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扯几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香港的一些学者具有某种殖民地心态，譬如丁学良辈。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学者生存状况的人都会明白，一个既要完善学术人格，又要完善社会人格的中国大陆学者，怎么可以轻松地和美国副教授比较？这不是拿地球跟月球比吗？

记得张远山说过一句话，“为中国寻找喻体”。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表达的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为寻找一个喻体而努力，这是多么悲观的突围！

看看我们周围，忍见朋辈相争，师长倾轧，有多少教师、领导、学者能够真正顾及单位的集体学术声誉而不是营营私利？

维特根斯坦曾嘲讽某些自称有思想却囿于表达的人，认为既然无法表达就意味着根本没想清楚，或根本没思想。其实未必。事实上，人生存在特定的环境约束中，思想可以不受环境约束的影响，语境很难。如果始终处于对语境的寻找中，是否最终会影响其思想本身。这是人文思想在目前遭遇的困境之一。

对于楼上两位所说有些可能属于题外的想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常会借助一些喻体，在经济学领域中借助最多的是西方社会结构，这一点无法避免，因为借鉴他们的发展经验和制度安排。但，在这一对比中，常发现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合理的，不是少点什么，如宗教精神，就是多点什么，如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超强的潜规则。但，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如果事物其自身是不合理的，这个事物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事物的发展路径对其本身而言应该是合理的。只有当我们用了与该事物完全不同的或不适应的解释标准，才能把事物给论证得不合理了。以豹子的奔跑速度为衡量标准，人不具备任何奔跑的能力。中国的发展因袭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理念惯性：尽可能的保持曾经的传统，并不断得让这个传统在被保持中不断完善。从荣格的理论来说，文化是具备遗传性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是路径依赖。我惊讶于在关于是否有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的划分中，很年轻的学子依然能选择阶级这个概念来阐述对此问题的理解。也许是受到语境影响，人文思想似乎放弃一个我个人认为应该遵守的原则：中国的问题，尤其是制度改革和变迁问题，应基于中国的历史脉络，文化概念体系去解释，如果始终用西方社会现存的种种状况分析中国问题，能否清楚的表达中国的问题很难说，但能否准确的表达则必然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准确，那么对解决路径的寻找势必困难。比如，对于dingding所提倡的医疗应该市场化的提法，我很同意。但，如果短期内不能做到呢？如果政府一定要试图在现行的状态下寻找降低医疗价格的制度选择呢？如果上述如果存在，是否应该深入分析不愿放开或认为不能放开的原因。由此是否可以找到现行状态下缓解天价医疗费的方式。呵呵，好像把问题放错位置了，而且说得太多了。打住。

1、如果承认经济学具有科学性，那么我认为任何国别的问题都不具有普遍性，只有特殊性。中国的制度变迁案例，只可能以两种方式被学者研究：一是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特殊案例，最多是为一般理论补充一些细节或参数；二是为建立一个普世的一般理论而提供原动力，即没有对中国制度变迁的了解，就没有完善的一般制度理论。问题是，中国情况究竟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处于哪种地位呢？我不知道，作为研究组织和制度的人，我当然希冀是后者，但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希冀而已。

2、我同意青雪采取的“次优立场”（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来表达），就是给定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放松管制，给定我们不可能采取休克疗法，我们该怎么办？我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赞同施莱佛的政府是“掠夺之手”的假设，因为这样比较客观、现实。但是，这会不会遭致dingding的“犬儒主义”的批评？对此，我是战战兢兢的。

依据中国的发展历程所形成知识是否能成为一般性的知识，我想从一般性知识形成的逻辑而言，是可以的。正如聂所说，任何人文思想都是特定的，如果要构建一般性的人文思想，是否意味着需要各个特定的知识都存在。我的意思是，比如超稳定结构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因为用西方历史观看中国，用西方制度变迁看中国，中国就意味着数千年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于是就有了这个概念。那么用中国的文化和概念看着一过程的，它不是超稳定的，因为中国的文化理念讲究“延续”“稳定”等概念。这一概念使得农民起义从来都不曾设想过建立一个与以前不同的制度，而只是企图建立一个和以前一样的，但比以前体恤民情的制度框架。如果能够严密的论证中国文化理念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那么是否意味着可以出现这样的制度变迁概念体系：给定文化理念，一个社会的发展路径将是怎样。这样是否更有可能让制度变迁理论更为一般化呢。

