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品越教授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摘要：上海财经大学首批资深教授鲁品越先生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的劳动价值论，但是他不告诉我们《资本论》是怎么阐述这一“新劳动价值论”的，却在《资本论》外面绕了一个直径三十五年的大圈子。难怪马克思要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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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价值论因为其违背客观事实而饱受质疑。马克思经济学的捍卫者们想了很多办法来抵御对这个理论的批评。上海财经大学的鲁品越教授想出的办法是：说马克思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价值论，因此，人们对旧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无损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鲁教授在进行了一番论证之后说：“由此可见，马克思创立了的新劳动价值论，是与基于个体行为的旧劳动价值论（包括蒲鲁东的劳动价值论） 根本不同的科学理论——这就是《资本论》的关于社会劳动的劳动价值论。”[1]

　　鲁教授在论文里没有给出“《资本论》的关于社会劳动的劳动价值论”的具体出处。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是怎么阐述他的劳动价值论的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2]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这里使用“社会”一词呢？因为他要回答别人对劳动价值论的一个质疑。以下是这句话前面的那段话：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

　　根据常识我们知道：即使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不同的生产者耗费的劳动时间也可能长短不一。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由哪一个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决定呢？马克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了“社会”这个概念，指出这些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应该在这个“社会”的范围内进行“平均”，然后由平均出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只是指生产某一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商品）的全体劳动者。

　　马克思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或者是怕后人曲解，在这一自然段的最后还专门举了一个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4]

　　也就是说，就布匹这种商品而言，所谓“社会”仅仅是指全体织布工人而已，和其他人毫无关系，和冶炼钢铁和制造织布机的工人没有关系，和种棉花的农民没有关系，和卖布的商人没有关系，和做衣服的裁缝没有关系，和买衣服的消费者也没有关系，更和政府及广大民众毫无关系。

　　也许是为了避免读者误解这个“社会”的含义，更避免后人胡乱引申，马克思在“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这句话之后立即不再使用“社会”一词，在指出“单个商品是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之后，直接使用“必要劳动时间”一词。在同一自然段里，他紧接着这句话写道：“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5]

　　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也许是怕自己说得还不够明确，于是加了一个双保险：用双引号自引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的一句话作为整段话的结论：“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6]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仍然是“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马克思在论证过程中使用“社会”一词不过是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问题而引用的概念，指代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狭小的人群——某种具体商品的所有生产者，而不是“全社会”。

　　但是鲁教授却利用“社会”一词的丰富含义，对“社会”二字大做文章，越俎代庖，为马克思生生“创新”[7]出一个“新劳动价值论”来。

　　为了制造这个“新劳动价值论”，鲁教授煞费苦心，绕了一个极大的圈子。

　　《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马克思在不到一页纸的篇幅内论证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观点。但是，鲁教授不仔细分析讨论这页纸上的内容，却舍近求远，绕到了二十三年前另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上去了：恩格斯发表于1844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为了凸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新劳动价值论”，鲁教授强调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批判了“旧劳动价值论”，因为恩格斯在该文中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鲁教授在论文中写道：“可见他主张成本与效用二者结合决定商品的‘比较价值’，劳动只是其中因素之一。”

　　这哪里仅仅是批判“旧劳动价值论”啊？这是连“新劳动价值论”一起批判了啊！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就是只有劳动这唯一一个因素决定商品的价值。恩格斯认为“效用”与“劳动”一起决定价值，“劳动只是其中因素之一”，那么他的价值论就根本不是劳动价值论了。

　　鲁教授自己也知道：一个价值论即使包含了劳动要素，但只要其中还有其它因素参与决定商品价值，就不是劳动价值论了。他在文中也提到斯密的这一观点不是劳动价值论：“无论是谁，只要自己的收入来自自己的资源，他的收入就一定来自他的劳动、资本或土地”。

　　鲁教授随后把马克思拉了进来。他在论文中写道：“马克思深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可以说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依据是：在二人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写道：“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才发现，价值是一个纯粹偶然的规定，这个规定根本不需要同生产费用和社会效用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起初是通过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让资本家去确定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商业和其他一切国民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况也都是这样。”

　　鲁教授认为这段话表明，他们两人“明确反对根据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个人行为（效用和成本，包括劳动成本）作为决定价值的东西，而主张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解释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形成。”

　　稍有一些经济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出现“工人是被迫让资本家去确定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这种情况，是因为劳动力严重地供大于求，也因为资本家在出售自己工厂的产品时遇到了激烈竞争。因此，马恩二人这段话也不仅仅是在批判“旧劳动价值论”，而是在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在论证是市场供求情况在决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人们在市场上买卖商品、讨价还价，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经济学家们的眼里，供求价值论是“西方庸俗经济学”的腐朽玩意。难道把“买卖关系”改写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供求价值论就立马变成高大上的“新劳动价值论”了？

