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台湾学术研究风气之别
陈界融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法律人大概都清楚中国现代法制史发展境况。自从废除国民党旧六法后,我们没有及时(以至于今日)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新“六法”,国家曾一度“无法无天”,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大灾难,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在为此埋单!建国近三十年后,改革开放,逐步建立我国法治,在该过程中,台湾一些法学大家的著作通过“内部参考,仅供批判”的影印版,渐入视野:刑法的蔡墩铭、诉讼法的杨建华、民商法郑玉波等,特别是王泽监教授“天龙八部”,一度成为京城高校法科生必备“工具书”……台湾对中国大陆法学研究与发展起到“桥头堡”作用。
就学术载体观之,大陆有2000多家出版社,无一民营,每年出书近22万种,其中新书13万种,市场可供应的图书已达40多万种,就其内容多为普及性读物、小说、政府官员所著等,台湾有近3000家出版公司,很少官办,台湾每年出版新书43000种,万人新书种数为18.9种,位居世界第二;大陆有书号制度,相当于当年的粮票、布票、棉花票……,因此,大陆出书作者要交“书号费”;台湾没有,想出版多少就出多少,出版社要给作者付稿酬……从期刊方面来说,大陆现有期刊9468种,每年发表社科类论文30余万篇,发文大多都要收“版面费”,台湾地区政府注册的杂志共8100多种,人均种数和册数均居世界前列,而国民党逃到台湾时,台湾仅有150家期刊……在大陆,出版社就是出书的,杂志社就是出杂志的,而在台湾,所有的图书出版公司都编杂志,所有的图书编辑都是杂志、图书两栖编辑;从杂志发行上说,大陆杂志全是官办的,并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事前审查),没有市场化而取得“刊号”的杂志,台湾真正进入市场发行的6600种,民众日常阅读并有一定市场份额的约600至1000种。从中可以看出,大陆所有图书出版社、期刊杂志社都是官办的,民众无权从事信息传媒业,因为这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台湾,既有官方出版公司和杂志社,但更多的是民营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大陆老百姓是没有资格成立出版社(公司)的,且有书号制度,即每一本书有一个行政许可,而台湾没有此项制度,成立杂志社,在大陆要经行政许可,在台湾走公司注册登记程序,出版公司登记成立后,即可出版图书,想出多少就出多少,只要有市场。
以上信息,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大陆是卖方市场,即由卖方(出版社、杂志社)决定市场价格,所以就有国内某重点高校法学院为了争取“话语权”而花600多万元购买一杂志批号,这样,出什么书、发什么文章,由出版社、杂志社决定,读者或社会民众没有权利决定出书、发文内容,台湾是买方(读者)决定市场价格,即读者对图书、文章的需求嗜好,决定出版、发文的内容,读者购买量决定杂志、图书生存状况,一言以蔽之曰,在大陆,读者与作者,读者与出版社杂志社没有太大的联系,读者需求的,作者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敢写,写出来了出版社也不敢出、杂志社也不敢发,而台湾,读者需求什么,作者写什么,出版公司、杂志社就发什么。
台湾期刊杂志人关注最多的是他们的销售量,对学术期刊杂志而言,发表论文的质量,就是该期刊杂志的生命,所以,与台湾同行讲,交钱发论文,他们似乎听不懂,当给他们介绍大陆交钱发文章的故事之后,他们却说,那是涉嫌背信罪或受贿罪之类的犯罪,既然有这样的罪名,肯定会发生这样的行为,但正如一个社会中,犯罪行为远远少于合法行为。
以下是专门研究期刊杂志学的一位学者参观台湾期刊发展的一点感受,特节录,以供参考:
一、期刊业的发展方向明晰,市场机制明显,战略意图明确,操作思路明白
台湾是一个充满书香和杂志的社会,是一个“活泼有劲的杂志社会”。与大陆的13亿人口9000种杂志(畅销市场的约1000种)相比,台湾有2300万人口6600种杂志,的确是不可思议的热闹和蓬勃。几乎只要有一种社会兴趣存在,就有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杂志面世和拥有市场。台湾业界人士自称:“论及杂志种类、发行总量、广告市场等方面,台湾杂志的出版与应用,不但在华文圈中首屈一指,在品质与创意上,亚洲地区恐怕也仅次于日本。”
二、开发内容产业,平面媒体多种形态互动,多维媒体各种手段互用,成为台湾期刊业乃至整个出版业的明显特征
比较有趣的一个细节。台北杂志商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开玩笑说,台湾的图书和杂志太多了,应当向大陆学习实行书号刊号管理,不想竟满座哗然。
三、行业协会组织完备,管理幅度广阔,效果十分明显
台湾期刊业协会有两个民间组织,一是有政府背景的“中华民国期刊协会”,但不经常活动,没有很大的向心力;一是台北市杂志商业同业公会,名曰台北市,实际上管理范围涵盖整个台湾地区,自认为是台湾地区唯一的杂志公会,拥有会员300家,刊物400多种,约占进入市场销售并占有相当市场份额的商业杂志八成左右。
