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征信，构建金融资本的家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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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09-11-02

{:2_32:} 之前，公众对《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反响比较热烈，尤其是对不良信用记录有效年限的争论在各种媒体上升温。有人说七年的记录太长，三五年就可以了。有人说七年不长，应该让失信的人受到更长久的惩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消息称，今后居民是否按时缴纳水电费等各种费用也要纳入个人信用档案。
  　然而，何时信用“归零”的争论都是在一个默认的前提之下展开的，这个默认的前提就是居民的确有失信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不妨追问一句：居民真的有不良的信用记录吗？是谁确认了这个记录？他们果真有权确认这个记录吗？

　现在人们已经逐步确立了经济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制社会的观念。我们也已经清楚，经济社会的稳定基石是信用，但是信用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在法制社会当中，道德是需要提倡的东西，但是仅仅是提倡而已，却不能够用道德来替代法律。试图用道德替代法律，或者将道德纳入法律，就很容易形成道德专制，就会把法律架空或者形成“恶法”。
  　关于经济生活领域的各种法律法规正在逐步建设与完善当中。在经济活动当中，法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占据道德高地对另一方行为的道德与否指手画脚。产生纠纷是很平常的事情，首先应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可以走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这在很多合同当中都是明文写着的。而银行属于当事人一方，不具有法律上的公正中立地位。一个法人，当然应该守法，守法的法人就是良民。不守法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但不应该再受法律制裁之外的其它形式的制裁。如果觉得法律对不法行为的惩罚力度还不够，那么加重惩罚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指出一个公民行为违法，那么对其任何指责都可以看做是污蔑和毁坏名誉。

  　据《条例》称，征信的主导是中国人民银行，即央行，即货币当局。货币当局一直在理论上被看做是经济社会的“外生性”组织，也就是说它在理论上是中立于经济活动的。在外生的货币当局面前，居民和厂商是完全平等的经济角色，如果货币当局直接操作这件事情，至少法理上还说得通。但若货币当局将针对居民征信饿权力委托给商业机构操作，甚至是涵盖非金融的其它领域如纳税缴费（水、电、物业）等，不仅从法理上破坏了“仲裁中立”的原则，而且直接否定了货币当局的外生性，等于是将自己变成了厂商的“利益共同体”。
  　家法私刑其实就是人治而不是法制，家法的存在是对“经济社会即法制社会”理念的巨大的嘲讽和蔑视。而摆脱中立的司法系统由商业化机构主导的、市场化运作的征信体制，只能视之为金融资本的家法。现在个人信用记录将会名正言顺地在银行系统内部传播，不论什么原因，只要因为某种原因与一家银行交恶，就等同于与整个金融系统交恶。
  　银行系统用自己提供的、由商业征信机构确认的居民信用等级来确认决定与居民进行下一次交易时的态度，这种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提高居民的交易成本的做法，还涉嫌“价格垄断”，这实质上也就是经济活动当中的一种“价格歧视”。

  　有人对这种不公平的征信体制提出质疑，但是同样也有人对反对者提出反对。但仔细看那些对反对者的反对，大都是建立在把反对不公平征信者失信在先这样一种假定之上的。这样一来，要求严惩的呼声其实就是一种“有罪推论”，先假定有罪成立，据此要求严惩，甚至是终身受罚。
  　经济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交易双方谁守信谁失信只要对照一下契约合同的条款就知道了，如果还有争执，可以交由司法机构来处理，由法官来判断曲直是非，而不能由当事的某一方说了算。现在的信用记录，只能算是原告方（如商业金融机构）的一面之词，而原告方不等于就是有理合法，原告方不等于就是胜诉方。恶人先告状无理辩三分也很常见。
　在经济活动当中，交易双方都有可能出现失信行为，并不是只有某一方才会违约失信，很多时候往往是厂商一方失信在先。现实是我们遇到的诚信问题多数都是厂商行为而非居民行为，我们常听到呼吁“诚信经营”的，少有听到呼吁“诚信消费”的；我们也看到有厂商集体宣誓签字要诚信经营的场面，说明厂商群体的信用已经到了危机的程度，说明居民面临的道德风险远比厂商大。在这种厂商道德水平普遍低下、信用程度普遍不高、“无奸不商”“老实吃亏”的理念变为厂商行为座右铭的社会文明状况下，如果把信用评价的权力交给有利益关系的厂商，而被评价者只有旁观的份儿，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变成申冤无门的炼狱了。

  　我们都知道，合同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发生争议时的法律处理方式的约定，大多都详细到交由那个具体的法院来处理。在发生纠纷之后，在法院没有裁决的情况下，决不能让一方把另一方的名誉记录上写上“不良”二字。而法院的裁决本身就是一种值得信赖的信用资料， “案底”完全可以当作一个居民的信用资料恰当地加以利用。
  　但是具体的情况往往非常复杂。例如即便是经济纠纷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也不能简单判定败诉一方的诚信有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有纠纷肯定是某一方的信用有问题，不能简单认定在经济纠纷仲裁当中败诉一方就是“有罪”。如果之前双方有争议导致合约不能履行，现在法律裁决有了结果，败诉的一方积极履行法律裁决，这不仅不是失信，反而是一种诚信的表现。只有那些知法犯法、拒不履行判决的人才适合判定其为信用不良。
  　以法院“案底”作为征信依据，不仅可行，而且还可以大大简化征信工作的难度——凡是没有案底的公民，都应该被视为守信的良民——因此不需要对每一个公民进行征信。建立全民信用信息库的工作成本太高，严重浪费社会资源。

