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细胞，自然也就是经济学研究最受宠爱的对象，而且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被大量的讨论。只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习惯于将企业视为一个外生给定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函数Y=f(X)，即一个能够自动地根据边际原则来决定要素投入（X）和产品产出（Y）的“黑箱”；而且，也只是市场这个巨大海洋中的一个原子。与此同时，关于企业到底是何物、谁拥有它、谁管理它、如何被管理以及如何被组织等等问题，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被经济学家们严肃地思考过。的确，我们可以辩解道，“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而是我们希望尽可能快地获得一个最小的概念性工具(a minimal conceptual apparatus)，从而使我们能够对市场行为进行分析”[1]。不过，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未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工具以便我们可以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将组织、制度等问题纳入到经济学的范畴之中。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才被一个刚20岁出头的年轻人打破。这个人就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Coase,R.H.1910--）。

1931年，当时还是商学本科生的科斯有机会带着“产业纵向与横向一体化”课题到美国一些汽车公司去考察，并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些疑问：在市场中为什么企业这种组织会存在？科斯很快给出了一个天才性的答案，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企业的本质》[2]一书。在这开创性的篇论文中，科斯指出，由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因此将某些原本靠市场协调的交易一体化于某个统一“权威（authority）”之下就可节约这些成本；只不过这种一体化的程度，即企业的边界还要受到“组织成本”的制约。正是这个后来被命名为“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概念的引入，使得我们获得了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因为我们第一次能够将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即用经济学特有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去思考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本质、内部关系等。这无疑是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革命，并且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企业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和“制度经济学”也由此兴起。不仅如此，科斯在该文中也为企业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范式：

1、以“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强调各种社会组织的“契约性”本质，而“企业”的本质就在于它是靠权威(authority)和科层制度（hierarchy）来指挥协调资源配置的契约组织。

2、强调交易组织方式的选择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或者说，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是组织/制度发生和演进的动力所在。

3、在企业—市场的两分法下通过对“在企业内部生产，还是从市场购买”，即“生产还是购买”（make-or-buy）的探讨来研究“一体化”（integration）问题，并由此确定企业的最佳边界。

事实上，上述范式中也就指出了现代企业理论所主要研究的三个方面，即企业的本质、企业的边界、企业的组织与制度安排，从而区别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和其他先前的理论。在这个范式下，企业理论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研修群体巨大，研究成果异常丰硕的经济学领域。遗憾的是，（至少据我们所知）至今为止在国内外都还缺乏一本系统而全面介绍企业理论体系的教科书。鉴于此，我们尝试着编写了这本书，试图能够比较完整地展现企业理论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力图把握企业理论最新的发展，因此我们也就将本取名为“企业理论：现代观点”。由于企业理论已经发展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学科领域，其中的流派和分支很多，因此我们决定沿着该领域发展的历史来介绍其发展的脉络。这不仅使得每一章的主题鲜明，而且也有利于培养科学的科学态度：一方面，绝大多数科学的进步都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只有对前人工作的大胆怀疑才推动了科学的进入。

在第一章中，我们首先介绍了科斯之前关于企业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斯密的分工理论展开的。这些研究并不乏深刻的见解，而且有的还很接近于现代的企业理论的观点，比如马克思关于工场的分析中对权威的产生和集体（团队）生产力的论述。可惜他们并没有找到强有力的工具来系统地剖析企业。作为对照，本章随后重点介绍了科斯对于企业理论研究的革命性贡献。

在《企业的本质》发表三十年之后，经济学家开始把聚光灯投向了科斯所撕开的那个窟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黑箱”中的那些信息不对称而又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那些人（比如，投资者与企业经营者，雇主与雇员）。一个以如何设计契约和制度来约束和激励代理人的信息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理论由此兴起，并且成为了研究企业内部关系的主要工具；企业的契约观从此开始得到了普遍认同。契约经济学由此诞生，并且近些年正在从简单的“单委托人-单代理人-单任务”的研究发展为对“多委托人-多代理人-多任务”的研究。我们将在第二章中介绍这些内容。然而，这个“完全契约理论”（the theory of complete contracts）的分析框架围绕着“剩余控制权”而展开，并且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当事人具有完全（或充足）理性的假设，从而使得我们不仅无法理解企业的内部其他契约安排，而且也无法区分企业的契约关系与一般的契约关系到底有何不同。

