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与沈卫荣先生的文本对话（三）

三，柯炳棣先生捍卫汉化与清代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由此，米华健所说的“新清史是分裂中国的学术阴谋”是出于中国一些学者的误会，便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自己也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政治、族群、地缘语境下。正如西方人总结的“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才是真正客观的论断。因为每个学者都是特定文化时期的共历者，做不到抽身旁观。沈先生在此所言：“既然“新清史”家们不愿意在“清”与“中国”之间划一条等号，那么，他们就难以逃脱“分裂中国的学术阴谋”的指控。 ”显得很有力量。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概念应该有两层：一是由历史根源出发，逐渐形成的以汉或中原文化为核心与主流的大一统王权，居中而独我的天下观；一是历史纵向形成的夏、商、周、秦、汉、唐—--这些不同时期的王权，后者不乏非汉族成分。但即便是诸如元、清这样纯然的外族入主中原，其最终仍归化入中原大一统的文化及传统中国政治的天下观中。对这种族群、政治、地理、文化的拆解，既不符合历史关系的事实，也不能证明“中国不是中国”。原因在于，其一是把汉民族当成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唯一主角；其二是没有把汉民族和汉民族文化分清楚。更何况诸如元、清的外族统治，从族群角度而言，其政权下更广泛的族群依然是汉民族。由这个基础，再加上其对汉文化的归化，诸如元、清统治者最终都以“中国”为自居了。

放大一些到所谓的“西亚”关系范畴，单就藏民族与藏文化，其以“羌”而言，远在殷周之际，就与中原有明确的往来。吐蕃时期，西藏佛教文化是先由中原输入的。古丝绸之路最早勾连了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印度的联系，佛教最初便经这种商路进入中原，包括海上丝路。这两条佛教路径很可能因地理困难没有经过西藏，西藏当时的文明程度或自身苯教元素难以触及或有意抵制印度佛教。这在西藏历史文献上有所反映（参见敦煌文献）。其后在吐蕃赤松德赞时期，大概出于政治需要，以及内部政治斗争派别的纷争，才有了著名的来自印度的莲花戒和汉地和尚摩诃衍那的论争，即所谓的“顿渐之争”。虽然历史上对这场论争的胜负尚无定论，但从松赞干布到赤松德赞，由西藏史书可见当时赞普在印度（实际是尼泊尔）势力和中原势力上有些纠结的选择（参见藏史传说关于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妃子与唐文成公主的斗法），并最终选择了印度一流，这是藏传佛教的渊源。但不能因此否认汉文化与西藏长期、悠远的相互关系。甚至在藏传佛教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十明学里的医术，其医理更多渗透着汉文化的基因。至于西域的其他族群，在匈奴时代便与中原文化形成交叉。而其后回纥等民族在西域的出现，是历史上的民族迁徙，而非地理上的固定不变。置这些历史常识于不顾，而在新清史中挑拨民族问题或边疆问题，既偏离了历史客观，也违背了历史常识，更无视于时代存在。

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政治、地理、族群、文化统治的正当性（如果有，那也只有中国—-几千年来，只有中国在族群、地理、政治、文化上保持着连续性）。美国更是如此，如果按“新清史”家的态度，美国人应该回欧洲找他们的祖先，因为美洲是印第安人的。中国学者若以“新清史”的态度，去玩“新美国史”，把印第安人、英国殖民时期、非洲黑人奴隶、南北战争放进来，美国人肯定是不接受的。在这一涉及美国政治正确的认知上，特朗普也有亲身的感受。

沈先生在此所言：““破除汉族中心主义”对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影响，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这种历史认知批判态度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恐怕不是“破除汉族中心主义”，而是为何会存在“汉族中心主义”及其对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影响。但就我个人作为汉民族的身份认同而言，一方面说明了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影响力；一方面需反思汉民族在异族入侵时的失败，而非简单自喜于汉文化的伟大同化力量，这才是我们应该清醒的地方。“新清史”却没有在这一方面有任何价值。

诚如沈先生所言，“新清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时代课题：如何建构今日中国各民族（族群）共同承诺的中华民族之身份认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对历史的尊重，其次是对各族群的尊重。就历史经验而言，中华文化具备这种力量。同时文化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一族群关系问题。学者在这方面过多的讨论是否有益，最终还要交给历史去检验。

也因此，我个人认为沈先生所言的“彻底破除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似乎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搞革命最初的口号，然而，发生在清明之际由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的转变，不过是历朝历代的一种轮回更替。这一同族群、地理、政治、文化等相关联的过程，在任何区域、任何时代都不断发生。只是西方强大以来，对历史正当性的解读归化到了西方，才发生了中国人、中国人对中国历史、西方人对中国历史、西方人对西方历史的重构，与相对古人的历史认知错位。当我们出发于当下性、而为了当下性去认知或借用历史时，应该清楚无论谁都在犯错误。唯一需要的是大家不要借学术而虚伪。

在历史范畴，空间是个舞台，时间才是角色。

四，欧立德（Mark Elliot）      一个学术影销的高手

欧立德先生是美国“新清史”派的干将，他师承上一代美国清史“大家”、哈佛汉学衣钵，把新清史这一仅限于学术小圈子、无人知晓的事件，推波助澜为中美清史学界的大争论。

从学术角度而言，他所主张的“新清史”研究主要有三条，一，清史研究必须要重视清朝的“内亚维度”；二，清史研究必须利用非汉文资料，特别是满文历史文献；三，清史研究必须重视全球背景，即要立足于“全球史”语境。

