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要让无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二）

（四）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几个阶段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走在最前端的是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大致分以下几个阶段：

（1）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

这一时期由推行公私合营向公有制（国营）经济的过渡期，农村开始尝试搞人民公社。该期的理论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的“公有”上，因为“公有”的主体不能放在有私心私欲的个人身上，因此在工业领域推行的便是公有制——即国营企业；在农村推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即人民公社。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出发点是逐渐消灭私有制，广泛实现公有制，以此界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差别。

在这一时期，由于人民当家作主，尤其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的工人阶级政治热情高涨，因此在政治、经济领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农村因小农思想严重，农民在消化“集体所有制”的过程中缺乏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人民公社的推行遇到较多的困难。然而，需要肯定的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指针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热情下，中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公有制国营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在社会主义初建期便已开始夯实的经济基础，这一基础对于其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在作用，并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参照的是“苏联经验”。

（2）从六十年代初至文革暴发

这一时期，城市和工业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制向公有制的改造过渡，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走向了集体所有制经济。在这一时期，由于苏联被标定为走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开始自身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由于对一般大众的政治觉悟和经济基础的认知出现偏差，也因为理论家和政治家的理想主义，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这其中也有追苏超美的外部性要求。在这种情形下，政治激情超越了生活理性，盲目冒进代替了自然过渡，于是有了大炼钢铁、大搞“食堂”等的一系列政治性的经济行为。这使得刚刚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陷入到政治偏向中，违背了客观现实，致使经济表现一片“红火”，经济内涵却日趋脆弱，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及小农思想严重等天灾人祸，中国经济进入“短缺”突出的状态，计划经济的指令性加剧了这种短缺性。同时，各种政治运动代替了正常的经济生活，使社会生产陷于停滞和退缩。值得肯定的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各种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极大的变化。

（3）文化大革命期间

经济生活和生产生活基本上为政治活动所取代——每天密集的批斗会、忆苦思甜等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产活动，整个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然而，这一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效改换了农村劳动力的小农性质。更为突出的是，集中了人力物力实现了对边疆资源的开发。然而，在此不得不提及，曾经带着一腔热血、奉献了青春年华的一代知青，其后也成为下岗工人的“主力军”，这种结局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可能牺牲，却不应成为导致社会主义信仰失缺的要素——这需要在历史遭遇后进行政策修补。同样，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美好元素——雷锋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等，也需要给予肯定。

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意义是反思性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另一种宝贵财富。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某个人的错误和政治的弯路去评价这场全社会参与的活动，我们应该理性地认知：尝试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肯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关键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并在未来的前进中找到更适宜的方法、路线，同时不因过去的错误而否定美好的理想。

（4）改革开放以来

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以农村联产承包为契机，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深圳特区的成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进入了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便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践形成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于是，被压抑的生产力与消费逐渐被打开，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在改革的主试验区蓬勃发展。依靠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及国际贸易要素赋予理论、国际分工理论，中国迅速成长出一批两头在外的加工型企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先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其次松绑了农村生产力，再次激活了要素和资源。在“时间就是金钱”的深圳口号下，以特区为龙头的经济速度越走越快，在这一阶段，改革最核心的指向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应该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定位与指导思想将已经停滞衰化的中国社会及经济有效激活，并在外来资本、内生动力、资源优势的结合下，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由西方的危机状态而转变为全球性增长的促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贡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我们描绘出中国的几种不平衡的社会真实和现实，而解决这些不平衡的主要方法便是松绑生产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区域先富起来。在唤醒内生性力量的同时，努力吸引外资，以此形成内外合力，而收入的增长带动了消费的增长，十亿人的巨大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牵引力。

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靠要素资源、市场需求、外部资本、局部开放所促成的经济发展带出了新问题和新实践：个体工商户的倒买倒卖、贸易型经济的利益转移、加工型企业的外部性依赖、区域与收入的新不平衡出现、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下降等在初级阶段的产业结构重组与市场因素转变中逐渐呈现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后，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期。

②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在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遇到第一个瓶颈期，改革家们认知到初级阶段理论必须要突破所有制的局限。于是新的改革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以去产能调结构为契机，公有制企业的股份制与私有化被大力推进。于是，中国经济终于摆脱了公有制主体化的制度羁绊，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征途。

伴随所有制的突破，西方经济学理论打破了规范经济学的价值取向与性质论，开始以应用经济学的身份广泛实践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体用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发展。在市场经济理论中摆脱了姓资姓社的问题，公有制的主体性以制度特征的名义延续着主体化的地位，然而不再是一家独大，而是放在了其它性质的企业同等市场地位下、通过竞争关系来决定。这个过程伴随着大量国企的破产、转制与职工下岗、新兴经济体的广泛涌现而前行。最终突破了经济社会瓶颈而令中国经济走向了飞速发展的道路。

在这一阶段中，支柱产业的政策扶持与有效需求的经济拉动与创造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包括国际经济的同步发展、世界经济的体量放大、从亚洲四小龙到金砖四国的发展刺激都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外部有效性条件。

在这一时期，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是内生性力量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政策红利包括区域性的特殊政策安排、产业的特殊政策安排、税收的特殊政策安排等等，这种政策红利有效将资源集中在某些范畴，通过侧重性、集中性、优惠性等将某些范畴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牵引力和推动力。

资本市场的构建与发展是这一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股市有效活化了作为经济血脉的资金要素，使资本与要素的结合更加临近市场化的效益理念。

通过上述政策与改革的深化进展，我们可以认为，在市场经济层面，中国的经济体制、体系、运行机制已与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了实质差别——这也正是中国得以加入ＷＴＯ并与一些国家签订市场经济认可协议的基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