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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8
【封面报道】联通混改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7年第34期 出版日期 2017年08月28日
一线互联网巨头悉数参加,融资780亿元,改造中国联通,揭示国企未来

《财新周刊》 文 | 财新记者 黄凯茜 覃敏 特派香港记者 姜博文
  对于王晓初来说,这一刻是其两年前从中国电信董事长位置转任中国联通集团董事长以来最为期待的一幕。接手当时战略模糊、业绩堪忧的中国联通,他只有寻找方向、推进改革之“华山一条路”。
  千呼万唤始出来。
  2017年8月16日下午,在香港举行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王晓初宣布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终于尘埃落定。“作为目前惟一一家集团层面整体混改的企业,中国联通面临重大历史机遇。”
  王晓初当场演示了十多张示意图,向机构投资人“剧透”了联通混改方案的核心信息。这份方案当日上午刚刚在北京联通大厦举行的董事会议上获得通过:以中国联通A股( 600050.SH )为平台,通过“发行新股+转让老股”形式,引入中国人寿、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14家投资者,同时施行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总共募集资金约779.14亿元。完成混改后,联通集团合计持有中国联通约36.7%股份,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包括核心员工)持股比例约35.2%,剩余25.4%股份为公众股东,基本形成“三三开”的混合所有制多元股权结构。
  随后,混改方案公告与业绩公告在上交所、港交所两地同步发布。
  令市场震惊的是,约3个小时后,中国联通突然撤下了发布在上交所的三份混改相关公告,官方后来给出的说法是“因技术原因需在三个工作日后再行发布并继续停牌”。
  王晓初高调分享的这份混改方案,为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出此变故?
  据财新记者了解,中国联通A股公告撤下,与其混改方案不符合当前关于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相关法规有关。所谓“定增新规”,即指今年2月证监会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其中要求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20%;而联通此次混改需要定增的股份数量占到发行前股本的42.63%。
  另一个重要冲突则是发行价格。定增新规在发行价的确定方法上毫无余地,只能按发行期首日的市价确定。而中国联通混改定增价6.83元/股,依据的却是市场沿用多年的老办法,即按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九折的锁价发行模式。
  在中国联通混改方案前期制定过程中,上述证监会的定增新规就是联通引入外部投资者的一大技术障碍,由于定增对象为战略投资者,对公司的估值判断、董事会决策等需要锁定价格。而国企央企上市公司混改、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试点项目能否对定增新规豁免,则至少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定调。
  据知情人士透露,联通混改最终在主导部门的协调之下得到了国务院特批,才让证监会打开了“绿灯”。
  三天后的周日深夜,证监会发布公告,称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之后,深刻认识和理解了中国联通对于深化国企改革具有先行先试的重大意义;对中国联通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作为个案处理,适用2017年2月17日证监会再融资制度修订前的规则。
  以混合所有制作为第四轮国企改革的重点突破方向,早在2013年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已明确。在经历了四年裹足难前之后,终于破题。
  2017年春节之后,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推动混改试点落地确定为今年要务;并希望国企大规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借试点开路,在明年陆续展开。
  一位参与联通混改的投资机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联通混改试点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主抓,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作为央企整体混改的第一单,联通混改被赋予了标杆性的示范意义,而过程颇为曲折;最初阿里、腾讯等主动登门洽购,中间因定增门槛等障碍卡壳,投资者热情一度冷却;再到最后一刻和监管部门的戏剧性博弈,历时近一年。混改方案最后发布阶段的“乌龙”,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这些波折事后看不过是场插曲,真正重要的是,联通混改在引资比例、战投阵营、股权激励等多方面的设计,超出了市场预期,也昭示了这一轮国企混改的走向。
