为了虚荣和财富，而就是为了真理本身。 　　但就是这样一个并不是很难懂的道理，现在却被高校里复杂的评奖机制和项目规划所淹没了，被滚滚红尘中的利益考量所吞噬了。恕我直言，一种过分和经济利益结合的学术评价体制，在根子上就是和科学精神为敌的：因为它会助长人性中逐利本性的膨胀，暗中鼓励研究者把科研活动看成是经济博弈的一部分，而不是真正的真理探究。在这样的一片土壤里，又怎么可能结出具有真正的世界级水平的研究果实呢？ 　　笔者真正担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公民无人获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记录真的在不久的将来被偶然打破，毕竟，一直买彩票，总会有中的一天，那么我们是否会因此陷入自作多情的狂喜，而进一步忘却了国内大学教育科研体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呢？若真是如此的话，侥幸出个人才能够拿个奖，反倒会让乐天派们更为麻木不仁，好事岂不成了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