关于欧先生说立主的一、三两条，前文均以叙及。第一条的地理含义并不能改变清王朝的东方性质，甚至当时的“内亚”也属于东方性质；第三条除了“全球史观”的“后时代性”之外，单就清时的“全球史观”而言，不过中国王朝“天下观”的观念传承。

欧先生所宣扬的第二条，往往为中国学者、尤其汉族学者在学术上看重，似乎中国历代史者仅以“汉族士大夫”为主、历史诠释以“汉文化中心论”为核心，因此易为后世、外国学者或所谓学术界所诟病，其实未必如此。

出于对新清史的关注，也因为要写一篇相关的“学术”文章，我最近读了几本清王朝与藏、蒙关系的系列专著。包括尕藏加先生的《清代藏传佛教研究》；王力先生的《明末清初达赖喇嘛系统与蒙古诸部互动关系的研究》；胡日查《清代蒙古寺庙管理体制研究》等等，再加上笔者先前曾读过的《五世达赖喇嘛传》、《蒙古源流》、《清实录》等书，笔者不否认满族文献史料或藏蒙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也不否认汉族书史者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上的差异，但这不能改变历史的主体、核心与主流。以此为要件去推翻汉族书史者对清王朝的历史文本叙述，过于简单粗暴，甚至可谓“小题大做”。

另有一层，以笔者的治史经验，笔者曾撰写《世界贸易史》，几乎通读了中、外相关的原典著作、19世纪以来的历史著述、相关的文献与史料汇编，但无论剑桥史、还是其他的历史著述，无论是微观叙事、还是技术方法论的使用，都不是简单的史料和文献汇编。换言之，文献和史料充其量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留下来的一种文本或实物，他们不是全部的历史。而且也不构成历史或历史本身。如果考虑到史料的真伪与记述者因权力要求甚至个人偏好而可能的失真甚至说谎，恐怕文献和史料的价值仅在于他们是历史的“留存物”，而非历史的“实证物”，只可视为“佐证物”。有趣的是，正如藏传佛教的“掘经师”一样，一些学者在史料文献上的挑剔，往往有着自己的历史目的。历史不是简单的“越老的就越正确”、或只有某个主体角色才代表真实。历史确乎永远没有定论，为我们学者留下了讨论的空间，从而进入到某个历史认知主体的“立场”范畴，而非“更真实”范畴。有这样的史识，才是“客观的”。

在此偏离一点沈先生的文章，当我由北师大的这场学术会而展开性地去观望“新清史”及其学者时，发现他们对史料和文献有一点难以理喻的偏执。譬如就清王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在他们那里仅关注于清王朝的“内亚性质”，重点放在乾隆、热河行宫及寺庙上，没有去看乾隆前后清藏、清蒙具有流动性的关系，甚至忽略了很多有趣或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这未免有些“刻舟求剑”。

    单就清王朝的核心信仰或政治文化而言，乾隆无论怎样从自身出发信崇藏传佛教（这也只是新清史学者的推测），我们都不能否认，作为清王朝政治信仰核心的“庙器”，各种国家性质或皇权性质的祭祀大典，都是传承于中华文化传统，譬如祭天、祭地、祭祖、祭孔等等。如果把这些祭祀按规格去排列，我们几乎看不到藏传佛教的影子和地位。乾隆并没有以国家大典的形式去主持或参与藏传佛教的祭典或重要仪式—--譬如“大法会”之类。至于故宫中被传为“神秘的”梵华楼，不过是属于满清皇帝的信仰偏好，包括以其作为对藏蒙的统治工具，甚至作为对皇帝本人的祈祝、父母的超度之道场，更有可能的是乾隆对藏传佛教密法的某些迷信。但无论如何，没有上升到国之重器的地位。毫无疑问，当时京城几乎遍地都有藏传佛教的寺庙，但它没有形成对一般民众的政治文化要约，也没有成为满族和汉族的普遍信仰。满族贵族几乎没有真正的出家人。而关于蒙藏及藏传佛教的管理皆隶属于“理藩院”，就知其所处的政治地位。

再有一个小细节是，清王朝在给达赖或蒙古王公的印信册封，往往会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这些印信在不同时期文字的排序会有所不同，通过这种文字的排序，或许能看到一些门道。只遗憾，笔者未查到相关印信的原件。目前北京藏传佛教寺庙或热河寺庙尚存一些当时皇帝的敕文碑，当可见几种文字之排序。通常而言，在顺治及其前，清王朝最重与蒙古诸部的关系。因为他们要借助蒙古人的力量进取中原。这之后，为羁糜蒙古诸部，清王朝认知到藏传佛教与达赖喇嘛对蒙古人的重要性，开始重视达赖和藏传佛教。当清人入关并摆平汉人之后，清王朝完成了“政治族群的转向”，其中一个标志是科举取仕。虽然在封王及贝勒上，仅限于满人和蒙人，但在大批官员的任用上，用的还是汉人。当清准战争之后，清王朝已经可以左右达赖喇嘛的任命，在乾隆时代更是直接通过驻藏大臣管制藏区，并利用金瓶掣签干预达赖等活佛的转世，蒙古诸部和西藏全然成为清王朝的“内亚”臣民，藏传佛教成为“以夷制夷”的统治工具。清王朝并没有把藏传佛教引入和普及到满汉族群，这充分证明了满清王朝对藏传佛教及蒙古诸部的政治态度。即便是满文史料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