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经验看大城市人口疏解的结局
作者: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ID:msmacro)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文中观点仅反映作者研究和学术观点,不代表见闻立场,不构成投资建议。
一个国家需要黄仁宇老先生说的“数目字管理”,但我们不应该把数目字这种手段当成目标,而忘记了以人为本的初心。对于大城市的管理者来说,控制人口数量只是手段,人民的美好生活才是最终目标。千万别忘了,人口不是规划中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现实人口和目标人口纵然存在差距,但任何一个生命都不是“多余”,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应该被“清理”。
我们要正视大城市的堰塞湖,但粗暴的抽水放水一定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要做的是开渠引水,用有温度的政策让人口自然的流动,安心的找到自己的家,这才是城市管理的初心。这当然是一个难题,但并非无解。今天我们就从历史出发,梳理一下大城市疏解人口的国际经验,供社会参考。
大城市疏解人口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疏解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郊区化模式。郊区比较利益吸引居民主动迁出,不刻意进行人为干预的模式往往是最有效的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最为典型;
第二种是卫星城模式。通过行政手段向周边转移城市非核心功能,限制人口流入,引导形成若干卫星城,伦敦、东京、巴黎等很多城市都选择了这种模式;
第三种是建新城模式。直接将城市核心功能(主要是政治功能)迁出,以首尔、巴西为代表。
但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大城市病都不可能完全解决,更不可能形成一个完全同质化的城市。任何一个城市,不管贫穷还是富裕,都会形成一定的区域分层,富人区和贫民区(甚至条件极差的贫民窟)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郊区化:无需规划,用脚投票
所谓郊区化,是指由于中心城区的生活质量下降而导致人口逐渐往郊区迁移的一种“逆城市化”现象。
郊区化模式与其他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无需ZF精心规划布局,而是要求ZF将施政的重点集中在如何提高郊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上,只要居民迁入郊区能获得比较利益,人口迁徙完全是居民用脚投票的结果。郊区化模式从根源上解决人口疏解问题,是三种模式中最根本、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模式。
案例:美国
1920年,美国完成城市化之后,城市发展开始了郊区化进程。“二战”以后进入了美国郊区化发展的巅峰时期,美国郊区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向郊区转移,中产阶级成为向郊区迁移的主力。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首次超过中心城区人口,成为以郊区人口为主的国家。下图显示1960~1970年郊区白人增加(白色),城区白人下降(红色)。
从ZF举措来看,美国从来没有提出郊区化发展的战略目标,而是致力于完善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郊区的公共服务质量。具体包括:
(1)加强市郊公路建设。拨巨款兴建高速公路,发展市郊交通干道,引发了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和就业向郊区转移。
(2)丰富教育文化资源。美国郊区在教育、文化方面优于中心城区。例如,1994年,纽约市郊区ZF平均每年为每个学生支出达9688美元,而中心城区为8205美元;郊区学校平均每名学生配备的图书数量平均为20本,中心城区为9.4本。1996年,59%的郊区学生可上互联网,中心城区的比例只有47%。
(3)实行差别地价和税价。提高市区征税标准,降低郊区征税标准。郊区地价、税率较低,吸引企业向郊区迁移。
(4)鼓励居民郊区建房买房。鼓励中高收入者在郊区贷款建房,对普通居民在郊区买房给予大量资金帮助,使郊区买房的月供额低于市区房租。
美国郊区化模式对其他国家大都市疏散人口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这种模式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因素息息相关,难以简单的复制效仿。并且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郊区化发展趋缓,城市化的反转趋势开始显现,中心城区和郊区正在达成一种新的空间平衡。
二、卫星城:精心布局,分散压力
卫星城模式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模式。ZF为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在城市周边建几个新城,接纳中心城区转移出的人口,承接中心城区部分非重要功能。
这一模式主要依靠行政主导,既不需要郊区化漫长的周期,也不需要像迁都模式那样大费周折,只要求ZF制定周密的城市规划方案,重新布局城市空间,分散城市压力。在行政的干预下,这种模式往往短期就可以见效,但是长期来看,如果配套设施不到位,新城极易发展成为空城、鬼城。
国际上采用卫星城模式的案例特别多,比如伦敦、东京、巴黎等。在我国,也有很多城市采取了这一模式,最为典型的就是北京。
案例1:伦敦
伦敦自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人口逐渐增加,1939年达到峰值,约860万人。20世纪40年代起,伦敦制定了大伦敦规划,掀起了新城建设运动,重新规划调整城市空间布局。在距伦敦中心半径约48公里的范围内建设内城圈、郊区圈、绿带圈、乡村圈四个同心圈,在第四层乡村圈分布8个卫星城,与绿带圈共同控制城市蔓延,计划疏散150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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