特殊处理
  中国联通与东航集团、南方电网、哈电集团、中国核建、中国船舶等一道于2016年9月被纳入央企混改试点企业,此番作为集团混改案例拔下头筹。
  联通集团和联通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且两者之间总资产规模几乎接近,集团不像很多老国企那样有诸多非主业或三产资产,资产结构相对简单。集团资产规模在6000亿元左右,在央企中体量不算太大。再加上联通近年来业绩下滑严峻,在三大电信运营商中日趋弱势,没有大量新增资本和资源投入,很难在未来5G时代独立存活。内外需求叠加,使联通具备作为首单集团整体混改试点的可能。
  据多位接近联通集团高层的人士透露,混改方案由董事长王晓初、副总经理李福申主抓。王晓初对混改倾注重望,希望将联通打造成股权分散、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引入灵活市场机制的上市公司。
  理想很丰满,过程则一波三折。
  联通被列入混改试点消息一出,闻风而动者众。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找王晓初提出大股比进入联通,小米创始人雷军也登门拜访。2016年11月初,中国联通在青岛召开合作伙伴大会,腾讯CEO马化腾、百度CEO李彦宏、阿里云计算总裁胡晓明悉数到场。马云当日虽不在,但之后阿里专门在杭州开了一个与中国联通的战略合作会议,王、马二人在杭州会面。
  今年4月5日,中国联通A股以涉及混改相关重大事项宣布停牌。然而,民资叩门求入的热闹状态却逐步冷却。
  在5月9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上,王晓初坦承推进混改难度不小。“从具体操作来说,各部委都有不同规定,改革就是要突破很多过去的不合理的规则,还需要时间来进行方方面面的沟通。我们已经和10个部委进行了沟通。中央还是很重视,我们希望借此东风闯出一条路。”王晓初称。
  作为央企,到底释放多少股权、让谁参与、如何操作,并非中国联通自己能够决策。从发改委、国资委到证监会,再上升到国务院以及更高层面,中国联通提交的混改方案经过多轮讨论,王晓初、李福申等中国联通高管,数不清进行了多少场汇报、沟通。
  据知情人士透露,至迟到2017年5月底,国务院深化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已原则性通过联通混改试点的总体方案,但这份方案并没有确定的投资人;至于涉及股比、定价等具体操作性内容,仍需联通和有关部门具体协调沟通。
  正是操作层面的所谓技术性细节,卡住了联通,也打消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上述人士称,证监会2月份发布的定增新规门槛,令联通混改方案无法确定价格和增发比例,也因此令众多投资者却步。“将近800亿元的定增规模,涉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要考虑市场的接受度。价格定太低了,保值增值成问题;定高了,市场接受度不高。”
  联通混改引资主要是要约谈判,而非公开竞价。据财新记者了解,直到6月初,互联网公司中仅有腾讯明确表态参与,价格高低和投资规模并非其考量重点,主要是希望谋求战略性股东地位,要董事席位,借参与公司治理发挥实际作用;阿里的态度不明,既不回绝也不积极;百度、京东等其他互联网公司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沟通。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6月中旬,王晓初亲率集团四五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登门拜访百度,诚恳邀请百度加入混改投资,双方同时探讨了在业务上战略合作的可能。百度高层最终更改了之前觉得“没有机会”的判断,认为不应“缺席”央企混改首单试点。当时联通方面在混改时间表上十分紧迫,要求包括百度在内的投资者在7月份就完成投资结构的搭建。
  王晓初在7月中旬联通管理层、各省级公司高层参加的年中工作会议上,将混改概括为是一个“打消投资者顾虑”的艰辛过程。
  他总结称,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入股价格。停牌前中国联通A股估值已处于历史高位。以2017年4月5日为基准日计算的价格,比2016年9月30日宣布混改试点时的4.15元/股价格高出81%。显然,这一涨幅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参与热情;其次是战略协同问题,即联通和投资者双方能否实现战略、业务协同,能否同股同权;第三是中国联通敢不敢真改、真碰硬,真正实现公司治理规范化,选人用人市场化;第四,投资者确实担心投资“打水漂”,投入联通的真金白银能否得到应有回报。
  价格是其中最微妙的博弈点,入股成本如一条杠杆,看支点在何处,能撬动资本多大的意愿。腾讯当时对联通表态称,因联通无法定价,腾讯难以向投委会和董事会讨论通过投资方案。而更多此前积极的互联网公司,则是担心按新规定价,定增价格过高,可能面临过大的投资风险。
  联通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数次沟通并不畅快,后者虽然表态支持国企混改,但定增新规发布不足半年,很难为联通一家“开后门”。