第三章介绍的是以Williamson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th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及其企业观。该学派几乎与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同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后者不同，Williaomson等人注意到，科斯思想的精髓是对交易费用和契约不完全性（incomplete）的强调，只不过科斯本人并没有把其中的成因和影响完全讲清楚。随着“有限理性”（bonded-rationality）、“专用性投资/资产”（specific investment / assets）概念的引入，如何防止“敲竹杠”（hold-up）和节约交易费用就成为了理解交易方式安排（包括企业）的关键，从而揭示出不同性质的交易要求与不同的交易组织方式（市场、双边治理，三边治理，企业，政府等）相适应得规律。然而，这种分析框架也使得交易费用经济学难以对企业内部的关系，尤其是权利（rights）/权力（power）关系进行有效分析，虽然它承认组织中权利的重要性。此外，它还未能很好地说明企业权威的来源，从而就难以充分说明为什么交易在企业内发生就可以大大弱化信息问题和敲竹杠问题，从而节约交易费用。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针对上述问题，Hart等人在继承了契约不完全的思想并延续了对“专用性投资”关注的同时，提出了“剩余控制权”(control of the residual rights)的概念，并指出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剩余索取权”才是理解企业的关键。因此，如何配置剩余控制权就成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样的理论也就被我们称为“不完全契约理论”（the theory of incomplete contract）。又由于Hart等人坚信“剩余控制权”天然地来自于物质资产所有者，或者，物质资产的所有权是权力的最终来源，所以该分析框架也被称为“（财）产权理论”(the Approach of property rights）。在此基础上，有产生出新的企业融资契约理论。当然该分析框架也有比较大的问题，比如先验性地认定企业中控制权的基础是非人力的物质资产所有权，并且今年来遭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批评。这些都是我们将在第4章中向大家介绍的内容。

上述4章就构成了当前企业理论的主流。显然，贯穿于其中的基本思想就是：企业的本质是一个契约的纽结（the nexus of contracts）；企业的效率在于选择的恰当的契约形式来控制和激励企业的参与者；而且通过“制造还是购买”来确定企业的最优边界。虽然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企业的契约性，但是却忽视了企业的生产性。事实上，任何一个企业仅仅靠节约“交易费用”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它还必须有能力向市场提供有竞争力的商品（包括劳务），而且后者可能还更为重要。这就引发了“能力理论”（the capability approaches）的发生（第5章）。

与此同时，主流的企业理论遵循科斯的“企业-市场”两分法，把企业间的关系主要定性为竞争关系。然而，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企业之间不仅存在竞争，而且还有广泛的合作关系。这些介于企业契约和市场契约之间的、参杂着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便构成了非常复杂的企业间网络。现在，一个基于“市场-网络-市场”三分法的“企业间网络理论”（networking approaches）也就成为近些年来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第6章）。

除此之外，主流理论关于“制造还是购买”的逻辑中企业已经存在，需要被研究的只是企业的最优边界。换句话说，主流企业理论并没有很好地研究企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随着创业活动在全世界的有一次兴起，企业家及其创业活动就成为各国经济学界当前研究的一个新焦点。那个一贯强调企业家作用和市场过程的奥地利学派自然就跳入了我们视野之中。只不过，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一部分，我们是要从企业家为中心签约人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的本质、以及考察企业家如何通过恰当的契约和制度安排来吸纳外部资源从而创立并发展企业等问题（第7章）。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第8章），我们介绍了劳动管理型企业（Labor-Managed Firm，LMF）。虽然LMF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曾经在新古典的框架中也被激烈地讨论过，但是在此我们将把它置于现代企业理论的框架，用新的分析工具，从新的视角来认识它。

总之，我们希望沿着企业理论发展本生的历史脉络，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企业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最新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比较好地了解企业理论的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把握其未来发展的方面，从而使我们今后的研究真正具有国际前沿的视野。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潜移默化地中培育起科学的怀疑主义精神，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