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研究注重贯通之法。贯通是“纵通”“横通”的总和说法。所谓：“今之专史、断代史都可属于横通”，“横通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前提是不作井底之蛙”，概言之，“通史的‘通’为综合性的‘纵’通”，“纵通也必须建筑在横通的基础上，其养料必然来源于横通的供给，活水源源不绝，再加巧妙经纬，方不至于肤浅漂浮而不落实地”。由此，需要从学科建设和工作逻辑的层面处理好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诸范畴的辩证界划关系，由于确定了界限，“它不抹杀现实差别”；手段是“构图”。但在这些过程中，既要防止逻辑主义的作风，又要避免陷入“知识论的解释学”窠臼。例如说，唯物史观判定“权力”的依据是由上层建筑而及于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而及于生产力。但不能以“此权力”任意解释“彼权力”。在如何研究“权力”的问题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似乎陷入了理论窘境：既然生产力作为“第一权力体系”，政治经济学何不优先研究它？其实，这是“客体批判”学科定位和内部研究权属的分配问题。概言之，是要认识到：“人类史前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以‘生产关系的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这就是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体和客体构成了历史运动辩证法的主角，但客体批判的力量始终高于主体力量。这种史实摧垮了‘生产力纯经济学’认识神话，但恰当地提出了科学界定客体批判研究性质的问题。”

产品和商品规定性的不同是区分两种经济形态的特质性规定。由此，我们需要分析产品和商品的社会构造规范。从批判规定的角度看，产品的构造成分是“物质”（物质产品）和“身份”（社会产品），商品的构造成分是“物质”（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与前者对应的显然是“身份统治”历史世界，与后者对应的显然是“财产统治”历史世界。统一二者的则是“生产物”，或曰“社会生成物”（规定）。例如说，“商品是由生产物发展过来的。不论怎样一件简单的生产物，如一探究它发展成为商品的全过程，或者，如从一个简单的商品交换现象中，去探究隐藏在它背后的本质，就知道商品是把一定社会关系，作为它形成的现实基础。它体现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同时，还可由它形成的过程，测定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达水准”。因此，产品和商品毋宁被称作“生成规定”，它们的区别仅仅是生成状况不同，两者的对立集中于身份关系（社会产品本身）和财产关系（社会总产品的生产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分野。

在产品社会的“产品”规定里，产品（生产物）是向着“身份”生成，作为产物——社会身份，即代表了一定共同体的结构。在商品社会的“商品”规定里，“财产”是向着“社会总产品的规定”生成，即规定性贯彻于使用价值为“价值”（通常是价值量）所社会驱使的机制中。对于财产统治系统而言，全部的聚焦点是落在“总商品”的生成规定之上。在商品中，价值量是属于总商品的规定性，而在产品中，量的规定直接隶属于身份关系。前者突出了客体，后者只是突出主体；前者通过“二因素构造”（以一种分裂的方式产生）讲明自身的中心内容是“社会总产品生成”，后者则只是表明自身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共同体本身”。换言之，“价值”乃是代表了客体的社会生成性，而身份关系本身就是主体的直接生产性。商品作为存在——无论自然物质存在抑或社会存在，由总商品的存在者进行规定的赋予，相反，产品作为存在，在规定上仍然导源于共同体形态的存在者，或毋宁说，它本身就是决定或表征社会身份的“共同体的某种结构”。所以，如果我们把使用价值的规定指派给“产品”，那么，这不过是说产品商品仍然通过“生产物的规定”进行贯通，由物的地基上产生不同的“事的科学”。这正是一种贯通。也许是出于此种考虑，广松涉认为：“在科学的哲学形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尽可能地去克服旧哲学的二元模式，而确证科学实践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际性。”“甚至，他认为马克思恩格后来的论著中很少用‘主体——客体’这一对范畴，因为这对概念本身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构架的基本规定。”生成运动方向的不同严格隔开了上述“产品”和“商品”的规定：一者支持和代表的超市民力量的“共同体社会”，一者则直接代表了“市民经济系统”；而这就是“族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彼此对峙，导致我们必须在“对峙”高度上，看待它们的统一与结合。说到底，是认识到两种机制分别促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类型：共同体解体状态的发展和共同体“未解体状态”及其发展。

