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之我所写的《阴符经今译》
[原文]: 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其圣，我以不奇其圣。
【翻译】:有些人把通过愚弄和欺骗与伪诈他人而以小投入但可快速带来超额利益的手段当做是表现智慧的行为，我认为诚信对待和不愚弄与欺骗他人追求共赢可持续性发展的表现才是智慧的行为；有些人以出人意料或创造惊世骇俗行为的人为圣人，而我却以能够顺应和掌握大道为其所用而看似平庸无奇者的人为楷模。
【笔者感悟】 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
《礼记·大学》：“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意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远扬于天下而具有高智慧的圣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经营好自己的家庭；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 家庭是国家的缩影，把自己家庭的经营好了的人也一定可以把国家治理好。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
不知大家有没留意?以上这段有个关健字，它就是“正”!
我们如果把这句话改为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正）其国；
欲治（正）其国者，
先齐（正）其家；
欲齐（正）其家者，
先修（正）其身；
欲修（正）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诚（正）其意；
欲诚（正）其意者，
先致（正）其知。
致（正）知在格（正）物。
物格（正）而后知至（正），
知至（正）而后意诚（正），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正），
身修（正）而后家齐（正），
家齐(正）而后国治（正），
国治（正）而后天下平。
各位看官可以看看，如果国正、家正、身正、心正、意正、诚正、知正、物正，又何必去治、齐、修、诚、至、格?
故目的正是:格（正）物使知正→正知使意正→正意使身正→正身使家正→正家使国正。
物正→知正→意正→身正→家正→国正
在数学四象限中的偏右上边象限[（主体正)，（客体正）];或[十（阳），十（阳）]。
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总会有前进或后退，会有潮起或潮落。 表现为以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
这个过程实际是心与物互动、相交、互补的过程，是“真我”价值的进化、优化和层次提升以及扩充，从主向客发展转化以及相融的过程。
这是一种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价值交换中相交、互补，即互根共生的“生之道”的箭头指向!发展的理想目标社会就是类似于世界大同或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状态。
写到这里又使我想起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情景:
有一天，他在恍惚的睡梦中突然惊醒，如魔鬼附体一样尖叫起来:“啊，是了！是了！圣人之道，从我们自己的心中求取，完全满足。从前枝枝节节地去推求事物的原理，真是大误。实际上，‘格’就是‘正’的意思，正其不正，便归于正。心以外没有‘物’。浅近而言，人能‘为善去恶’就是‘格物功夫’。‘物格’而后‘知致’，‘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知孝；见兄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之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倘若‘良知’勃发，就没有了私意障碍，就可以充足他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充足到极点，就是‘仁’了。常人不能够没有私意障碍，所以要用‘致知格物’一段功夫去胜私复理，使得我们的‘良知’没有被遮蔽，能够充塞流行便是‘致知’。‘致知’就‘意诚’了，把心这样推上去，可以直到‘治国'‘平天下’。
王阳明觉得，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大错特错。
他的理解是，“格”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就是意念所在处。
所谓“格物”，就是在事上正心之不正。比如我要吃饭，“要”是意念，“吃饭”就是一事。“格物”就是在吃饭这件事上矫正心之不正，其实就是要自己有个正确的吃饭念头！但如何吃饭才正确呢?由于这是身与心、肉身与精神、本我与自我意识的关系。这个就要考察本我需求与自我行为供给是否一致，即作为生物体的自然人层次的小我。
比如，我要做生意， “要”是意念，“做生意”就是一事。“格物”就是在做生意这件事上矫正心之不正，其实就是要自己有个正确的做生意念头！ 但如何做生意才正确呢?这个就不仅要考察本我需求与自我行为供给是否一致，还要考察超我需求与自我行为供给这个更高层次的（大）真我价值实现。
王阳明在龙场的绝境中生存下来就是一事，“格物”就是在绝境中生存这件事上矫正心之不正。因为心上有良知，良知是无善无恶的，所以良知不可能不正，我们真正要“正”的是那个“意”，也就是“念头”。
面对绝境，王阳明有两种念头：一是悲观绝望要死要活，二是乐观勇敢积极面对。良知能知是非善恶，所以它会告诉你，第一个念头是错的，第二个念头是正确的，你要把第一个念头矫正过来，保持第二个念头。
那么“致知”呢？王阳明说，“致”是实现回归于“正”的状态的意思，只有符合人与人公平、公正以及帕累托改进、多赢的“知”才能算是良知。
如此一来，“格物致知”就是，在事上正念头而实现良知。回到王阳明身上则是：他在龙场绝境中生存这件事上正了念头，从而实现了良知。
这是个正循环：靠良知的指引在绝境生存这件事上正了念头，正确的念头反过来又实现、呼应、光明了良知。由于它是正循环，所以“格物致知”又可以称作“致知格物”，即是：
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所以，心即理。
由此可知，王阳明龙场悟道所悟出的道浓缩成三个字就是“心即理”，它同样也是王阳明的世界观之一。自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走出低谷，意气风发，他所凭借的正是“心即理”这三个字。或许有人问，这三个字真有如此神奇功效，能让一个身处绝境、意志低迷的人瞬间就可脱胎换骨、旋乾转坤？！
按王阳明的解释，因为我心中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天地万物之理都在我心中，不需外求。
当他在龙场驿站生不如死时，他没有到外界去请教土著如何生活，狗熊如何生活，他只是在心里求索：这种时候，我应该振奋精神，而非半死不活。
这是他和朱熹对世界的看法与思维的截然不同之处：朱熹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别人那里；王阳明则认为，搞定困难的关键在自己，在自己的心中。天下间所有的道理都在我们心中，只看你求还是不求。只要你求，心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心，在物（物者，事也）为理。有此心即有此理，无此心即无此理。你有真心对待父母的心，就有孝的理；有真心对待君王的心，就有忠的理；有真心对待百姓的心，就有仁的理。如果你没有真心对待父母的心，就不可能有“孝”的理；没有真心对待君王的心，就不可能有“忠”的理……