  “最后这事就需要通过发改委,找中央高层或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协调豁免。当然,战略投资者也应有比普通增发更严格的锁定条件和战略承诺。”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人士称。
  除了定价机制的特批问题,因联通混改方案涉及老股转让,联通还想就转让部分存量股份的增值税问题,向财政、国资等监管部门申请特殊处理方案。
  6月12日,发改委批准联通混改方案。联通在此时应已取得“绕过定增新规”的政策口径。此后,向潜在投资者的要约谈判开始火速推进。王晓初在7月中旬的内部会议上称,“目前(混改)各项工作正在扎实有效推进”,当时已经确定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向包括互联网公司、垂直行业领先公司、金融和产业基金四大类别。
  两个月后的8月16日,中国联通在香港召开的半年度业绩沟通会上公布了混改方案,以每股6.83元价格非公开发行不超过约90.37亿股A股新股,募集资金不超过约617.25亿元;并由中国联通集团向战略投资者协议转让约19亿股股票,转让价款约129.75亿元。交易对价合计不超过约779.14亿元。按照发行上限计算,交易完成后,联通集团、战略投资者(包括核心员工)和公众股东基本“三分天下”。当然,联通集团联手参股的中国人寿、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调基金)等国有资本投资者,约计掌控了53%的中国联通股份,仍确保国有绝对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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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参股联通
  投资者阵营到公布前最后一周还在博弈。最终敲定的上述四大类别入围公司或机构的名单分别对应为:腾讯、百度、京东、阿里、苏宁云商等互联网公司;深圳光启集团、滴滴、网宿科技、用友、宜通世纪等垂直行业公司;中国人寿、中国中车等国企,国调基金、前海母基金两大产业基金。
  其中,中国人寿以217亿元认购10.22%股权;腾讯出资110亿元,占股5.18%;百度出资70亿元,占股3.3%;京东出资50亿元,占股2.36%;阿里出资43.25 亿元,占股 2.04%;苏宁、光启互联、淮海方舟分别出资40亿元,各占股1.88%;兴全基金出资7亿元,占股0.33%。国调基金则接手中国联通集团转让的老股,以129.75 亿元获得增发后6.11% 股权。
  事实上,这些所谓战略投资者层层穿透后,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比如,出资40亿元的淮海方舟是7月13日成立的新基金,由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嘉兴枇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宜通世纪、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友广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家公司出资,穿透后有27个自然人、47家单位,共74个投资主体。
  滴滴、网宿、用友等企业就在淮海方舟投资团中,不过出资额并不高:滴滴通过嘉兴枇易持有淮海方舟15%股权,投资额6亿元,折合持有中国联通0.28%股权;宜通世纪、用友网络各出资2亿元。
  有的股东及其背后资金来源引起市场关注,比如占股1.88%的深圳光启集团,以深圳光启互联技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光启互联)为投资平台。光启互联的股东为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创业投资、建信投资基金、深圳光启合众科技有限公司三家。资本市场对光启集团的业务模式、资金实力等问题颇有关注。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7月份,市场就在极小范围流传建信基金通过组建国企混改基金,向市面销售1亿元门槛的联通混改投资份额,要求在7月28日前签订股份认购协议,并于8月22日之前向中国联通提交保证金。建信基金下层的投资主体并未在联通公告中穿透披露。其他多家参与混改的股东也采取了类似光启互联的投资结构,背后嵌入合伙基金、信托或资管计划等融资架构,因相关信披仍不够充分,这引起了联通混改股份可能被市场结构化散售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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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混改?
  在7月中旬回顾上半年、部署下半年工作的内部会议上,王晓初强调:进则寒尽春生,松则一退千里。意指联通困于当前之寒冬,别无退路,只能抓住混改往前拼。他指出,混改“借力发展是外因、提升活力是内因”,一方面需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业务协同;另一方面,推动内部机构和人力资源改革,增加组织效率。
  他详细对标分析了联通在中国三大运营商乃至全球30大电信运营商中的业务差距、运营和盈利水平等主要指标问题。提出“做企业要不忘初心,回归企业创造价值、增加价值的本质,必须关注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他要求下属机构反思——自己的工作是在增加价值还是增加包袱?
