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John Rawls）在涉及收入分配内容的时候强调的是社会基本物品，他认为所有社会基本物品——自由、机会、收入、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个人的利益。但当把这种一般的表述具体化为两个正义原则后，基本自由就被挑选出来被认为是更基本的社会物品，优先于其他的社会基本物品，必须首先得到满足。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财富和收入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他们毕竟属于工具性的范畴，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意味着人们具有选择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机会，而且还涉及到这种选择的过程。而这种选择过程又必然与人们的能力相关联。森所提出的能力并不是以个人主观上所感觉到的一种愉悦为基础，而是有关一个人选择集的度量，因此避免了效用比较的问题。另外，能力也不同于罗尔斯的基本物品。罗尔斯把最大最小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基本物品的范围之内。基本物品的定义虽然消除了个人间效用的比较，但同时也放弃了对人们利用这些基本物品的能力差异的关注。森的能力理论就是试图弥补这一点而提出的。他的能力概念不仅包括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和物品，而且包括这个人使用这些权利和物品的能力。例如，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无论多么富有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在没有设置轮椅通道的大街上行走。他虽然拥有了物品，但却没有拥有使用这些物品的能力。罗尔斯要求国家给予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物质方面的支持，但在森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即使两个人拥有同样多的物质财富或者收入水平，他们两个人将这种财富或者收入转化成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也不一定相同。因此，国家再分配的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给低收入阶层适当的收入方面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为提高他们的能力创造适当的条件，以便使他们最终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靠永久的帮助、甚至是连续的施舍来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