心（也即良知）是手电筒，理就是手电筒的光，心要按下开关，理就没有任何借口地必须出现，心是理的主人翁。心不但是理的主人翁，还是“天地万物”的主人翁，它统一着世界万物，主宰着世界万物。
下面这段问答明白无误地道破了这点。
有弟子问：“为何说人心与物同体？例如，我的身体原本血气畅通。所以称同体。如果我和别人，就为异体了，与禽兽草木就差得更远了。但是，为何又称为同体呢？”
王阳明回答：“你只要在感应的征兆上看，岂止禽兽草木，即便天地也是与我同体的，鬼神也是与我同体的。”
弟子不明白。
王阳明问：“你看看在这个天地的中间，什么东西是天地的心？”
回答：“曾听说人是天地的心。”
王阳明又问：“人又把什么东西称为心？”
回答：“唯一个灵明。”
王阳明总结说：“由此可知，充盈天地之间的，唯有这个灵明。人只是因为这个躯体，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一切隔离开了。我的灵明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若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望它的高大？地若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视它的深厚？鬼神若没有我的灵明，谁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天地鬼神万物，若离开了我的灵明，也就不存在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若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也就不存在我的灵明了。如此这些，都是一气贯通的，岂能把它们隔离开来？”
弟子问：“天地鬼神万物是亘古不变的，为何认为没有我的灵明它们就不存在了？”
王阳明反问：“如今，看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都游散了，他们的天地鬼神万物又在何处？”
王阳明的意思可能（不过我）是这样的：由于万物是一个大系统体，主所以主体符合系统的“正”心和系统化的世界万物是可以沟通（相交）的，正如你的大脑（心的载体）与自己的身体器官有共生的生命价值一样，故能沟通并控制你的四肢百骸。人心对世界万物之所交感，并与世界万物有“同道共生”时它们就有所应。如果你的心不去“交感”，那世界万物就不“应”；只要你“感”，世界万物必须“应”。当然，这里说的是符合于道的（物的）功用和（人的）德行，我合称“功德”，正所谓:“天道酬功”，“因果报”实际是系统价值平衡控制的自律性调节时体现出来的奖善罚恶机制，以老子在《道德经》所说的“反者道之动”“损有余，补不足”的形式运动。这就说明，心“正”即可以使物为“我”尽其用，使人为“我”尽其才，有道者，理应统一着世界万物，主宰着世界万物。 ”
《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就是说：“使万物都成为‘我'符合于道时的价值体系中的一员。我对内反躬自省，对外善待万物诚实无欺，会物尽所用，人尽其才，这就是最大的快乐。不懈地用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使小我升华到大（真）我，走“仁德”的道路没有比这更直接的了。”我在宇宙万物(系统)中，心存宇宙万物(系统)，心物（系统）一系，正物由心用，人天合一， 心无不正， 行无不中，事无不成，我心即是道，即为理!
佛家曰“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为般若生。”
宋代程颐说，进修之术，“莫先于正心诚意”(《遗书》卷十八)。朱熹也赞之为“万世学者之准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复斋记》)。明王畿以先天与后天区别正心与诚意：“正心先天之学也，诚意后天之学也。”认为“心本至善”，而“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从意生”，“始有不善”，故须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三山丽泽录》)。王阳明以为“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强调意诚为心正的前提，“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
王阳明的“心学”有当今成功学与行为经济学的味道，但说了那么多这与阴符经的本章的“ 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 ”有何关系?大家在来看分析:上述这句中的“愚”是个动词，即对他人、对社会偏离正义违背信用“不正心”的“愚弄”行为!
这与“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益智为害”的“愚”是不同的反义，后者是指心性“愚钝”只有被愚弄的份，倒是与本句的“邪”同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正是说一个人如果心性诚实符合道德仁义（正），就算愚钝也会被任用。
“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这句话是 汉朝的翼奉在向汉宣帝上书时说的，他以此说明如果一个人总是怀藏偏离中正之道的私心，这种人以此心而行却是越有知识就对社会危害越大。” 可见，识别人和用人一定要以德为先，而人的知识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奸邪之人的知识越丰富，其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性就可能越大。
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就有“小人智足以随其奸，勇足以随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意思是说短见而心胸狭隘的人如果智慧高，这智慧会帮助他更加奸诈，如果其勇气充足，这勇气可以帮助他干更强暴的事。所以，小人有了智慧又有了勇气两者齐备，就如同老虎有了翅膀，它的危害岂不是更大呀！
故阴符曰“奸生于国，时动必溃”【唐】 张果 注：“由人之性静，动而生奸，不觉奸成而乱其国。夫明者见彼之隙以设其机，智者知彼之病以圆其利，则天下之人，彼愚而我圣。是以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无为无不为，得道之理也。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以小利弃大义愚弄他人与能被他人愚弄的人，其实都是知与行不“正”的体现。前者可以称为“短视”，而后者则是“不足”。能愚弄他人的人有可能智商比人高，但其顾眼前小利不与人共赢的“独夫”与小人心态，使他反而行为上难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有这种小聪明的人实是“伪智慧”，故“道不同不相与之为谋”，应敬而远之，免得要想着处处防着他，心反受其乱。而被他人愚弄的人，正是俗称的“纯朴”心性，也许虽认知和智慧有所不足，但却不担心其伪诈和愚弄而可以为“我”行道时放心所用。这就是两者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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