  　如果有人认为当前这种模式的征信系统与法律系统并不冲突，那么它就只能被视为法外之法了。而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违法的公民除了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之外，不应该再受到任何超越法律的惩罚。如果觉得当前法律处罚不力，可以修改法律加重处罚力度。当前这种独立于现有法律体制之外的征信系统，存在的意义主要是服务于商业金融行业降低其经营风险，因此实质是“金融资本的私刑家法”。（请续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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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平

2009-11-2 19:18:09

（接续1）　　现有的征信体系还面临着与已有的担保行业的冲突问题。担保行当本来就可以而且已经承担了化解、弥补经营风险的功能，那么当完善的公民信用信息库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要担保业？又担保什么呢？

　　以上对当前的征信体制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在鼓吹不讲诚信，只是对当前这种征信方式的公平正义性以及运作方式的质疑。公民信用的征集与裁决如果交给中立的法律体系来解决，就不会发生这种疑问了。完全可以通过在经济法规当中设立诸如“失信罪”等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现有法条当中的“诈骗罪”就已经是一种信用裁决了。
　　如法律对此如果袖手旁观，甘愿把“征信”交给厂商来搞，这就等于是在鼓励“私了”，私了盛行就是法律系统的不作为。弱小的居民面对强大的金融资本，“私了”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如何防止在“私了”过程当中强大的一方滥用他的家法私刑，不搞“家法伺候”，将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面对控制整个经济社会的强大的金融资本，居民除了乞求尽早消除未经中立方确认的所谓不良信用记录之外，剩下的也只有无奈。民众在对征求意见稿的反馈当中表现出忧心忡忡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征信有演变为“金融资本的家法”的危险之外，另一个让人担忧的就是法制的市场化倾向。虽说规定了评信机构的法律责任条款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其他行为”等等，但商业化的信用评定机构滥用职权，以权谋利已经是广为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市场角色从来都不是中立角色，根本无法做到公正中立。

　　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众议院政府改革与监督委员会对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进行了调查。穆尔的一位高管在听证会上“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证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三大评级机构承认，为了市场份额他们不顾职业操守，将华尔街推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AAA”级别，从中赚取了大量利润。评级机构不仅没有承担起经济秩序稳定的基石作用，反而成为了引发金融危机的元凶。

　　而在征信业尚未正式起步的中国，已有的征信机构的行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对企业的ISO质量体系认定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交易；例如珠宝玉石的鉴定机构出具虚假宝石证书；例如汽车碰撞检测等质量检查当中的弄虚作假；例如公证机关照本宣科走形式的公证过程；例如拍卖行把假画当做真画虚假拍卖；例如具有司法鉴定权的精神病院把正常公民鉴定为精神病；例如……
　　刚刚看到的一则电视新闻是关于东北各个野山参的鉴定机构的，暗访记者拿着做好的假山参登门权威的鉴定机构，短短两三分钟就顺利拿到了“野山参”的鉴定证书。在这里，只要掏钱，你想要评为真的它就是真的，你说要几级就给几级，而拿去的货品那些持有专家资格证书的人连看都不用看http://news.sina.com.cn/c/2009-10-24/141218899904.shtml；最近，一批某上市公司的股民正以做虚假审计报告为名把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告上法庭……
　　而在民间，各种评奖选拔等活动，一旦涉及到利益，评定活动演变成为“黑幕”与“暗箱”的可能性就极大增加。
　　资本的逐利是本能的，不需要外力推动。各种关于信息的商业化运作已经是铺天盖地了。我们如果在某个地产商那里看楼，不久后就会接到其它并未谋面的地产商的促销电话或短信等骚扰；我们在某医院生育，不久就有与婴幼儿有关的各种产品的推销自动上门……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诸如教育等多种市场之上。
　　没有人会赞同这些未经许可传播个人信息的行为。但被征信机构确定的居民的信用信息会堂而皇之地在金融界之间传播，其实就是一种行业内的勾结行为。

　　商业化的评级机构在利益面前具有“颠倒黑白”的极大冲动，不仅仅可能与厂商建立利益关系通过“把黑说成白”而坑害消费者，而且也可能转而“把白说成黑”坑害厂商，如果有厂商为了谋求公正而不愿意掏钱，评级机构就可以通过降低信用等级的威胁敲诈厂商。例如手握鉴定评级重权的某些技术鉴定机构对厂商的敲诈。
　　金融领域这种例子发生在德国再保险业巨头汉诺威再保险公司与大名鼎鼎的评级机构穆迪的交往当中。由于汉诺威对穆尔主动上门评级拒绝付费，穆迪便把自行公布的汉诺威债券级别降至“垃圾”级别，结果引起持有者抛售，几小时内汉诺威就损失了近两亿美元，最终不得不乖乖交钱，以换取评级的提升。
　　这一切都说明，虽说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但是信用本身却完全不能商品化。只要商品化，就会为了利润而出卖其公正正义的灵魂。所以，征信系统的市场化机制设计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制度设计方案。
　　征信商业化也有好处，那就是它开辟了另一个“行业”，可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问题。

　　征信机构的作用就是征集居民的信用信息。如果这个机构可以商业化运作，那么，一直以来被国家禁止的“私人侦探”大概离开闸放行也为期不远了。同征信机构服务于金融行业一样，私家侦探的作用也是为委托人采集信息。如果限制私家侦探发展的理由是规模太小太乱，那么完全可以像征信意见稿里所采取的办法一样，为开设私家侦探所设立一个500万的准入门槛就可以了。

　　征信要不要纳入法律轨道，要不要进行商业化运作，何去何从，这是个问题。

阅读链接：
摇动着的经济秩序基石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8/31/79290.html
谁承担了道德风险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5/17/176057.html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 ... &from^^uid=716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