　　《神圣家族》出版于1845年，当时马克思27岁，恩格斯年仅25岁。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在年轻时根本不承认劳动价值论。恩格斯甚至抛弃了他自己在一年前提出的“劳动和效用共同决定价值论”。鲁教授却用他们早期的这些文字来为马克思的“新劳动价值论”作为铺垫，真是南辕北辙。

　　鲁教授认为蒲鲁东的劳动价值论是“基于对个人行为分析的理论”，“作为商品交换价值来源与尺度的‘劳动时间’是个人的劳动时间”。

　　从马克思用蒸汽织布机举的例子可知，他说的织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所有织布工人的个人劳动时间的“平均”值，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蒲鲁东的劳动价值论也没有“根本不同”，只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更加贴近现实，考虑到了不同织布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是不同的。

　　鲁教授认为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旧劳动价值论”，他的依据是：马克思在1847年撰写的《哲学的贫困》里说了这句话：“被蒲鲁东先生当作由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中所得出的结果，大概只能用下面的这种规律来说明：今后产品应当完全按照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来交换。不论供求关系怎样，商品的交换应当永远像商品的生产量完全适合需求那样来进行。”

　　鲁教授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让读者觉得马克思否定了“产品应当完全按照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来交换”这个“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但马克思随后为什么提到“供求关系”、“产量适合需求”呢？这让我意识到马克思可能本意并非如此，于是找来马克思的原著。一看上下文，发现这里果然有猫腻，马克思批判的根本不是这个观点。马克思说：

　　让我们再看一看蒲鲁东先生从这个比例性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也就是说，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示了我们刚才所解释的比例性关系。蒲鲁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他说：只要掀开使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么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生产就会和消费相适应，产品就可以永远顺利地进行交换，而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就会恰好表现产品的真正价值。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  
　　被蒲鲁东先生当作由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中所得出的结果，大概只能用下面这种规律来说明：  
　　今后产品应当完全按照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来交换。不论供求关系怎样，商品的交换应当永远像商品的生产量完全适合需求那样来进行。……。[8]

　　从马克思的用辞“大家都知道”（类似于“众所周知”）可以看出，他也认为“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但是蒲鲁东“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因此招致了马克思的批判。即使一名小学生也不会误解马克思的幽默举例：“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

　　鲁教授不仅绕远路绕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之前二十三年恩格斯写的文章（1844年发表），还绕到了《资本论》出版之后十二年马克思写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1879年发表）。

　　鲁教授在《资本论》外围前前后后绕了三十五年，却唯独不告诉我们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如何论证了他的“新劳动价值论”——“《资本论》的关于社会劳动的劳动价值论”。鲁教授的论文有十二篇参考文献，但其中没有丝毫《资本论》的身影。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啊！

　　鲁教授的论文发表在南宁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创新》上，该期封面上写着“追踪学术前沿，倡导理论创新”[9]。积极进行理论创新无疑是好的，但是应该遵守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做好最基础的引文工作。编辑和审稿的先生们也应该认真一些，仔细阅读来稿，至少发现一些最低级的错误（鲁教授此文的责任编辑署名“李君安”）。

　　知乎上有一个提问：“经济学界如何评价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回答时说：“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情况是一团糟。他们无法面对和反击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评批判，无法回答年轻学生提出的问题，他们对批评批判往往不屑一顾，或恶语相向。他们现在常见的做法是把马克思经济学复杂化、玄虚化，以此让人看不懂，最后假装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学，也躲避了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

　　请大家不要帮助鲁品越教授对号入座。

黄佶，2018年1月22日

　　作者简介：黄佶，男，长期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证明了“剥削劳动者不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唯一方式，资本利润存在非剥削性的来源”，著有《资本异论——关于商品交换和利润来源的思考》等著作（《资本异论》全文免费下载网址：www.nows.com/z）。黄佶主要文著目录：www.loong.cn/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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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百度百科
　　鲁品越，1949年生于安徽芜湖。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首批资深教授，国家文科二级教授，国务院特贴享受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课题首席专家，首批国家社科优秀文库入选专家。首批上海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科学哲学、经济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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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鲁品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与旧劳动价值论根本对立的理论，创新，2016年第1期，www.cnki.com.cn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至第53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页；原文脚注：（11）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6页（上标28）。

7，鲁品越教授的论文发表于学术刊物《创新》上。

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46至第47页（扫描电子版）

9，创新-2016年01期-知网空间，http://www.cnki.com.cn/Journal/H-H1-CHXI-2016-01.htm，引文中的逗号为引者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