个人以为，我们经济思想的问题在于，我们没能拥有和西方经济知识体系同等对话的权限。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能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总结中国近20余年的种种变革，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体系，构建属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我们才有和其他经济知识体系平等对话的权限，然后才有可能让现在的西方经济知识体系，更接近一般性的知识体系。是不是有点狂想，呵呵，好在是网络了。

to 青雪：你说的思路与Greif（1993）等很类似，就是给定文化信念，采取博弈论的方法，来推演制度变迁。但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就是文化信念来自何处？如果不能内生信念，那么任何想要的结果都可以通过适当假设文化信念并经由均衡策略来得到。

to mie：你说的那个逝者是杨小凯，本版有很多他的文章和对他的纪念文章。

2005就要过去了。看到上述回复，不知道自己什么心情。庄子曾说过这样含义的话，原话不记得了，以有限的生命空间追逐穷尽碧落也难以读完的前人智慧，……，忘了结语。好像不是鼓励的话。不过，老庄从来都不鼓励什么，除了自然而然的生存。读书之路，无论是苦做舟还是乐做舟，都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次不是忘了，是不想说了。想起张五常曾说的：兴趣和天赋。但在明了后者前，支付了太多交易成本后，谁能了然而退呢。新年伊始，说这种略点丧气的话，大煞风景。见谅！见谅！

生命的长度不能改变，所以总得找点东西填充，以改变密度。给定成本已然沉没，兴趣已然形成，了然而退不可能被选择，那么，新的一年，继续吧。我会找了斑竹所说的书来读。谢谢！^_^

不错,值得推荐!

犹豫着是否要说下述话语，在数学被人文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推崇的如今。数学对人文思想的价值，不持否定态度，除了数学的确可以客观、精炼的证明人文思想以外，数学知识和能力糟糕也是原因。一个人对不擅长的东西，最好选择闭嘴。不过，彻底缄口不言，似乎也很难做到，就罗索两句好了。

用重复博弈分析制度变迁，或是其他问题，难以解决多重均衡的原因个人以为可能受限于此种分析方法的本身。1、均衡是否意味着如果事物发展能够出现均衡，则事物发展必然落在一个点上，或者说如果能描述出某种均衡的必然存在，事物无论经过怎样的路径都必然将回落到那个点上。2、多重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在博弈论的分析中，其结论多半是：给定某个条件，则某个点为均衡点。多重博弈更能有效地描述描述尘埃可能怎样落定。3、如果多重博弈试图描述尘埃是怎样落定的，而不是可能怎样落定，其分析的维度空间可能是不足的。制度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自干扰过程，制度规定了游戏怎么玩，而制度作为游戏的一部分其隐含的潜在制度含义是，制度需要在游戏的运行中进行改变。同时，制度形成的过程，一如历史形成的过程，是否可以用利益获得来作为其被选择的基本原因呢？比如，文化信念的形成，基本接近于康德的一个命题：历史怎样先天的被决定了。呵，想问题得方式似乎偏离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受限于知识存量的影响吧。就此打住。额外加一句：对于博弈论仅仅是开始，所以也许理解都是错误的。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277-1-1.html

我的一些看法见于这个帖子，供参考

首先，非常感谢张三李四所提出的两个不同的问题的说法。因为，可以说解决了我在学习中所面临的疑惑。谢谢！

其次，同意张三李四所说的什么决定制度比制度决定什么重要的多。我的想法是前者将直接决定后者。

再者，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关系，我想这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则现实的演变不断证明了文化、意识形态这些非正式制度对于正式制度的形成、成效、变迁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二则即使是从单纯的理论角度分析制度应该如何被决定，我们可能也不得不借助这些变量来分析。

从需求和价格的角度去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确可以找到类似结论性质的答案。但，我对此种解释不能认同。因为，对于科技的需求可能是由供给本身来决定的。我的意思是，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人们可能会在生活中萌生对技术的需求，但未必会萌生出对科学，特别是对理论科学的需求，而没有理论科学的发展，技术就是技术，不会成为科技。而对于理论科学的研究，在其没有成熟到可以被运用到实践中之前，没有谁，包括那些从事理论科学的学者，都无法知道这些理论将如何改变世界。理论科学的研究者从事这个行业，可以说与市场需求无关，因为我们都知道理论科学的外部性非常大，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其个人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是不能相比的。从事理论科学的研究，只能说是源自自己的需求：好奇和兴趣。

我所想说的是，在科学被运用到技术之前，必须进行经验知识和科学认识的理论性论证和总结，从而为后续的研究者奠定基础，而这一过程在其创造出现实的价值之前，除了学者有需求以外，现实的生活能有所需求吗，比如陈景润先生的研究，比如博弈论的最初出现。而中国没有进行的正是这一步骤：将经验知识和认知理论化。而这一步骤没能进行恰恰与中国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多说一句，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科学研究对于纯理论研究依然是忽视的，用于纯理论方面的科研资金投入是少之又少。这一点已经被很多学者所不满。同时，在我当老师的生涯中，我经常遭遇的问题是：老师，你教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从这个逻辑上而言，也许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恰恰过于看重现实的价值，也就是说有着太多的现实的短期的需求。即使到了今天，学术研究依然如此。呵呵，话语有点义气了。

能从事对人类的知识作出原创性贡献（理论研究）工作的人毕竟只是那极少数的天才，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学者）都是天才，个人的自由选择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选择的自由。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0 17:09:2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