  现年59岁的王晓初,职业生涯贯穿三大电信运营商,深知三家家底:1999年3月,其出任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年10转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1年后的2015年8月赴任中国联通集团董事长。
  中国联通于2009年初在原中国网通和原中国联通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业绩和规模一直落后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以2017年上半年数据看,中国联通实现服务收入1241.1亿元,净利润24.2亿元;而中国移动实现营收3889亿元,净利润达627亿元;中国电信同期营收1841.2亿元,净利润125.4亿元。从净利润规模的角度看,联通不到中国移动的4%,不到中国电信的20%。
  在从2009年至2013年的3G时代,联通凭借与网通重组之际率先获得了3G牌照,利用WCDMA(3G)网络和最先引入苹果手机合作的优势,一度风光无两。这造成了其对4G形势的误判,初期在4G网络建设上投入不足。随着TD-LTE(4G)于2013年12月发牌,中国移动大力推广4G,给了中国联通的移动业务极大压力。
  王晓初在2015年8月到任中国联通后一头扎下基层调研。不到一个月,他就叫停联通向3G网络规模扩容,转把资源重点投向4G网络建设。这一明确的方向判断,暂时刹住了中国联通移动用户不断流失的局面,但仍然难以追赶中国移动。
  截至2017年6月,中国联通4G用户累计达1.388亿户;而中国移动的这一数据是5.936亿户,比中国联通多出3倍;中国电信累计用户数业已赶超联通,达1.52亿户。
  与此同时,联通原有优势业务固网宽带,也已被中国移动赶超。2017年6月,中国联通固网宽带用户单月仅净增1.6万户,累计达7692.1万户。中国移动增速最快,单月固网宽带用户净增256.1万户,总数达9304.1万户。中国电信虽然仍保持1.28亿固网用户的优势,但其单月新增仅81万户。
  预计2019年试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的5G,将是电信市场分野的下一个时代。王晓初在3月15日的2016年业绩沟通会上表示,中国联通在5G时代不能再犯4G的错,从现在开始就要为5G准备足够的资金。在营收、利润均不及竞争对手之际,中国联通无论是建设基础网络还是开拓业务,都亟需补足资金实力。
  此次混改募集了接近780亿元资金,中国联通称,将主要用于4G及5G相关业务和创新业务建设,加快推进公司战略转型。
  募集资金将在两三年中投入联通红筹公司和联通运营公司,其中398亿元投入4G能力提升项目,约196亿元投入5G组网相关业务,约23亿元投入创新业务建设项目。根据联通测算,4G相关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2.3%,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4.9年。若在2020年实现5G商用,预计5G相关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15.8%,静态投资回收期为8.2年。
  混改在业务上的逻辑是什么?在中国联通看来,最重要的是借各家股东的支持,增强渠道的能力,但这有赖于和股东之间的业务协同能否真正发挥。
  当前联通的实体渠道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比如自有渠道客流量下降、难以接触异网客户,社会渠道管控加难、部分社会渠道收支倒挂。此次混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囊括中国互联网一线巨头,中国联通寄望借此拓展线上渠道,争夺异网客户。
  去年底,腾讯、阿里、百度先后与联通合作推出腾讯王卡、阿里蚂蚁宝卡和百度神卡等联合电话卡,流量和话费的优惠程度甚至低于部分虚拟运营商的价格。其中,腾讯王卡最大的特点在于腾讯应用流量免费,蚂蚁宝卡则通过线下使用支付宝赠送流量,百度神卡也在流量和通话时长上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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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28 16:32:05
  2017年5月,王晓初介绍,与腾讯的合作聚焦在个人消费市场,比如将微信、QQ作为电子渠道。腾讯王卡半年时间就帮助联通新增了2000万用户;与阿里的合作主要聚焦在集团、企业客户,大概为联通带来了200万-300万新增客户。
  为加强与腾讯、阿里的合作,5月2日,中国联通在广东、浙江分别成立腾讯合作运营中心、阿里合作运营中心,为省级分公司部门级,分别负责腾讯王卡和蚂蚁宝卡的推广、运营及销售等。中国联通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这实际是在集团电子商务渠道部门下,专门设立了与腾讯、阿里对接的机构。
  联通这些互联网渠道产品的推出,已让竞争对手感到“头痛”。一位中国移动省级公司人士称,联通混改引入这么多战投,可能改变其业务模式,使其变成一个较为开放的能力平台,这对中国移动形成了竞争压力。
  在王晓初看来,上述四类战略投资者,其中互联网公司主要聚焦零售体系、渠道、内容、家庭互联网、支付金融、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对于垂直行业公司,在包括物联网、系统集成、综合信息服务方面展开合作;对金融企业及产业集团,会在产业互联网、支付金融等方面加强合作,利用产业基金的方式拓展合作机会。这些合作包括商业模式的合作、新服务的合作,也包括未来在资本层面的合作。
  各大互联网公司在联通混改方案公布后纷纷表态期待合作,但各家内部实际并没有更明确的专门安排。一位互联网公司高管坦承,目前只是参与资本投入,而业务合作暂时仍是过去的延续,毕竟运营商市场只有三家,不可能因此太大地改变和其他两家的合作情况。
  长期观察中国联通的分析人士认为,混改最直观的好处是初步解决了中国联通的发展资金问题,至于通过混改改变运营商市场格局的效果,有待观察。
推动治理变革
  中国联通称,拟通过此次混改形成多元化董事会和经理层,以及权责对等、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机制。同时王晓初也表示,公司人力资源制度改革是此次混改的核心之一,要使个人劳动价值与企业一致化。
  公司治理机制和人力资源制度,正是国企体制机制的两大桎梏,混改能让联通脱胎换骨吗?
