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从许多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尽管教授之间难免也有矛盾，但从整体上说，还是融洽的。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记下了很多教授之间发生的故事。 　　李埏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时的生活，对联大的学风非常怀念。他说那里的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的陋习是比较少的。这个大学，像不择细流的湖海一样，把许多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一位教授，在他研究的那个学术领域内，可能是不容争辩的权威，但在那个领域之外，还有很多领域，很多权威。对那许多领域，即使是最渊博的学者，也总有许多不是他专长的，那成百上千的选修课，个人所能开出的不过数门，这就不能骄人了。
　　李埏说他在联大时，常常听到一些他很心服的老师谦逊地说，自己对某方面所知甚少，某个问题最好向某位教授去求教，这种态度对他有很深的教育。他还经常看到已经颇负盛名的教授，到其他教授的讲堂里，和学生们同坐在下面一同听课。比如沈有鼎先生就经常去听别的先生的课，这在联大也是一种风气。教授之间的这种风气，也影响了他们的学生。
　　王浩把他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王浩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
　　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西南联大的校风，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融合，这种融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一位联大的学生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眩，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
　　姜亮夫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时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郑敏曾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她这样回忆冯友兰：“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友兰）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这是郑敏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
　　殷海光1938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赏识。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熏育。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待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 的知名学者，而当下，内地（大陆）这样有影响的学术传人谁人堪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