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我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

谈到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些说明。

一、 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内容的基本态度。

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广泛而松散的名词，至少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和经验。这类主题着重使用运筹学和其他的方法来研究企业经营的有效手段和总结企业的营运经验。这一方面的内容偏重与纯粹的企业管理技术，较少涉及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经济理论。第二，对一个经济部门或领域的集中研究。由于研究对象性质上的差异，因而西方经济学对此运用的纯技术分析比第一方面要少，经济理论的成分则比第一方面要多。第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考察。这方面的主要内容为经济理论以及根据经济理论而制订的经济政策。和第一、第二两方面相比，第三方面在理论上具有更大的比重，纯粹技术仅限于一些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以及某些具体的论点。因此，按照第一、第二和第三的顺序，纯技术的内容越来越少，而经济理论即有关意识形态的部分越来越多。由于西方经济学在技术方面的某些有用之处，所以它容易使一些人产生错误印象，以为它的一般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性内容也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它的一般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性内容，又可以使另一些人片面的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纯粹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完全没有可以吸收和借鉴之处。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得，只有全面了解和分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才能对它做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核心，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而西方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往往以此作为分析的工具。我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应持有的态度是：“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对它加以否定；在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资借鉴之处。”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在于：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微观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作为它的另一组成部分的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萨伊定律。二者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于说明，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以利己为动机的资本主义可以使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使消费者得到最大满足，使厂商获得平均利润，并且使生产要素所有者按各种要素的贡献获得应有的报酬。总之，完全竞争可以保证资本主义达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虽然微观经济学承认垄断等因素的存在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偏离最友状态，但它又认为实行反垄断等微观经济政策就能使这种经济上的缺陷得到矫正。这样，最大的效用、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最公平的收入分配仍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可以达到的目标。

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缺陷在于它没有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不能面对或正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和对抗，也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总体来说，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它在寻找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条件时，完全囿于流通领域，把流通中的某些局部条件误认为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得以顺利进行的全部条件。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虽然是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并不是说它的个别概念、个别论点和个别方法没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它的某些概念、论点和方法确实可以反映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现实情况，并和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有关。它们之中的一部分所以成为问题，原因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它们的解释和运用。在正确的解释和运用下，它们是值得借鉴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并不全部都是庸俗经济学，它仅在一定限度内带有庸俗的性质。即使就其庸俗部分而言，它还有值得借鉴之出。因为：

第一， 庸俗经济学的错误并在于研究经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在于停留于研究表面现象。表面现象的研究不但是深入了解事物本质关系的一个必要步骤，而且为了某种特定的研究目的，表面现象研究本身还是有用的。

第二， 考察资本主义市场的成规、行话等虽不能使我们理解事物的本质，但却可以使我们能了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生意经”。这种知识是我们与西方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所必须具备的。

第三， 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上的工具，然而，这些工具中的某些部分在经过我们改造之后，也可以对我们的经济工作有用。例如像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对西方经济学既不能全盘否定，统统骂倒，也不能盲目崇拜，全盘肯定。我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作三个层次的区分：一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经济理论即有关意识形态的部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纯技术的内容作了区分；二是把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与其中的某些论点、概念和方法作了区分；三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论点、概念和方法本身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它们的解释和运用作了区分。

马克思和恩格思都是生活在上一个世纪（本文作于上个世纪90年末），他们也不可能对本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做出直接评价；与传统西方经济学相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许多新内容、新形式和新特点，因而我们也不可能拘泥于用马克思恩格思当年对某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著作与观点进行评价，来对现代某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著作与观点进行评价。因此，如何正确地评价现代西方经济学，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们学术界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二是对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是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政策在西方国家中的效果不会很显著。从下面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其原因所在：第一，对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有较高水平的英国和美国，它们的经济发展并不理想，而在西方经济学的水平相对较低下的日本和德国，其经济发展却比较迅速。可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第二，西方经济学者自己并不肯定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效果。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效果不大，而货币主义者宣称，财政政策全然无效，理性预期学派则进一步声称，一切宏观经济政策都无效。

