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中国的科技巨人，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10月22日，2008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院士谈到“国人不必为没有诺贝尔奖自卑”时举例，“钱学森是十年一遇的世界伟大科学家，超过一年一遇的一般诺贝尔奖得主”。

198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上，钱学森被授予“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9年他又被国际媒体选为“影响20 世纪科技发展的20位世界级科技巨人”之一。这20位巨人中第一位是爱因斯坦，之后是玻耳、居里夫人、冯·卡门等，钱学森排名第18，是20位巨人中唯一的亚洲人。

2005年7月29日和今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钱老，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创新精神是“玩”出来的

像钱学森这样举世公认的创新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通过钱老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的故事可以看出，那时的学生没有考试追高分的压力，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玩”。其实他们的“玩”就是读课外书、动手实验和外出实践。

生物课上，老师常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制作标本，钱先生当时就用在野外抓到的蛇制作了标本；几何课老师用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写讲义，讲课时还拉着腔调念讲义，“很带味”；虽然当时学校还很穷，但是化学实验室却对学生随时开放，钱先生在那段时间做了很多化学实验。

正是这种没有过多限制、形式多样的教育让钱先生对知识充满了兴趣，他博览群书，对探索新知充满了向往。

钱老1984年4月20日接受北京师大附中教师访问时说，当时附中的选修课很多，“每天中午大家吃了午饭，在教室里互相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什么都有……”

老师们也是这样教育学生，著名数学教师傅仲孙先生提倡创新，在给学生的测验评分时独出心裁，如果出5道题，学生都答对了，但解法平淡，只给80分；如果答对4道，但解法有创新，就给100分，还要另加奖励。

大师的培养模式能否复制

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已经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了，也有人悲观地说“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么，既然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曾经培养出了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巨人，那么这样的教育理念能否复制，当年培养钱学森的理念是否过时了呢？

“其实，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各类人才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刘沪说，也就是，各种资质的人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比例现在和过去是差不多的。按照刘沪校长的理论进行推论，过去能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现在也应该能培养出大师。

但是，大师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

“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诚、爱、勤、勇’。”刘沪说，校训所提出的四个方面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必备人格特征，“没有一条直接与分数、升学相关”。

这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

刘沪分析，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的教育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所提倡的竞争意识、独生子女政策下父母对子女更高的期待、全社会的舆论环境以及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教育变得更加功利了。

学校的北大、清华录取率不高，没有考出个状元来，社会就会觉得“这个学校不行了”，学生考试没考好，哪怕是一次没考好，学校和家长都会不答应。

钱老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善于主动学习，而在如今这种分分必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下，学生哪有时间博览群书、醉心实验呢？

人们忘了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我们现在太强调‘不能输在起点上’、‘不能输在跑道上’，但其实，只有真正跑到终点的才是胜利者。”刘沪说。

晚年的钱老，始终关心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关心着杰出人才的培养。温家宝总理2006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 ‘冒’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钱老的关心，总理的焦虑，正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按照钱学森的教育理念，西安交大办了钱学森班，以期能培养创新人才和大师级人才。而先生一直忧心而且一直反对的中学教育的唯分数论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也许是钱老一生最大的遗憾。

大师走了，他的遗憾成了留给我们后人的一道待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