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1、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2、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3、巨国效应

    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4、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吴晓波频道在很长时间里是新媒体领域传播新中产者、消费升级的一块重要阵地。我们所呼唤的、所关注的商业模式，都跟这部分有关。

    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老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说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