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宏观主义的正反馈理论框架如下：

设总需求为TD，在月薪制度下，月度GDP=M(1-S*D)^V，它表达的是当期流动性，其影响因素包括基础货币M、储蓄率S、准备金率D、月度序数V。

则周期GDP=M/(S*D)，累积储蓄=周期GDP*S=M/D；

而M/D》M，故累积储蓄不可偿还。

该累积储蓄的去向与后果为：

1、借贷消费者，发生美国2007年式的次贷危机；

2、借贷企业，发生大企业死局，比如万达、海航、通用汽车等；

3、借贷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如无央行量宽购买天量国债的希腊，有央行量宽购买天量国债的美国、日本；

4、投资股市，发生不良股权，即这些股权最终是无法全部变现的；

5、投资房地产，发生楼市泡沫，即高房价只是纸上富贵。

设总供给为TS，其影响因素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管理等，即潜在产出。

物价水平P=TD/TS，即新宏观的总供求公式，它与达里奥的加总公式不谋而和。

据此可以得出经济周期四大阶段的量化判断指标：

复苏，TD、TS均增加，但TD增加的更快，因此，产出增长，物价上涨；

繁荣，TD、TS均增加，但TS增加的更快，因此，产出增长，物价下跌；

滞胀，TD、TS均减少，但TS减少的更快，因此，产出减少，物价上涨；

萧条，TD、TS均减少，但TD减少的更快，因此，产出减少，物价下跌。

经济周期四大阶段的发展原因：

复苏，物价低，债务低，新技术得以应用，故表现为技术带动的复苏；

繁荣，技术改进带来规模效应，商品降价与降准降息促进了消费需求，同时也导致了债务累积；

滞胀，债务高，企业减产保价导致流动性陷阱，资本脱实向虚，炒作房地产与大宗原材料，推高生产生活成本；

萧条，高物价导致货币紧缩，企业与银行规模倒闭强制去债务。

长周期拐点：

尽管储蓄累积/周期GDP=S，但储蓄累积/当期GDP=∞；它使企业的成本高涨，而销售却疲软，因此，企业不得不减产保价。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的正反馈机制分为两种：产量正反馈与价格正反馈，前者即物价的变动可以产量正常调整，而后者则是发生恶性的通胀或通缩，生产不再平稳有序，因此，必须要加以适当的监管使其运行于合理区间内，这就是短周期的宏观调控。

四大阶段内部的短周期：

它的指标为物价，可以调控TD、TS，总需求主要通过货币政策以调整M、S、D，在复苏与繁荣期，首先增加M，减小S与D，然后反向调整以避免物价过高，但总体而言是增加的，结果表现为波浪式前行，它也称之为正反馈的正向运动。在滞胀与萧条期，首先减少M，增加S与D，然后反向调整以避免物价过低，但总体而言是减少的，结果表现为波浪式后退，它也称之为正反馈的负向运动。

由于货币发行带来的基础债务以及储蓄带来的衍生债务，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经济周期具有必然性，它表现为产出的增减与物价的起伏，并伴随着股市、楼市、大宗的疯狂与绝望，群体性的亢奋在明斯基时刻陷入死寂，大规模的建设，辛苦地付出，决然的炸掉与抛弃，这是微观理性与新宏观理性的冲突，折射出传统经济学的不成熟，它迫切需要改变。

中国改革开放后外需增加，经历复苏与繁荣，而次贷危机后，外需减少，ZF实施4万亿投资，结果形成房地产泡沫与债务累积，而由于基建与房地产不可持续，传导至上游钢铁煤炭水泥过剩，于是供给侧改革，钢铁煤炭水泥率先减产保价，上游PPI由负转正，典型如螺纹钢狂欢暴涨，但去杠杆的下游无以承受，结果黑色被打回原形。

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与正反馈理论有一致之处，即微观个体的羊群效应与追涨杀跌。该理论要求首先发现缺口，奋力一击，扭转趋势，然后，利用正反馈，引导羊群加强趋势，扩大缺口，获取先手红利。

他成功地狙击英镑，获利匪浅，但东南亚金融危机扭转趋势失败，铩羽而归。

对于个体而言，发现漏洞，利用漏洞，获取收益，实现财务自由，无可厚非。

但对于宏观研究者而言，要合乎逻辑地解释并消除漏洞，维护系统稳定，保持可持续增长，提升整体福利才是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