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
薪酬争议开始蔓延到全球的
上市公司,这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企业面临的不只是薪资结构调整,还有可能涉及到
公司决策权的转移。
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
Jeff Immelt)并不开心。他是今年少数几位主动放弃优厚
绩效红利的执行长之一:4月,他拒绝了
董事会给予的1200万
美元分红。对于
伊梅尔特个人来说,这算是一种表态,因为
公众对高管薪酬的争议已趋于白热化,而通用电气(
GE)的
盈利又在下滑。
然而,最令他烦恼的并不是放弃可观的红利,而是社会对高管薪酬的关注也许会带来其他影响。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评估一项新的议案,如获通过,上市公司
股东将对薪酬问题拥有决议权。伊梅尔特担心,这会给通用电气的长远利益带来消极影响。
“无论国会决定如何,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但我必须争取的是对公司里其他30万名
员工的薪酬具有决定权。”伊梅尔特解释说,“假设我们要奖励能源部门的某位员工,却必须要征得股东同意,那么GE在未来无疑要处于竞争劣势,因为我们的对手有更多的自由决定如何优待
领导人才”。
尽管现在薪酬争议只存在于
金融服务行业和
接受ZF救助的企业,但是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这场战役将会在华尔街以外的董事会里和公司年会上打响。短期来看,在确保能够吸引、
激励、保留高端人才的基础上,
薪酬标准的合理性将面对更大的挑战,而潜在
风险实则是公司决策权的动摇。
哪里错了?
薪酬问题来源已久,但从未引发如此白热化的社会争议。从大的层面讲,薪酬问题混合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而贫富差距和
金融危机加速了它的暴露。对此,
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法布里奇奥-费里(Fabrizio Ferri)解释说,“我们谈的可不只是让坏人赚到了钱,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达到
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薪酬问题太过复杂,想弄清楚哪一步走错了棋并不容易。
管理大师
彼得-德鲁克(
Peter Drucker)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就是:在同一公司内,CEO的薪酬不应超过平均
工资水平的20倍。而那些狡猾的高管、
董事和他们的首席顾问已经在这个圈子里摸出了门路,他们设法使薪酬奖励避开
税收管制和挂钩于绩效的计算方法,这无形中就导致高管缺乏
规避风险的动力,更不会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
一直以来,某些不合理的高管红利为避人耳目,都采取较为特殊的安排方式。直到6年前,通用电气前CEO杰克-
韦尔奇(
Jack Welch)的离婚案引爆了公众的视点,这些安排才得以曝光,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以及
美国证监会(
SEC)都开始关注
上市公司的高管
薪酬问题,股东也要求
公司提高此类奖励安排的透明度。
而真正使得薪酬
机制失常的罪魁祸首,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凯什-
库拉纳(
Rakesh Khurana)认为,是逐渐上升的公司外聘
CEO趋势。之前,CEO的薪酬计算通常要参考下级管理层的
薪酬水平,但随着“外援”的引入,其薪酬标准直接取决于其他公司的薪酬水平,进而导致了高管薪酬线的急速攀升,而这又进一步破坏了公司原有的待遇梯度,致使
董事会过分依赖于公司以外的薪酬咨询机构。恶果循环往复,薪酬失常的“雪球”也就越滚越大。
约翰-卡尼(John Carney)是英国
韬睿咨询公司(Tower Perrin)的薪酬问题专家,他注意到在英国,机构
股东的权力很大,公司会很小心谨慎,尽量不去惹怒他们,“公司在机构股东面前会很低调”。随后,澳大利亚、瑞典、挪威、西班牙、荷兰等国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