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广泛传播、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产生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文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对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社会加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无疑起到了有益的重要作用。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是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相关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然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学术霸权和话语霸权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沦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弱势群体”。钱颖一先生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可以说是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宣言。钱文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它的标准范式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由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三个基本假设构成的研究视角，二是多种经济学原理构成的理论参照系，三是由许多图形模型、数学模型构成的一系列有力的分析工具。钱文宣称，上述现代经济学范式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的这种“唯一性”自然而然奠定了其在经济学领域里的“独尊”地位。 笔者以为，钱文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唯一性”是值得怀疑的。包括哈耶克、舒尔茨在内的一些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出过质疑和批判。１９７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就因不满“经济学研究的扭曲”现象提出“对学院派经济学的批判”。舒尔茨认为，“应当把对社会制度经济学的批判置于很高的优先地位”，“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向社会制度提出质疑”。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学家对社会制度的学术性批判正在衰落”，“而令人感到忧虑的事情还在于，无法有效地激励未来一代经济学家去努力获取对各种经济学信条和社会制度进行学术性批判的能力”。 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遭遇空前困境同样有其必然性。“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袁剑：《“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南风窗》２００４．１１）。傅勇先生认为，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二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公平，三是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具现实性，四是由于改革中出现大量利益受损者没有得到相应补偿而产生不满（傅勇：《暮秋时节的主流经济学》，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国经济时报》）。上述观点无疑是较为客观公允和富有启发性的，但对主流经济学（家）遭遇空前困境的剖析还不够深入。 袁剑先生在《“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一文中对主流经济学危机的解释已经触及问题的部分本质。他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在改革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本质，二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普遍被剥夺感对中国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精英主义的挑战，三是中国主流经济学所信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笔者以为，从经济理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理论信仰和理论解释力两个基本方面。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由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既是一种学术理论又是一种理论信仰，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奉为自己的理论信仰，宣扬和倡导市场即美德、市场即真理、市场就是一切的“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忽视公平正是由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信仰所决定的。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引入国内时，是根据其理论信仰有所选择的。比如，世界著名经济学家、１９９８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其对全世界饱受饥饿、疾病、灾害和贫困之苦的人们的深切关心和同情，强调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实现社会弱势群体发展的经济理论，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阿马蒂亚·森的经济理论对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的当代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注意到，尽管阿马蒂亚·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阿马蒂亚·森及其理论却受到我国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有意无意的冷遇。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当今中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所信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造成中国主流经济学困境的深刻根源之所在。 理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穿透力、说服力和解释力。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不断递减和对中国改革的某些误导，是导致中国主流经济学陷于困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总是强调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因而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道者，他们自然而然也就成为经济学“真理”的代言人。其实中外一些治学严谨、富有科学精神的经济学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有相当谨慎的认识。高鸿业先生就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很不精确的学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６日在武汉大学发表学术演讲时指出，发展经济学更适用于穷国，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各不相同。非洲有非洲的发展经济学，亚洲有亚洲的，北美有北美的，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有不同的传统、政治体制、历史、价值观念等。 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所谓“普遍规律”论和理论解释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以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主张转轨国家进行激进式的改革和“休克疗法”，而“中国奇迹”走的却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线。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对主流经济学来说，不仅是一种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灾难。再比如，从来没有哪国的经济走势如１９９７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走势那样，令中外经济学界争论不休，从“通缩”一直争到目前的“过热”，国际经济界先后出现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四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祸水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出现的非典型性通货紧缩和非典型性通货膨胀，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及中国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一的林毅夫教授就实事求是地指出，“解读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现成模式”，中国要注意避免陷于“试图简单用外国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林毅夫教授的坦言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面前的困境，同时也道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尴尬。 认识和理解中国，是一道世界级难题。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是一道世界级难题。只是搬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数学模型，而不去剖析、研究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能否破解中国经济发展这道经济学领域里的世界级难题，是值得怀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在分析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时出现相当程度的失语和失误，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在人口规模、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其实正是主流经济学中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简单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而忽视中国的上述“独特性”，恰恰是与他们所推崇的“路径依赖”理论自相矛盾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独特的现代化过程。我们对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和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特别是限制中国发展的因素）了解得越多，决策失误就越少，经济与政治代价就越小；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认识得越透彻，对其自身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总结得越深刻，认识和指导未来发展的能力就越强。” （胡鞍钢：《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当今的中国是一个独特的超巨型发展体，更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体。过于自负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也许应该听听历史学家的忠告：“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熋坤牐遥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１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笔者以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软肋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