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穆尼兹：经济增长已不再足够

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数据孤立起来看，会让人费解。但若对它们进行集体分析，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麻烦的事实：如果财富产生和分配的方式不发生变化，近几年来席卷世界的政治“抽风”只会更加严重。

以工资和就业为例。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平均工资停滞不前，尽管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增长角度看，大部分经济体已经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


此外，就业的增长并未让工资占国民总收入比率下降的趋势有所放缓乃至逆转。相反，大部分2008年危机后所创造的财富都流向了富人。这也许可以解释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消费水平低迷的现象，以及为何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提高通货膨胀。

就业情况也表现得有些反常。在那些有创造就业​的地方，并没有遵循历史​上​​该有的​路径。比如，大部分就业增长​出现​在高技能或低技能岗位，而没有发生在中等技能岗位。许多曾经跻身西方中产阶层的人，现在属于中低阶层或低收入阶层，他们​​​在​生活​中面对​比从前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

生产力增长也变得极化。据经合组织数据，在过去10年中，“前沿企业”——定义为生产力增长最高的5%的企业，它们的生产力提高了三分之一多；而其他私人部门企业，则生产力几乎没有任何提高。换句话说，更少的公司贡献了更多的效率增长，但相对来说，这些好处没有扩散到整个经济中。

这些趋势为何发生尚不清楚，但新科技和相关网络效应显然是部分原因。

在宏观层面，美国总生产力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提高了250%以上，但时薪保持停滞。这意味着生产力增长不但只集中于少数几类企业，并且与市场劳动力收入脱了钩。这一现象的根本性后果，是工资不再扮演过去几十年中所起到的核心再分配角色。简言之，资本生产力的增加不再转化为更高的中位收入，这不符合自由经济基础的社会契约。

如今，世界上许多经济体正在经历某种结构性变化，并且，这一变化导致了“就业岗位－生产力－收入”分配三角发生倾斜。这一范式的变化导致了西方中产阶层的式微，以及朝不保夕阶层（precariat）的出现。这个新的社会经济阶层不但包括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包括那些从事非正式、非全职或无保障的工作的人。

大量证据表明，西方的经济不安全感，与反精英情绪、政治激进化和攻击少数群体有关。如果不考虑这些经济症候对美国和欧洲普通工人的影响，就无法解释最近民粹主义兴起的现象。

要理解为何会发生偏离预期的经济轨道的情况，只需要看看科技对就业的影响便知。先进技术，特别是先进电脑和机器人技术，让生产力的提高不​必然​引起工资相应增长。相反，生产力提高所创造出来的新财富，更多地流入了这些技术的所有者的腰包。

​有一定复杂性但重复的工作被自动化，这促使劳动力市场发生极化。剩下的难以自动化的任务，​要嘛只​需要很低或根本不需要技能，​要嘛​就是需要非常高的技能。后一类岗位在数量上要远远少于前一类，而它们又碰巧正属于利用科技​的优势超越直接竞争对手，并扩张进入新市场的前沿企业。

这就引出了当代的核心问题：领导人如何解决科技迅速变化所造成的外部经济效果，以确保经济和政治的可持续性？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构建数字时代的新社会契约？

诊断容易治疗难。比如，你无法知道旧经济处方是否能够扭转当前趋势。推行“结构性改革”和设计，完全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的狭隘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迫使西方工人与科技进行更大程度的竞争，加剧不确定性。也许我们当前的经济安排只能产生总体增长，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反而会下降。

关于解决方案的争论才刚刚开始。降低经济不平等性需要教育和税收改革，​果敢地​让税收负担从劳动力转移到资本。西方国家还需要建立新的再分配机制，以补充工资在经济中越来越次要的角色。

数据表明这些改革势在必行。如果西方领导人想要遏制并最终平息各自国家所发生的政治动乱，就必须以打造新的包容性增长模式来应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作者Manuel Muniz是马德里IE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哈佛大学Belfer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高级副研究员。

英文原题：Economic Growth Is No Longer Enough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7

要理解为何会发生偏离预期的经济轨道的情况，只需要看看科技对就业的影响便知。先进技术，特别是先进电脑和机器人技术，让生产力的提高不必然引起工资相应增长。相反，生产力提高所创造出来的新财富，更多地流入了这些技术的所有者的腰包。转自：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1028-806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