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要让无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五）

三、从无产阶级到中产阶级：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

（一）机会均等与社会公平

西方人认为，他们为社会公平所做的最大诚意与努力便是实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会均等”，即在市场经济中为所有的人提供了均等的竞争机会。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实现了最大化的社会公平。因为市场经济为每个人提供了均等的机会，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成败不是由后天的社会条件决定的，而是由先天的自然禀赋决定的。也就是说，在机会均等的自然竞争中，达尔文的优胜劣汰决定一个人的生存命运，个人成败靠自己的禀赋与努力奋斗去实现。

看起来建立在达尔文主义的机会均等说是人的起点公平的真正“平等”，但实际上这个理念最大的假设性合理前提一是社会条件、一是自然禀赋都不可能划出“平等”的起跑线，而竞争过程的手段化、工具化选择，也有种种的道德上下差异。因此，竞争中胜利的“合理胜者”与竞争中失败的“合理败者”便有了种种“不合理”的参与。

倘若真正做到机会均等，就要将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做到毫无差别的平等分配；而要做到过程平等，就要做到游戏规则的绝对公平，显然两者在现实社会尤其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西方社会做的是调和而非解决。倘若我们考虑到人性层面的人道主义与科学层面的社会真实，我们就会清楚西方市场经济机会均等的说法不过是“假设基础”。比起中国古代圣人政治所言“鳏寡孤独，老有所养”的政治理念与方法、“恩及于兽”的人文理念和行为，达尔文主义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破坏。然而，这一学说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为西方社会经劫掠而成为世界老大、为巧取豪夺大量社会财富提供了真理性、科学化解读。然而，它已不适宜于当今时代，更不适宜于中国文化。在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或许中国人古老的经验智慧，会补齐西方文化的短板，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更有效支撑。

（二）效率公平与能差平衡

正因为在早期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大锅饭、平均主义而造成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可能由发于人性和体制的问题，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才转向了市场经济实践。效率与公平一直是人类社会所困扰的问题，东西方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有别——西方是采用了亚当·斯密与达尔文的理想及学说，东方则是一种中庸的态度。然而，有一点必须承认，即人类社会可能永远不会消除个体间的“能差”问题，这种“能差”是导致效率差别的主要条件。换言之，当人类社会出于效率思考而无法做到起点平等的时候，人类社会的大同理想便因这个起点而无法达到美好的目的——终点的人人平等。人类的理想在现实起点上和现实过程中不得不偏离，而依靠福利手段的再分配或再平衡又会导致效率与公平的新失衡。

需要甄别的是“能差”产生的原因：有的是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禀赋造成的，有些则是后天性社会原因造成的——譬如家庭出身、受教育机会及程度等等。农民工子弟与大款后代就是如此。而这种能差导致的表面性“效率”——即以财富创造显现的效率，内中含有极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平衡能差、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尺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三）效率公平与收入公平

效率是指不同的人在劳动（体力或智力等）付出中的差别，这种差别有着起点能差的不同，有着过程努力的不同，然而，我们能够对此进行评价的手段却很单一，那就是从劳动者创造的成果（主要是财富）去测算，而对其进行差异化体现与刺激性鼓励的便是收入。这种由结果倒推的效率公平性收益安排可能有较大的缺失：起点能差可能受家庭出身等社会因素、教育机会等过程因素的影响，而付出与收获的不确定性也需要考虑在内。换言之，为满足效率不同而形成的公平性收入安排体现了效率公平，但不能由此推定依此而形成的收入分配便是公平的。

（四）公平认知与测算认知

公平认知需得理念的认同与现实的考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重新定义公平认知的概念，不能单纯以西方市场经济的理念或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体系去“拷贝”，必须要有符合自己社会特质与文化特质的公平认知。在这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认知概念形成后，要有一套真正科学合理、兼顾社会特质与文化特质、社会现实与发展阶段的测算体系。

四、从无产阶级到中产阶级：对当下中国的意义

（一）增进社会公平，平衡阶层关系

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普遍富裕。但由于竞争选择与势力逐渐失衡，导致了两极分化、各阶层势力不均等现象发生。在此情形下，出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性质，也出于社会稳定的现实关照，避免因财富占有、机会占有、职性分工不同导致的差别过深过大，乃至阶层关系重回阶级关系对立，就必需采取有效措施平衡阶层关系。推进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迈进，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会增进社会公平，促进阶层关系平衡。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当财富拥有者拥有了社会势力后，必然会结成势力群体，这一势力群体在具有影响社会经济等力量后，必定会参与政治权力博弈，为自己争取政治地位及社会决定权。而他们的诉求会扩大阶层差别，损坏平衡关系。