  据王晓初在业绩沟通会上介绍,混改后,A股董事会名额将按照6∶4∶5的比例分配,即6席为各领域的国有企业代表,4席为民营企业代表,5席为独立董事。“国有企业代表也不是一个部门出来的,它们的意见也可能不一致。”
  在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施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基础上,联通还打算拿出一两个高级副总裁职位,给予互联网公司股东。
  值得一提的是,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被重点提及:涉及“三重一大”“国家安全”“电信网络及信息安全”等事项,先由集团党组研究讨论,再提交董事会、管理层。人才选拔机制方面,董事会在党组领导下行使选人用人、重大决策、薪酬分配等权利。中层管理人员正职由运营公司经理层提出建议,副职由正职提名推荐,不过最终都需要经过党组研究决定,运营公司才能聘任。
  混改给予管理层的抓手之一是——精简组织架构、全面瘦身。中国联通的组织架构包括集团、省分公司、地市分公司、县分公司(即原分局)等,是典型的多层级体系。一位中国联通省级公司高管对财新记者形容,“就像诸侯分封,每一层都是管理,真正干活的是分局,有些分局甚至也不干活,干活的都是外包单位的人。”
  在他看来,从竞争需求看,中国联通被迫要像“猎豹”一样奔跑,但现在还受制于“猪”的生理结构。
  现在中国联通北方省级公司平均有25个管理部门,南方省级公司平均有22个管理部门,未来将分别优化至18个、16个左右。部门内设机构按照“能不设就不设”原则,尽量精简整合。此外,地市公司、县公司也将按照业务需要、收入规模调整组织架构。整体而言,中国联通希望将31个省的712个管理部门精简到516个左右。
  随着混改进程推进,组织架构调整风雨欲来,紧张氛围在内部弥漫,裁员风声四起。“中国联通各省分公司要求定岗定编定员定薪定退,现在从混改角度看,有岗有编也不意味着现有人员就胜任,员工非常紧张。”
  据财新记者了解,中国联通在今年上半年已开始讨论员工退出机制,对考核不合格的员工予以调岗、降薪,之后仍不达标则解除劳动合同。
  今年 4月,中国联通在北京昌平的小汤山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员工退出岗位甚至退出企业的机制进行了内部大讨论。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会上讨论的退出机制很严格,比如连续几个季度考核不合格要退出岗位,要在内部形成人力资源平台,各部门与员工双向选择,长期找不到合适部门的员工将被辞退。比如长期生病的员工如何退出,如何解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问题等,还讨论了员工申诉机制。
  “总的原则是打破铁饭碗。”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从讨论框架看,混改两年之内,退出岗位的员工将控制在3%,退出企业的员工控制在1%,貌似压力并不大。但目前针对人员退出还未形成正式文件,最终执行力度尚不得而知。
  王晓初在内部表示,人力资源改革跟年龄、学历、性别、身份不挂钩,关键是“三看”:看贡献、看业绩、看能力。
  尽管中国联通一再强调市场化、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人力资源体系,市场仍然担心,董事会、经理层的经营决策是否受国资委、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在业绩考核、人事任免、业务推进等方面的深度影响?即便中国联通内部也迷茫,“人员退出能执行到什么程度?人员退出与维稳哪个更重要?”
