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为兴趣而治学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像个孩子一样。
来源：《时代周报》

1978年，克鲁格曼写了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他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宣读这篇论文的时候，会场一片嘈杂，那些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大腕没有人注意这个年轻人。不过，随着他论文的宣读，会场渐渐安静了下来，当克鲁格曼的演讲结束后，与会者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到90分钟，克鲁格曼就步入杰出经济学家的行列！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同样在1978年，克鲁格曼在繁重的研究任务之余，花费了不少时间写下了另外一篇相当“好玩”的文章—模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货物以光速在国家之间运输的前提假设下，商品如何定价的问题。
这两件发生在克鲁格曼25岁时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克鲁格曼对于经济学的态度：“当人们问我，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时，我完全可以说一些诸如为了人类的幸福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老实说，真实原因是我认为经济学是如此有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正是深觉经济学的好玩、有趣，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
克鲁格曼在大学二年级时就以一篇论文深深地打动了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24岁就做出汇率危机的基本模型；38岁就获得了专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55岁获得诺贝尔奖……30多年里，出版了超过20本著作，发表了200余篇专业论文。
如今，克鲁格曼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者，而他的贸易理论模型则成为教科书上的标准模型，人们赞美他的理论是“现实主义、优雅及洗练的结合体。它能够为数以千万计的讨论贸易、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地理的论文提供基础性的支持”。克鲁格曼的这种“兴趣导向”的特征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一事上也展露无遗。
克鲁格曼承认自己想获得诺贝尔奖，不过原因很可能是“身边的人都拿了”（他曾经和萨缪尔森、索洛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用一个办公室）—“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没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
但是，正因为好玩、有趣而研究经济学，克鲁格曼的学术生涯似乎缺乏一种经济学家的“责任感”。他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经济理论模型的研究，反而在学术研究之余，为普通大众写了大量的非专业的经济文章：他在《外交政策》、《哈佛商业评论》、《科学美国人》多次发表文章，1999年他就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这些专栏文章至今已有870多篇。
因为他的“不务正业”，不少批评者称他为“庸俗经济学家”。《国家评论在线》的特约编辑唐纳德•卢斯金在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写道：“保罗•克鲁格曼，这个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那个叫保罗•克鲁格曼的人现在是个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奖项授予他是对诺贝尔奖的玷污。”而他长期的良师益友、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说:“这个奖项很明显是给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而不是给新闻工作者、政治批评家克鲁格曼的。”罗伯特•索洛在这番话之中对于克鲁格曼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看来，克鲁格曼去写专栏纯粹是在挥霍他的天赋，倘若继续在经济学研究上全力以赴，他必将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

因为兴趣所至，克鲁格曼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也不是专攻一点以求最大成就，而是兴趣广博，对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都有研究。
牛顿曾说，“对我而言，我像海边玩耍的男孩，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比较圆的石头和一个比较漂亮的贝壳，就觉得很愉快”。克鲁格曼也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他捡到了一块名叫“新贸易理论”的“较圆的石头”和一个名叫“新经济地理学”的“漂亮的贝壳”。克鲁格曼也觉得很愉快，因为，对他来说“人生最根本的奖赏在于求知的快感”。
“骂遍四任总统”的政论家作为政论家的克鲁格曼，同样也像个孩子一样。
与在经济学上的“兴趣导向”不同，克鲁格曼对于政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追求经济学的真理，因为“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那些决定一个帝国兴衰的力量，能够被打印在纸张上的一系列数字和符号所诠释和预见”。而他参与政治则是有着深深的“救世主”情结—“正是书呆子们拯救了文明，人们在黑板上写着各种程式。除非依照这程式行事，否则整个帝国都将衰败并陷入千年的野蛮状态之中。”
不过，他这种“救世主”情结的根源，来自他童年阅读并为之深深着迷的科幻小说《基地三部曲》。在克鲁格曼的一篇自传文字之中，他坦承《基地三部曲》的作者、科幻大师阿西莫夫是他的启蒙老师，是这部科幻小说而不是什么经济学著作引领克鲁格曼走上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在那篇自传中，克鲁格曼写道：“我热爱《基地三部曲》，书中的心理史学让我难忘。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拯救文明的心理史学家，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学科至今除了存在于阿西莫夫的作品中外，还没有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最接近我所向往的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是阿西莫夫以物理学的“气体分子动力学”转化而成的社会学说。“气体分子动力学”不能估计每个分子的运动，但能计算出整体是膨胀还是收缩；同样，心理史学不能预测个人的命运，但把经济及社会力量的影响导入模型后，便可准确地预测出社会的发展走向。
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克鲁格曼在政治上的表现相当“幼稚”，即便是面对当权者，他也是直言不讳。
1992年，克鲁格曼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的竞选以极大的帮助。人们普遍认为他将成为总统经济顾问。但是，他最终没有得到这个荣誉，因为有以下对话。
克林顿:“我们可以同时做到平衡预算和医疗改革吗？”劳拉•泰森:“可以，一切皆有可能。”
克鲁格曼:“不行，二者只能取其一。”
最终，劳拉•泰森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而克鲁格曼的政论，他的那些专栏文章深受大众欢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童言无忌”，常常会喊出“国王光着屁股”的话来。从1999年开始，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开始了对布什政府长达八年的不懈攻击，他用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深入剖析布什政府的各项政策，他常常在大众面前一针见血地戳穿小布什各种政策背后的骗人把戏。在克鲁格曼眼中，小布什是个大骗子，自始至终愚弄着人民。他在那本争议极大的著作《大破解》中写道：“这本书中收录的100多篇专栏文章，其核心就是要揭去布什财政政策的伪装，让布什内阁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曝光，同时严惩那些与布什同谋欺民众的媒体。”
他对小布什和共和党的抨击，有力地支持了奥巴马的竞选，但是当奥巴马上台之后，他又开始猛烈批评奥巴马对金融体系的救助计划。也许，理想主义者都会有些孩子气。面对克鲁格曼的不断批评，奥巴马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稍带恼怒地邀请克鲁格曼为稳定银行体系提供更好的方案，很有点“那你来试试看”的味道。克鲁格曼对于奥巴马的挑衅没有直接回应，他耿耿于怀的是“他念错了我的名字”。克鲁格曼热衷于发表政论，但是他坦承自己不能从政，因为“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天才其实是一种童真”，克鲁格曼是这句话的一个活生生的注解。
在2009年5月13日，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先生将莅临广州:我们期待和他一起用孩子般的眼睛一起来观察这个在金融风暴中飘摇的世界，并倾听他用无忌的童言为我们解读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