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小ZF大社会


          ZF的概念，通常有人指ZF机构设置的规模。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也是ZF设置的派生。严格意义上来说，一切以ZF财政支出而存在的机构和实体，都是属于ZF的范畴。有一位在美国ZF资助的科研机构工作的朋友告知。在美国所有ZF财政资助的项目，打开电脑，开机显示“本电脑为ZF财政资助资产，本电脑活动的所有信息，对ZF没有秘密”。而且所有ZF公务员对外电邮，必须使用ZF公务邮箱。显示出ZF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最近，我看了一些关于财政负担的报道，据说2000年以来国家一直在喊振兴东北，意味着国家在投入东北。通过大量的投资来拉动东北的经济。但面对大量投资，东三省的投资拉动率却非常之低。20世纪末的国企改革，导致大量工人下岗，ZF投资办厂按理来说是可以增加当地就业岗位，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得到改善。原因是东北的“大ZF、小市场”等落后体制，层层束缚着投资的发展。企业经营能力的每况愈下，企业甚至把ZF补贴当做固定“营收”，像吸血虫一样趴在身上，千方百计，多多益善。

比如沈阳机床，作为上市公司，每年都有ZF补贴。2015年，沈阳机床获得了ZF5267多万元的ZF补贴资金，但相较于当年6.79亿元的亏损，这些补贴显得杯水车薪。

2005年以后，东北突然盛行起一个奇怪的政策，ZF官员可以直接到国企任职，拿国企的高薪。一时之间，一些晋升高级领导无望的官员，纷纷托人花钱以“调任”或者“挂职锻练”的名义转入到国有企业。这种调任，是一种公权部门赤裸裸对优质资源的掠夺，不仅违背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还压制了原来企业员工的上升渠道。企业没有效益,还有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养起了足球队、篮球队和乒乓球队，参加各类甲乙级联赛，这些运动员被安排到各委办局或国有企业部门，平时不用上班，只需在训练时卖卖力。这样的后果造就企业冗员和经营急剧亏损，据悉吉林某企业，全国同类城市同类公司只有40个人，这家企业的员工多达300人，而综合行政人员就一百多人，这样的企业在东北比比皆是。一位哈尔滨的北漂苦述：“北京有雾霾、有堵车、有歧视外地，还有生活成本和压力，但有一条北京具备的，那就是在北京工作要比东北公平，基本原则是看人的能力而非背景和关系。” 在东北某省会城市，44个委办局居然有43个有行政处罚权，抓权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为了最后抓钱？ 为什么会出现所有的行政机关都要行政处罚权？说白了，就是部门利益问题。一个有全覆盖行政处罚权的环境，民营企业的生态会好吗？国企能盈利吗？

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人才外流。东北人才的流失，和无公平的环境，“托关系”的社会风气直接有关。北上广深的崛起是商业的胜利，大家都是凭本事吃饭，但到了东北，到处都是潜规则，上学要托关系，办婚宴要托关系，晋升要托关系，住院要托关系，几乎生老病死都要托关系。托关系是商业社会公平发展的大忌，但是恰恰在东北就是盛行这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劣币驱逐良币”，东北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人才“逆淘汰”的现象。为什么能托到关系？财政负担的人太多了！

以上的东北的这些症状，实际上就是吃ZF财政饭的机构庞大到运转失效的一个体现。如果把东北吃财政饭的机构砍掉70%? 你再看东北的营商环境会怎么样？ 最少43个行政处罚权单位全覆盖的问题就没有了吧？ 托关系的问题，八杆子达不着了吧？

我们在看看北京上海的机构是怎样的。北京把原来的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和宣武区，现在和合并为东城区和西城区。看看上海，南市区卢湾区合并到黄埔区，闸北区和静安区合并，南汇区合并到浦东新区。在做减法。 在看深圳，深圳市在很长一段时间，ZF机构设置是按100万常驻人口5个区来配置的。（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后来说深圳人口超过1000万人。如果这是事实，深圳的发展，是典型的小ZF大社会了。这可能是深圳成功的非常重要一个因素。 现在，深圳企业大量外流，包括富士康，华为都把基地搬迁到外地，与其说是成本上升的原因，不如说是深圳的软环境恶化的结果。最近几年，深圳的ZF设置，已经由5个区变成11个区。（增加了盐田区，大鹏区，坪山区，龙华区，光明区，前海区）。划小区，意味着大量增加ZF机构。比如过去一个街道，现在划分为3个街道。街道实现所谓的网格化管理，ZF部门几乎每周都有到企业检查，企业是不堪其扰。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ZF机构的管理，靠内部约束是一方面，小ZF和职位的短缺，非常重要。 一个龙华区刚成立，深圳的地王就从市区，转到了龙华。软环境就这样给糟蹋了。深圳这些年如果不是房价增长10倍，深圳的经济也堪忧。

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有没有好的营商环境。中国地方的机构设置，多少年来说精简，每次都是有头无尾，越减越大。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60年来机构叠加积累的负担，对地方营商环境造成的负效应，恐怕没人敢评估。中国未来真正的振兴，恐怕还是在于下一步，解决好把地方财政行政支出削减70%从行政机构转向支持营商环境持续发展的地方，这就是最大的企业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