  在8月16日的香港中期业绩会上,有投资人问及发改委、国资委对中国联通的考核目标,王晓初回应称,包括国资委和发改委都有具体的考核指标,主要是:收入增长、利润增长、ROE(净资产回报率)提升。也有投资人关心新进入资金投向4G或5G,是中国联通高管决策还是参考入局的民营资本方意愿?联通官方在现场并未对此正面作答。
对赌未来
  除了引入外部投资者,联通混改方案还涉及核心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拟以3.79元/股,向核心员工首期授予不超过约8.48亿股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32.13亿元。
  根据中国联通后来披露的员工股权激励方案,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股票总数不超过8.48亿股,禁售期2年。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超过7550人,人均授予10.1万股,包括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但不包括董事及高管。
  此外,联通还预留了10%份额共计8478万股股权,用于授予本次混改后新引入的在IP(Internet Protocol,即网络协议)、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即信息技术)、创新业务等领域具有专长的新员工。
  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中国联通内部尚未公布具体的股权激励名单及操作细则。有望作为核心员工持股的员工,包括处级以上干部,以及技术骨干、业务骨干、劳动模范等,整体规模为1万多人。
  中国联通还要求员工自筹资金认购相关权益,同时制定了严格的兑现规则。
  根据相关公告,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的有效期为60个月,其中前24个月为禁售期,禁售期满后为限制性股票解锁期,解锁期还有36个月。
  中国联通8月20日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立即成为市场焦点。每股3.79元的员工持股价,较战略投资者入股价每股6.83元低44.5%,更是市价的大约三分之一。由此引发联通股权激励是“半价福利”“一夜造富”等质疑。中国联通8月22日回应称,配套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有苛刻的业绩条件限制。
  中国联通设置了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第一个解锁期,相较2017年,2018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4%;2018年度利润总额增长率不低于65.4%;2018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2.0%。第二个解锁期,即2019年上述主营业务、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要求增长11.7%、 224.8%、3.9%。第三个解锁期,2020年的这组数字目标则为20.9%、378.2%、5.4%。三个解锁期同时要求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三大电信运营商同期平均水平,利润总额的增长率不低于同行业企业75分位水平。
  而2016年,中国联通主营业务收入2409.8亿元,同比增长2.2%,利润总额5.81亿元,同比下滑95.8%,净资产收益率为0.2%。
  联通根据解锁条件推算,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需不低于2813亿元,利润总额不低于172.18亿元,利润比2016年增长28.6倍;要求2020年收入不低于3044.6亿元,利润总额不低于253.5亿元,比2016年增长42.6倍。
  “上述业绩目标的实现具有巨大挑战,对于公司和员工而言,既是压力,更是动力,风险利益共担。”中国联通称,只有达到上述要求,限制性股票才可以解锁。如无法达到上述条件,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员工无法获得。此外,激励个人的解锁比例还与员工业绩贡献直接关联。在解锁期内,员工需要按照4:3:3的比例匀速解锁,若想兑现全部股票,需在未来60个月内在职,并达成公司和个人的业绩要求。
  根据2016年8月实施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时,授予价格不得低于下列价格的较高者:股权激励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均价的50%,前20个、60个、120个交易日均价之一的50%。联通员工持股拟定价格3.79元符合上述区间。
  尽管联通股权激励方案的定价有章可循,但近年来不少央企以半价推出大规模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有市场人士认为,央企国企本身在市场占据强势地位,凭借较多、较低成本的资源优势,一般能够获取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超额收益,而国企央企员工亦享有体制内超过市场平均水准的社会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此大折扣的员工股权激励存在一定的市场不公平性。
  通过业绩“对赌”,能否让联通激发员工活力、创造更好业绩?参与持股计划的员工人均需支付约38万元资金,届时员工兑现股权到底难不难?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从中国联通当前业绩来看,2017年上半年收入增长不高,利润额也不高,在相对较低的基数上,按现在的发展趋势可能实现增长。但是,真正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比如竞争对手会不会出狠招应对呢?