关于共同体“未解体状态”（实则是身份关系系统的自我构造）和“解体状态”（实则是财产关系系统的生成）并存的论述，由所有制历史结构——产品所有制和商品所有制——的界说所发起。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狭义上的“所有制”指的是“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运动构造的统一。其中，产品既是特殊身份关系下的直接劳动的产物，又以“社会身份”的获得性作为消费实现；与之不同，商品是一定历史财产关系下的劳动产物，是合并了的社会同质的“财产身份”。因此，产品和商品应当被看成与“原始共同体劳动”相对立，分别按照不同道路发展起来的劳动产物形式。原始共同体与其说是“无所有制“的人类组织，毋宁说处于所有制之生成阶段。之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以“身份劳动”之所有制发展类型以及“财产劳动”之所有制发展类型的历史并存为所有制结构基本体式。所谓“身份劳动所有制”，相应地就是对身份所有制实质内容的指认罢了。同样，我们亦可以说，“财产劳动所有制”不过指示了“财产所有制”的内涵逻辑和实质内容。商品的本质乃是作为批判规定的“财产劳动”。马克思试图基于主体方面发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内容，故而有“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命名。劳动在一定社会结构（无论身份统治或财产统治下）的“非自主成长”，构成经济形态所有制的特质性规定。为此，《资本论》所着重梳理的历史逻辑关系是“共同体形成——所有制发展——共同体重建”，这一发展架构整体锁定了主体和客体辩证互系的历史空间。关于共同体“未解体状态”的发展（中国井田制的长期存续即是一个证明），逻辑上的要义则是分析“家有制”：它的历史源起和发展流变。

在产品社会下，产品以“身份”相互对立，产品一方面是“社会的”“合类的”（合身份之类），另一方面又不能直接进行社会加总，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直接提升主体的能力。为方便起见，我们从“知识帷幕”的角度，把由岗位——合作的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I”；这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体现在“人的能力”的中心维度上，人的实践能力或生产劳动能力遂体现于作业岗位的合作过程中。与此同时，从“帷幕撕碎”的角度，再把由分工——交换的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II”；对应地看，这当然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是体现在“物的能力”（制造工艺）的中心维度上了，其是按照工艺学定制的劳动分工过程。系统I、系统II是工艺并存的，简单而言，一者与合作型劳动关系接通，一者则与非合作型劳动关系接通。这可以被视为马克思《资本论》的锁定演化路径：系统I→系统II，并把客体批判逻辑建基于“系统II”讨论经济必然性问题的内在根据。亦即就本质而论，系统I和系统II：一者是人对物质条件的占有；一者则刚好反过来，乃是物质条件对人本质实施占有活动的发展规定，从而在后者当中，主体并入了客体的规定，一句话，主体“客体化”了。

在产品构造与商品构造并在的社会系统中，需要深层地把握劳动规定的贯通性。相比之下，家有制所根据的是“系统I”的生产力基础，因而与“个人本位”不同，其强调的是“家本位”。“家”既是主体，亦是主体身份（一种具体类型的生产关系范畴），后者指示占有者身份，即“家身份关系”。相应，所谓“家工作本位”，指示这样一种研究：对占有者身份的社会状况及其历史演进的路径进行系统探究。这样看来，社会统治的基层单位是“家生产机构”或“家组织”，其投入和产出分别是直接占有生产条件的“准服役式的劳动力”和“家产品”。同时，“家产品”和作为“商品”的社会产品是可以混杂的，这样方便了前者从后者那里获得经济的量的规定性，从而使得家有制对商品私有制具有兼容性质。

转自：牛马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