四、服务社会见仁见智 企业员工敬岗敬业 创意建树随处可见
期刊风格明朗健康。从业界的所有产品看,较少低俗之风,很少见香港和大陆上的期刊和准期刊及非正式出版期刊的炒作、恶意渲染、夸大其辞的栏目、标题、封面、内容等等。绝大部分期刊远离政治,不靠揭露所谓政治内幕哗众取宠,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期刊产品风格的稳健、硬朗、健康,正说明了期刊人的文化底蕴、文化追求和文化意识。书店中各类出版物产品均是如此,只看到对目标市场、目标读者群的一再细分,比如爱车族的杂志,可以细分到某一类车,某一个名牌,某一时段的品牌。所有的杂志阵式中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制作精良,创意别致,装璜考究,是台湾期刊产品非同一般的标志性特征。
期刊服务精细化。细分市场如面向农业、农民的《丰年》创刊50年,以“农民之友、生产之道”为理念,面向农民朋友。《乡间小路》则与《丰年》错位,以农业与生活结合为特色,是充满生活、知识、情趣的休闲读物,也有40多年的历史。《酒客》杂志则以“懂酒从酒客开始”,面向爱酒的小众,但由于定位准确,售价129元台币的一本杂志单期平均发行量也在8000册以上,创刊十几年来,颇受欢迎。《商业周刊》则以商业为主体,满足台湾精英追求成就、实现自我、精致生活、关怀社会的需求,成为台湾追求成就者的必选刊物,凡有期刊零售点,哪怕是seven eleven 7-11的连锁小店中只有四五种杂志时,《商业周刊》必列其中。单期平均发行达15万册,是名副其实的大刊名刊。
员工执业敬业爱业。员工在一间间格子框里看到那些气定神闲的年青人在苦苦用功,看看他们出手的稿件、审读记录、创意选择以及工作失误表格,让人感到一种秩序的稳定和神情的安逸。非静心不能做出版,非多才多艺不能应对当前的市场挑战、技术挑战,非别出心裁难以战胜业界对手而胜出。
专业提升渠道多多。社长确实在思考社长的问题——如何做赢我这样一种期刊的定位和追求;他们的编辑确实在思考编辑的问题——如何获取和选择高质量的文稿和图片,如何有创意地把各种信息元素优秀和漂亮地链接,在他们的作品——产品的细枝末节中,常常能看到作为匠人的细心和别出心裁,作为再创作主体的独到见解,作为内容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极为重视人力资源。他们认为忠于职守、取信社会,首先是做人的第一本位,做事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系在他们的职业操守和人文追求中显得特别牢固,特别重要。
社会风气濡染出版业。他们不浮躁、不虚妄、不空泛,既有踏实的目标追求,又有丰富的生活情调,这种人情、人性、人味的综合,是台湾社会的基调,也是台湾期刊业的基调。
做事业和专业的多面手。作为一个现代期刊人,台湾业界人士知道,仅懂得编辑出版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市场营销、阅读和购买人的心理,引导需求,满足需求。只懂得和掌握平面媒体运作的十八般武艺不行,还要通晓和熟练运用立体媒体、多维媒体,学会运用网络和计算机,学会多种服务本领,与其说这是市场压力的结果,不如说这是从业人员企求在更广阔领域中畅通无阻获得更大自由的追求。成为多面手,成为通才,成为精专业、会经营、有创新、通技术的多元人才。
以上这些内容,从我在台湾《月旦法学杂志》、《月旦民商法杂志》、《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东吴法律学报》等台湾期刊杂志发表论文、投稿的经历,感触颇深,甚至现在我有个习惯,写好一篇论文后,先到人大、法大、川大等高校搞个讲座,请老师、同学们提出意见后,修改,后再发到台湾法学学术期刊,能发表,则发,发表不了,权作自己练笔之用。个中缘由:
一、台湾学术期刊杂志发文规则,很人性、很科学、很规范
最近我有一篇投《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投稿当日,就收到回电,并告知已经收到,并附有查询编号,约20多天,告诉了第一审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记不起,可能近1个月),告诉我通过了二审,大概第三个月,告诉我,没有通过,并将两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和不同意刊发的意见、主编王兆鹏教授签署的书面函件一并附在后面,虽然是退稿函件,我感觉比收到大陆期刊发文通知还激动,因为他很尊重你,让你知道哪些地方没有写到位,哪些观点有待论证,哪些论证欠周延,哪些人的观点你没有注意研究,哪些问题本文没有论述到,哪些资料你还没有涉猎……他们不刊用的理由等等,让你心服口服,我更感到他们是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尊重,所以,他们的退稿对我自己学术研究提升大有助益,每一次退稿,就是我学术研究水平与方法的提高。而之前在《台湾月旦法学杂志》、《月旦民商法杂志》发表的论文以及收到的退稿函,也都得到了这样的修改与指导,发表之后,杂志社就把很丰厚的稿费划到我的银行卡上了,当然,03年在《月旦法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稿费,我没有要,而是让该杂志社会给我换算成30多本台湾出版的法学图书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