  多位长期观察中国联通的分析师则认为,鉴于中国联通长期的体制约束,如通过混改倒逼内部改革,降本减员增效,或有较大把握实现“对赌”的业绩目标。“中国联通可以逐步将电信服务的商业模式从B2C转变为B2I2C(即中国联通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向用户出售服务),降低营销费用,甚至关闭部分门店。”一位香港券商分析师表示。
  但一位专业从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咨询的外资咨询公司人士认为,联通的这一业绩增长目标非常有挑战性,可能影响员工参与的积极性。此外,联通股权激励方案还规定,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所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收益价值需控制在其薪酬(含预计激励收益)的30%以内。虽然首期激励计划不包括董事和高管,但另据国资委有关文件,国企员工股权激励收益占当期薪酬和收益的比例原则不超过40%。也就是说,即便达成了业绩目标,管理层也不一定能兑现相应收益,这或将影响到激励效果。
  同时,他认为,上述三个解锁阶段存在连锁反应,第一个解锁期到了,不达到业绩指标必须当期回购,规定不能延期,而且若前一个解锁期不能完成,后一个解锁期就更加难以完成。这连环挑战压力不小。
  从员工的反馈来看,东部沿海业绩较好的省份普遍比业绩落后省份更有信心,“行权不应该是全国一盘棋,如果按照各省业绩来,我有信心把我们省公司业绩搞上去。”一位中国联通省公司高层对财新记者说。但也有不少员工在观望形势。
  另据财新记者了解,联通在考虑关闭或重组一些亏损区域的业务,以提升整体业绩。比如云南、西藏等地不再自建移动网络,而是让用户漫游到中国移动网络,但联通目前与中国移动的相关谈判尚无下文。
“做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一位长期关注中国联通的券商分析师对财新记者称,此次中国联通出让增发后近40%的股权,超出了市场普遍认为最多拿出20%左右股权用于混改的预期。由此看来,在高层的支持下,中国联通混改的决心、力度都很大。
  作为第一批混改试点企业之一,市场对联通混改的关注集中在能否突破国资股权红线、能否同股同权、能否真正引入市场化机制、能否改变运营商市场格局等焦点问题上。
  除了是央企整体混改第一例,中国联通还是央企整体员工持股第一例。目前无论是发改委牵头的央企混改试点,还是国资委主推的央企员工持股试点,主要都是在资产规模不大的二级及以下子公司进行,联通混改由此更显示范意义。
  据财新记者了解,从目前两批央企混改试点给国资委上报的方案来看,二级以下子公司混改试点主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确定混改资产标的,引入战略投资者;第二步开展员工持股;第三步筹划上市。其中引入战投、实现股权多元化是开展员工持股的前置条件,且保证国有股不低于34%。
  另有一类也被定义为央企混改的案例,是把央企集团母公司或上市公司的部分拆分打包,与集团旗下上市公司资产置换上市,并配套定增募资,如中石油金融板块中油资本、五矿集团金融板块五矿资本的“借壳”上市。
  从定增资金的量级上看,能与中国联通相比较的央企混改案例,仅有中石化销售公司的1000亿元定增引资,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最快“抢跑”的央企子公司混改。
  中石化销售公司混改属于pre-IPO(公开上市前融资),且25家战略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的合计持股比例仅占30%,各家股比非常分散,份额靠前的外部单一投资者都是财务投资者,使得仅有的3名外部股东董事席位都由金融机构占据,产业投资者没有获得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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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28 16:32:11
  在此轮发改委牵头的混改试点项目中,已出台方案落地执行的案例,以pre-IPO式混改居多。第一批试点中,除联通外,已有实质性动作的就是东航集团从东航上市公司中回购分拆东航物流,再进行引资并筹划上市。东航集团在混改后持股比例降至45%,引资22.55亿元,联想控股作为最大外部股东持股25%,员工持股比例达10%。
  同属第一批试点的央企南方电网,拿出来的混改项目和联通、东航的存量混改又不一样,由南网深圳供电局、中广核、招商局、云南文山电力、前海开发区政府合资成立新的供电公司,各家股东皆为国有控股企业。
  近日又有两家属于第二批混改试点的项目落地,包括中粮集团旗下的中粮资本和隶属中国黄金集团的中金珠宝,两例都有上市计划。中粮资本共募资69亿元,弘毅弘量投资、广东温氏投资、北京首农等参投,外部投资者共持股35.5%。中国黄金珠宝公司从中信证券、京东、兴业银行等8家战略和产业投资者引资约22亿元,增资后共持有34.33%股权,员工持股约6.67%,中国黄金集团持股比例降至43%。
  另外,还有10家由国资委主推的首批央企混改和员工持股试点,都属于非上市业务,如在中粮集团的中国茶叶公司和宝武集团的欧冶云商。中粮集团保留中国茶叶40%股权,员工持股平台持有15%,引入外部投资6.26亿元共45%股权,厚朴、国寿资管、三井物产等参投;欧冶云商案例中,员工持股比例为5%,“宝武系”之外的股东合计持有23%,引资超过10亿元,本钢集团、首钢基金、普洛斯等参投。
  根据国务院国企改革配套文件,央企混改分层分类推进:集团公司层面,明确在具有重大战略性和国民经济命脉的特定领域坚持国有控股,形成合理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在其他领域,鼓励通过多种方式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引入各类投资者;子公司层面,强调以研发创新、生产服务等实体企业为重点引入非国有资本,加快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