那么，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无用处呢？应该说，至少在目前用处不会太大。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 由于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经济活动一般受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的限制， 从而它们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企图控制需求，企图通过控制需求来调节经济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活动往往受到处于供给方面的供给的限制，用控制需求的手段来解决来自供给方面的资源限制的问题显然是用处不大的。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或由于重复建设而造成的多余生产能力等情况，我们也需要控制需求。这时，西方控制需求的手段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第二， 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能自行调节的市场为前提条件。至少在理论上，西方学者认为，只要宏观经济政策能把某一经济变量（如利息率）控制在一定的水平，那么其他条件相等，能自行调节的市场便会发生作用来达到政策的目标。而我国过去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实行的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能充分建立起来，因此，我国尚不存在一个能在很大程度上自行调节的市场，因而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目前在我国的效果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三，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也以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为前提条件。作为发达国家，西方的社会经济具有许多特点，如强烈的竞争环境，交通运输便利，信息传达迅速，至少大多数商品都具备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有可能对经济政策的执行做出速而有效的反应，从而经济政策也可能达到既定目标。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达国家而言尚不具备强烈的竞争环境，交通运输条件落后，信息传达迟缓，许多商品还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由于条件的差异，我国的经济活动很难对经济政策做出像西方社会经济那样迅速而有效的反应，这样使得西方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在我国产生很大的效果。

三是对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广为应用的基本态度。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特点之一，是数学在其中运用的越来越多。这样就给人尤其是给初学者造成一种印象：现代西方经济学似乎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它的结论具有可以用数学方法加以证明的科学性质。

对于经济理论数学方法是一种分析、论证和研究的工具，这种工具能否产生有用的成果，取决于应用数学的经济理论是否正确。数学方法可以为正确的理论服务，也可以为错误的理论效劳。同一种数学方法既可以用于论证真理，也可以用于支持谬误。从表面上看来，这两种推理过程都具有严谨的和合乎逻辑的数学形式，然而在事实上，同一数学形式的推理过程却可以导致正确的结论，也可以导致错误的成果。当数学方法为正确的理论进行论证时，它可以对经济研究做出贡献；当它为错误的理论进行辩护时，它也可以用它特有的逻辑形式为错误的结论披上科学的外衣。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不能单凭是否使用数学方法来判断经济研究成果的正确性，还要看数学方法的应用是否是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之下。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数学方法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否则，便会造成相反的结果。

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理论，或是宏观经济学的静态模型、动态模型和经济周期模型，都广泛应用解析几何、微积分、线性代数等数学方法加以论证。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虽然运用了正确的数学方法，却总是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很多基本理论本身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说法。正确的数学形式改变不了错误的经济学内容。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西方经济学家企图用欧拉定理来论证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在这里错误的不是数学上的欧拉定理。而是经济学上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

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能不能使用数学？数学在经济研究中有多大作用？

这个问题一直是外国和我国经济学界有争论的问题之一。我认为经济现象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所说的“复杂”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指经济现象的变化所牵涉到的庞大数量的变量、因素和条件，它们的数量往往庞大到数以百万计的水平。更为重要的第二个意义是：经济现象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处于变化莫测和迷离混沌的状态。

对于研究某些经济现象，作为分析工具的数学是非常有效的并且已经取得有用的成果。但是，以解决上述那些复杂的经济现象的问题而论，目前的数学技能还难以奏效。尽管电子计算机及其应用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然而，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变量、因素和条件，数学方法还是无能为力。

数学方法不但难于处理数量异常庞大的数据和变量，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无能为力。在上述变幻莫测和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其中仅有一部分才能被认为是随机变量，从而可以用数理统计的法则加以处理。然而，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非随机的方面，特别是对人的心理状态，数学方法还是一筹莫展。当《博弈论》于1944年出版时，一些西方学者欢呼，该书的出版使他们获得了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工具，至少可以解决双头或寡头垄断的问题。然而，50多年过去了，《博弈论》并没有对问题的解决发生多大的作用。

以今天的水平而论，数学方法仅能解决规模相对较小和关系相对稳定的经济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数学方法仅适合于被应用在规模有限和关系不变的经济管理的具体问题，而在牵涉到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西方经济理论上，由于数学方法在目前很难有效地被应用到这一领域，所以它并没有做出很多实质性贡献。

我想说明的是，数学被应用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之所以成为问题，原因并不在于数学方法本身，而在于西方经济学者在许多场合把数学方法和使用数学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不恰当地运用到经济理论上来；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么，它一方面可以造成西方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的假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不到西方学者使用数学方法对我们的经济工作仍然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不论就一般而言，这都不利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做出正确的评价，也不利于我们自己的经济研究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