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学森先生：爱国的情怀 光辉的业绩
今年的10月8日是钱老从美国回归祖国的50周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日子，因为它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从此有了一位起着关键作用的开拓者，有了一位在高技术领域起着牵动作用的领航人。在他的倡导下，一年后创立了我国航天部门，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靠自己的志气和能力走出了自己的发展航天之路，让世界瞩目。
我1960年到航天战线工作迄今，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耳濡目染钱老回归祖国以来50年非凡历程、丰功伟绩、学识人品，让我无比敬佩。
回到祖国怀抱的钱学森，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他回国不久，就向聂帅、叶帅等领导同志提出我国自行研制导弹武器的建议。1956年2月的一个下午，他和叶剑英一道向周总理汇报发展火箭、导弹工作。不久又按照周总理要求，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发展研制中国火箭导弹的实施方案，被中央采纳。随即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于1956年10月出任院长。
1956年春，钱老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他主持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专项，对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2年科学规划除了确定57项重大研究任务外，最重要的是确定了6项紧急措施，这就是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能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钱老当时是12名专家组综合组专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此后他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参与并成功地组织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的制造和飞行试验，以及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飞行试验；他在中国最早研究了星际航行理论，指出了星际航行的可行性，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在论证载人航天工程方案时，钱老根据我国国情，支持搞飞船的方案，“不可不搞、不可大搞、飞船起步、平稳发展”的思路，等等。钱老离开航天直接领导岗位后，一直非常关心着航天部门的工作，（即使在生病中），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亲笔给航天部门的领导写信就达10多封，给我就写过5封，封封充满关怀、教诲和期盼。
如1995年5月1日写到：我近读《中国航天报》1995年4月17日头版的关于您召开会议，动员和部署全面贯彻落实总公司改革与发展纲要的报道，我很兴奋，感到我国航天事业的新时代到来了！我因此也很想了解和学习：1.航天总公司的现况，2.改革与发展的规划和计划。所以请您考虑，能否寄给我可以给我读的文件、资料，以满足我的愿望？谢谢了！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也在此对您谨致节日的祝贺。
1995年6月11日写到：看了您送来的文件和材料，我只有一个想法。即，中国航天总公司是个很不平凡的企业。过去它是彻底的国家直接领导的计划经济组织，一切听国务院安排；而现在它要自主经营，面向国内、国际市场。这一转变比其他国有企业还要大，甚至比中国航空总公司还难！史无前例吧！我读了文件材料，感到只是有了改革发展的原则，具体怎么办？还不清楚。所以看来问题不简单！但我深信您一定能完成这一任务！祝您成功！
1996年7月16日写到：您信中说今年10月将是我国航天事业创业40周年，并嘱我为此写几句话。我对我国航天事业已经发表过许多文字；现在回想起来，最重要的实在只一句话：我们航天事业的科技人员在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贯彻了民主集中制。我们今后仍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多么亲切感人。在前两封信中，充分体现了钱老时刻关注航天科技工业发展的情愫。不但对航天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组织管理模式变化和体制改革极为关心。当时，航天工业部门正从国家政府部门向企业转化，我们正在按照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一方面进行转变思想观念的大学习、大讨论；一方面抓紧制定、完善《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1995-2005年改革发展纲要》和《“九五”发展计划及2010年规划纲要》。钱老要的这些文件，我们很快报送给了他。他认真批阅后，很快给我写了上述回信。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作为领导、长者，既给了我们充分的鼓励，更指出了改革中的难点，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一封信是在航天事业创建40周年纪念日（10月8日）前不久写的。信中话虽不多，但字里行间都渗透着钱老对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崇敬之情，渗透着他对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视。我接到钱老的这些信后，组织当时领导班子的同志们学习，大家都感到深受启发和鼓舞，表示要把钱老的这些思想和要求贯彻到我们的改革管理和技术工作中去。
1991年10月，江泽民、李鹏同志签署命令，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同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钱学森先生当之无愧!
他倡导的系统工程思想永放光芒
钱学森先生在继续主导航天科技工程理论和实践的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末，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系统科学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系统工程理论的推广、应用上。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熟练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更广阔的领域从事研究工作，对运筹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现代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和系统科学理论的研究，对加强国家科学决策和推进国家总体设计部建设等，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他积极倡导下，上个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迅速掀起了的学习、运用系统工程理论的高潮，在我国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和多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6年在钱老的倡导与指导下，在航天710所举行了“系统学研讨班”的学术活动。每次活动，钱老都到会并讲话，经过6年的时间，钱老提出了“综合集成法”，形成了“综合集成体系”，710所以此理论与方法，参加了国家宏观经济规划、人口发展、科技教育、信息化建设等政策制定的咨询研究工作，对影响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水资源、粮食、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模拟仿真分析，为国家有关部门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独特的咨询的作用。
他2001年11月出版了《创建系统学》，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门新的系统工程——社会系统工程或社会工程，它是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其目的是把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结合起来。
在钱学森先生倡导下，国防科技工业应用系统工程理论进行国防科技的发展规划、计划管理，特别是大型、复杂的航天型号工程管理，指导我们逐步摸索规律、形成制度，创立了航天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建立包括总体设计部、两条指挥线的指挥系统；以时间为中轴的网络图；以科研、试制为主的型号总体院的管理结构；实施“预研一批、研制一批、批量生产一批”三步棋的型号研制、生产程序；新型号通过“方案、初样、试样、定型”四个阶段的科研步骤，以及成套论证、成套设计、成套生产、成套试验、成套交付的“五成套”原则等，高效地完成了中央下达的任务（如“八年四弹”、“三抓”等），从而形成军工独特的系统工程管理理念和方法。在一些民用复杂工程管理乃至传统产业、大型企业管理以及社会系统工程管理等多个领域推广，也取得了好的效果。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指出，我国成功地研制出“两弹一星”的经验之一是：“广泛运用了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式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周恩来同志曾经建议，“把航天部总体部的经验推广到国民经济部门”。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钱老又提出了把航天的几个总体设计部抽人组成一个为航天、国防工业乃至社会服务的技术工程咨询中心，为有关工程提供总体咨询服务。为此，1993年4月我们注册成立了中国航天系统工程公司。现在，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经科研单位重组，成立了系统工程咨询中心。
钱老认为，国防工业系统工程管理特别是设立总体设计部的思想，不仅运用于大型工程项目管理，还可以推广应用于社会人财物的宏观管理，用于党中央、国务院的综合政策设计，以便于国家资源的整体优化，系统集成。钱老把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定名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把运用这个方法的集体也称为总体设计部，但其内涵与外延已比原航天工程总体设计部大大升华了。钱老认为：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对这样一个系统，老方法不行，要用新的方法，这就是1989年10月钱学森先生向党中央提出设置五个国家级总体设计部的建议。
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三八”节那天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他的汇报。会议一致肯定了钱老的建议，并责成中央有关部门进行研究。1991年3月18日，受宋健和罗干同志的委托，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同志召开座谈会，就钱学森先生向中央常委汇报时提出关于设立“国家总体设计部”建议中关于经济方面的总体设计问题进行了讨论。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人事部、航空航天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负责同志和有关的专业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多项建议和具体措施。这对于在新形势下按照钱老的建议，进一步完善国家级总体设计部建设的思想，以及建设全国性社会系统工程组织机构网，充分发挥社会系统工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策水平，减少失误，都具有重要意义。我深信，钱老倡导的系统工程思想必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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