  同时点名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个领域,要求开展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混改试点。中国联通虽然具备基础通讯业务的垄断属性,但也面临着来自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以及互联网公司OTT(指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各种应用服务)的高度竞争压力,属于国资委提出的“分类推进混改”的第一序列类别,被归为主业充分竞争行业。
  此番定增后,联通集团持股比例降至36.7%,受到市场热议,认为这突破了国有股绝对控股的不成文的“红线”。实际上,国企改革纲领性文件“22号文”已对特定领域的国有股控制权“松绑”:对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
  一位央企高层人士对财新指出,联通集团持有联通A股公司36.5%股权,仍为单一最大股东,对重大事项有一票否决权,34%的股权比例才是真正的“红线”概念,“如果释放到33%以下,才是彻底的变化。”他认为,联通目前的股权结构比较合理,各方面背景的股东都有,加上中国人寿和国调基金两家国有控股股东一起将国有股保持在53%。
  上述央企人士还指出,混改是“链式”过程,首先是股权结构变多元,治理结构随之调整,进而增强激励约束机制;混改企业拿到资金投向新业务,相应会带来新的衍生产品和技术。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认为,混改后中国联通母公司联通集团的持股比例,比东航物流混改后东航集团持股45%的比例还要低,是很大的突破。虽然从股权性质上看,是三家国有控股的股东联合持有超过50%的国有股,但这和原来一股独大的情况相比意义不同,股权不能简单相加。“毕竟是不同的国有股东,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不一定是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上是可能提出异议的。”周放生说。
  按照中国联通6名国有公司董事、4名民企董事的席位分配,以及5名独立董事的设置,周放生认为这与股权结构是相匹配的。民营企业的4席,如果成为一致行动人,就有能力否决董事会和股东会的重大决策。这为实现利益、权力、监督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基础。下一步要看在这样的结构之下,联通能否真正实现体制机制转换,有没有实质性的动作。
  亦有资深市场观察人士看法悲观。他认为,当前央企文化和体制具有强大的惯性,针对民营资本仍占强势地位,而进入联通的持股微小的民营股东之间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尤其是BATJ四家互联网巨头在众多细分领域捉对竞争,势如水火,民营代表董事进入董事会也较难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民营资本对央企公司治理机制的制衡作用?众多互联网股东如何都能同联通产生业务协同,各自能产生多大的业务协同?这些问题,联通公司内外及其互联网股东们,大多持审慎观察的态度。部分股东更多是被价格杠杆撬动而入,虽说股票有三至五年的较长锁定期,但押注联通股票上涨的预期仍十分强烈,这种“炒股票”投资逻辑的存在,使市场对战略投资的协同效应预期保持审慎。
  从联通混改试点的宏观框架看,也有观点认为,垄断或管制性行业改革应先循开放思路,从引入市场机制活水入手,改善行业竞争格局。周放生即作此说,“民营企业进来,如果只是出于分享垄断利益的目的,联通混改的意义就不大了。就像中石化销售公司的混改,迄今中石化仍是一股独大,进来的投资机构股权过于分散,不能形成制衡,只是为了分食垄断利益,改革的价值有限。”
  不过,说到底,在中国往前怎么走总是充满争议,惟一没有争议的是要往前走。在宏观改革受到重重掣肘之时,混改从企业层面打破坚冰,推动微观改革,长远带动行业机制变革,也许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现状的路径选择。“做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这正是决策者推动联通混改试点的背后意图,及其样本意义所在。■
  财新记者屈运栩、张榆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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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28 16: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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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28 18:17:27
thanks for sharing

其实没看懂联通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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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28 21:52:58
谢谢楼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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