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领导人互访时，在演讲中引用对方国家历史名人的语录（孔子、老子、惠特曼、林肯），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奥巴马在他的第一次对华演讲中，又在时尚之外加入了一点现代元素。引用姚明的“无论老队员、新队员，都需要时间来彼此适应”，来形容两国关系的磨合期。 奥巴马所言甚是，不过从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与融合竞争看，与其说是新老队员，更像一对欢喜冤家。
尽管在国际政治、贸易关系上纠纷不断，中美两国的经济其实早已连在一起了。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也已成为美国的最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就业的最大制造机器，中国是美国赤字的最大埋单者。美国一个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可以对中国的出口业以致整体经济构成重大打击；中国决定不买美国国债同样可以使美国金融市场陷入混乱。今天的中美关系中，实质性的经济制裁必然带来两败俱伤，这与冷战时期核威慑下的恐怖平衡颇为相似。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今天已经不生产多数制造业产品，如果它不买中国产品，难道还重新回到自己生产袜子不成？中国每年有几千亿美元需要投资，其它国家的资产以及商品市场容量不够大，流动性也有限（对于超级巨无霸的主权基金而言），如果中国不买美国国债，分散投资其实远比想象的复杂。
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称之为“Chimerica”，是有道理的——水面下，两国的经济早已连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体制上的不同，以及经济利益上的分歧，中美之间必然会纠纷不断。除了汇率问题、贸易保护主义之外，这场危机将重新均衡全球消费与贸易提上了议事日程，将稳定美元汇率提上了议事日程。全球思潮上的变化，又将环境保护、制止气候暖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必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打又和、打中求和中发展。至2020年，中美经济关系又会如何？笔者作出如下预言：
（1）中美之间经济规模差距大幅缩小。在2008年，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为美国经济的30%，以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为55%。到2020年，笔者测算中国经济总规模相当于美国经济的80%（已计入人民币升值部分），以PPP计算则两者接近相等。中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的两极。由于中国经济和消费的增速大幅超过美国，它对世界其它经济（尤其是依赖资源或机械出口的国家）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美国。美国继续是世界军事大国和观点领袖。
（2）中美间的贸易差距不减反增。除了航空与军工，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已丧失殆尽，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也大致不会动摇（部分出口产品结构当然会有调整）。中国制造的汽车，若干年后会在底特律随处可见，而且多是美国自己的品牌，中国的对外出口还有升级和扩容的进一步上升空间。美国人减债增储，会带来周期性的贸易赤字下降，然而经济的“去制造业化”决定了它的贸易逆差无法结构性地消失。中国内需的增加，会导致矿产品、农产品与服务业进口大幅上升，但是对美进口难有大升。中国对许多国家可能出现经常项目赤字，不过中美间的双边贸易不均衡却未必消失，贸易摩擦估计也会持续。
（3）碳排放、碳征税成为中美之间的重大争拗。美国与中国乃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污染源，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0%。不过由于重大的国家利益，中美在此问题上可能斗法激烈，成为两国经济关系的最大障碍。另外，两国在非洲和拉美，为各自的影响力而激烈角力。2020年时，中国已成为亚洲区的公认领袖和主要增长动力源头，但是美国还会竭力阻挠亚洲各国寻求没有美国参与的经济共同体和共同货币。
（4）人民币已实现全面可兑换，成为挑战美元的一个替代货币。 随着内需在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人民币一定会全面对外开放，并加速升值。假定各国汇率（cross rates）维持目前架构不变，笔者认为2020年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在2-3之间。人民币应该已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之一，不过相较于美元，仍属二流储备货币，主要是因为中国可供海外资本投资的资产容量尚小，货币政策的信用度仍待改善。
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曾在2005年时称中美关系为“stakeholder”，翻译绞尽脑汁却找不到相应的中文词汇，最终勉强译成“利益攸关者”。奥巴马政府已经弃用这个词了，但是两国关系却在向此方向坚定地迈进着，对话取代了冷战思维中的遏制。“stakeholder”没有确切中译，恰恰透着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神秘性和不确定性。
在笔者看来，两国更像是一对奉子成婚（贸易、国债）的欢喜冤家。磕碰是少不了的，吵吵闹闹每天都有，但是还得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