管子在进行齐国致富的政策上，已经考虑到“富贵易淫”的人性经验，对此采取了相应的节制手段。我们应该感受到，社会风气的贪腐，一定程度同拜金主义、财富阶层的行为相关联，对这一阶层的节制，不仅影响到政治权力的顺利运行，对于社会风气的治理也有重要意义。

（二）增进收入水平，实现普遍富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国民总产值位居世界第二。然而，因为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两极分化有严重加大的趋势，致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没有形成财富的均化流布。这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不一致，也与财富的社会贡献所对应的分配关系不一致。因此，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摆脱“劳动力优势”论形成的竞争力维持,通过低收入阶层的中产阶级化实现整个社会收入水平的提升，实现社会的普遍富裕，让社会的一般大众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

（三）缩小能差，提升劳动价值，增进公平消费

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在市场竞争关系的条件下，应该解决能差及因能差导致的机会、收入差别的根本性问题。解决能差问题一方面要将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更普遍向一般大众倾斜，譬如可以开放中小学业余时间，鼓励大学教师为邻近企业工人职员开展义务培训，开办夜校等针对一般大众的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在不增加低收入阶层支出的情况下，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实现低收入阶层生产能力的普遍提升，进而降低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能差距离，提升劳动价值，形成对一般劳动的普遍尊重。

缩小能差，还能够增进公平消费，进而增强一般生活用品消费，转化生产力与实体经济的正常对应关系，减少所谓的依赖政策性有效需求制造所形成的对需求的短期拉动，及因有效需求拉动导致的产业发展失偏、政治导向失偏。还有利于形成普遍性消费的提升，化解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供需失衡。

缩小能差还能够纠偏人们因能差产生的阶层认知观念，形成对劳动的尊重，对一般劳动者的尊重。使阶层认知观念导致的崇富贬贫、追富骂穷现象回归于对人及人的平等的真正人道主义认知上，避免恨穷与仇富的社会心理蔓延。

（四）稳固转型产业及就业，顺利实现供给侧改革，消除“硬着陆”的隐患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要素资源发生巨大变化后，曾经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面临产业转型——这是市场变化、需求变化、竞争变化、要素变化所导致的。而解决转型问题，就必须要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的依靠低廉劳动力与外来资本结合所形成的加工业，以及其它实体经济产业一直是依靠劳动力红利与政策红利赢得世界市场的竞争力。然而，伴随经济发展、国际市场经济形势变化、更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出现等，中国制造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逐渐消失。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压低已经有所升高的劳动力价格是保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所在，这是从经济理论出发而形成的固化思维。

中国产业的转型，包括市场转型、技术转型、产业形态转型、创新转型等，这些转型需要的是市场对应、需求对应、技术对应、理念对应等，其基础是资本、劳动力、技术、需求的调整。提高低收阶层的收入水平，增加低收入者的技术能力，能够有效促进一般消费品消费、一般教育消费，有效促进生产者与适配性技能、技术的结合，从而实现主要市场由国外向国内的转型；主要制造业由资本依赖、市场依赖向技术、劳动力、资本、市场协调性结合。而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目标不应是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路径——服务业、技术产业的大比例提升，而是中国制造的内涵性夯实——要把中国制造的廉价低质向重品质、重合理价格上引导，从而形成真正稳固的市场。而这必须要以国内市场、国内一般性消费为支撑。因此，普遍提升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的转化，可以有效通过内部要素关系的合理化对应转型的目标与需要。同时，也必须兼顾就业对应。

改变中国经济的非理性状态不在于盲目性的市场，更在于经济理念与观念。在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中，从房地产经济到股市，从地方政府到民间资本，从职员到群众，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暴利心态，促成了经济行为过度投机化，进而促成了为暴利绑架的产业结构硬化、经济发展脆化。在这种情形下，很易导致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真正理性状态，摆脱过度功利心理，才能实现“软着陆”。而回归理性则要求资本取向、投资导向的理性化；要求中国制造的内涵化、品质化；要求市场消费的理发化、稳定化；要求收入分配的倾贫化去富化。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夯实中国制造，以实体经济优势与国内市场支撑促成可持续发展。才能由廉价劳动力粗放、暴利掠夺式刺激所形成的初级阶段竞争优势与动能转化为后市场经济阶段：要素资源更有效利用与平均利润化的均匀发展。

（五）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摆脱西方国家的老路

提升低收入阶层收入并实现其向中等收入阶层转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性，而对于摆脱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在发展中遭遇的雷同性问题，重新打开经济局面，同样有重大理念创新意义。

（六）开放条件下，中国选择的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