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下的选择
李华芳
这是根据此前的几篇文章改写的，大部分文字都已经说过了，其实可以忽略不看的：）

尽管中国经济从统计局的指标上看，矮中拔长，也能看到乐观的理由。但毋庸置疑，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依旧是时世艰难，出口减少、内需不振，那么中国能获得持续可靠的经济增长吗？这当然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不过从历史经验中或许可以窥见可供借鉴的蛛丝马迹。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于2007年3月5日在《洛杉矶时报》上以《买下中美国》为题的撰文中首次提出的“Chimerica”（中美国、又译中美共生体）概念，并认为“中美国”这个概念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美国和中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同属于一个叫“中美国”的经济区域。在这个经济区中，经济的运作结构是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美国提供服务；中国出口、美国进口；美国是债务国、中国是债权国，中美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弗格森指出“这是极好的联姻”，堪称是“天作之合”。

不可否认，从经济增长时期里的中美国模式来看，中美两国都从“中美国”中获益，并且也成为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2001年-2006年，“中美国”创造了全球近60%的经济增长。但次贷危机引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中美国”模式遭受质疑。中国的高储蓄和巨额外汇储备被认为是导致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同样，美国的高消费模式以及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的失当也成为众矢之的。

事实上，弗格森在《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一书中进一步解释了“中美国”思想，不过对于是不是极好的婚姻，弗格森已经不是那么确信了。尽管《货币崛起》一书的本意并不在于解释“中美国”模式，但通过对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的经济史的分析，弗格森解释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中美国”模式也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比德国花费了更多的钱，但英国没有陷入通货膨胀的陷阱，反而是德国陷入了恶性通胀，理由何在？这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对大英帝国具有信心，因此英国可以靠发行国债来向其他国家借钱，也就是融资。但德国同样的做法却无人问津，不能出口只好内销，由此引起了恶性通胀。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安排将会影响到其在国际上的借款能力，如果将这种借款能力看作是一种综合实力的象征，那么要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其实最好的方式改善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体制安排，使得其他国家对本国的金融体系具有信心。即便在目前的金融危机条件下，美国是次贷危机之源，但美元的地位却没有显著的下跌。但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尽管通胀的趋势并不明显，但这种压力却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存在。因为中国无法对外发行人民币进行融资，只能将目光投向内部。

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不平衡之后，如何恢复平衡的努力过程。辜朝明在《大衰退》一书中广泛运用资产负债表失衡来解释危机过程中何以流动性不足。因为对单个的市场参与者而言，比如说对一个企业来说，在经济增长时期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其行为就会发生变化，而转向修复资产负债表使之恢复平衡。简单来说，就是投向企业的钱或者企业借到钱之后，不会立即用于生产而是用于还债，这样的话，流动性就会不足。甚至流动性从市场上消失了。

辜朝明认为要对付这种危机条件下流动性不足，政府必须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不过政府如何才能向市场注资呢？或者说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当然财政支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并且也可能占到经济刺激计划的大头。但财政支出有可能排挤民间投资，导致私人部门的投资无处可去，推高资产价格。另外，政府在危机时期要求金融系统放宽信贷的政策，极有可能刺激货币扩张，推高通货膨胀。

朱小平在《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对比了从弗格森到辜朝明的理论，并且也正确指出了两者都面临如何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困境：如何在刺激经济走出衰退的条件下，不引发大规模的通胀？上述三种著作中都没有解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便回顾了以往的对付危机的经济政策，但对经济政策出台的政治博弈过程没有涉及，也就是没有解释政策是如何被选择和制定的问题。

政策需要政治。这是古勒维奇在《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一书中开篇首章第一句话。缺乏将政治角力考虑到政策制定的过程，这将会影响对经济危机解决方案的选择。实际上，如果放弃了政治博弈力量的考虑，具体的政策制定就将成为一个黑箱操作过程，使人陷入云里雾里的境地。古勒维奇于是继续写道：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果一种主张要能取得优势而成为特定政府的实际政策，那么它必须获得掌握政治权力者的支持。经济学理论可以给出很多不同的政策，但除非我们的经济学包含对权力的考虑，否则它就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政策选择是如何在实际中做出的。当然，由于古勒维奇忽视了布坎南和塔洛克等经济学家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因此没有注意到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对政治力量的考虑。并且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经济政策》中也已经提出了与古勒维奇相似的看法，尽管后续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古勒维奇更偏向于对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盟的分析。他认为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盟情况变动也不太大，相对处于一个均衡的境地。但一旦发生危机，经济利益的格局发生了迅速改变，并且未来极其不确定，为了选择有利于利益集团自身的政策，必须在政治选择过程中选择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联盟，以便获得政策通过的所必要的支持性资源。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只会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进行，而是按照国家/社会视角下出现了不同集团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国家利益集团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出现博弈和互动。这构成了古勒维奇理解经济政策的一个出发点。

古勒维奇通过对法国、德国、瑞典、美国和英国等五个国家对抗1873-1896年危机、1929-1933年大萧条以及1970年代危机的分析，理出了五种不同的政策选项，包括：自由贸易、社会化和计划经济、保护主义、需求刺激和重商主义。理论上，在一个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后，其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项政策或者几项混合政策。那么这种选择到底是怎么做出的呢？古勒维奇认为是社会联盟、利益代表和国家三者互动的结果。

以大萧条为例，在普遍的降低工资、税负和支出的各种措施失效之后，各国拯救危机的政策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选择。英国通过恢复关税、补贴农业、以及承诺对工业实行有限救助等方式，但没有进一步采用需求刺激的选择；而瑞典和美国则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措施外，还进一步实行需求刺激和其他的宏观调控措施；法国实行了通货紧缩的政策，其后试图实行财政刺激计划但没有获得成功；德国在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方面走得最远，并且因为30年代中期之后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导致了大规模国有化，政治上也表现出高度的权威主义。

不难发现，应对大萧条的具体措施背后有两种不同的政治联盟模式。社会民主模式通过需求管理、福利补给和稳定化政策，围绕宪政民主程序将劳工、农民和部分商业团体联合起来。而德国的法西斯模式尽管表面上采用了相似的经济政策，但专制政权压制了类似英美的那种有机联盟。社会联盟、利益代表和国家三者的不同互动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古勒维奇的说法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在解释对抗危机的经济政策的选择过程中所设定的因素过多，这也限制了这一政治选择过程理论的解释力度。例如古勒维奇指出商业、农业和劳工集团通过各种中介组织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但国家政策制定又受到经济意识形态和国家在国际中所处地位的影响。这样一来，尽管古勒维奇的理论变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但却缺乏一个清晰的一以贯之的解释，引入公共选择学派的博弈基础或可以为古勒维奇的理论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从多个视角的审视有助于我们了解危机，从而更好地应对危机。

　　
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Politics in hard times: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译者：袁明旭、朱天飚，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7月（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