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

    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

    欧阳修25岁从政，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当过好几任知州，相当于现在正市级，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
    他曾写诗发牢骚：“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这种窘迫的居住状态，一直持续到他42岁那年在阜阳买房置地才告结束，算了算，从江西老家进入开封府工作，也算是“开漂”，但始终没买上房子。

    苏辙

    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苏辙，为官几十年，当过御史中丞，大半辈子都买不起房子，曾作诗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他的朋友李廌乔迁新宅，苏辙写诗相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
    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许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和现在去环上海周边城市买房差不多了。

    苏轼

    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再说苏轼，26岁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月俸4500钱，大约大相当于今天的4000多元吧，他后来当上了水部员外郎，在京师开封为官多年，级别也不低，相当于副市级吧。愣是买不起房子，儿子要结婚，却只能借一位好友的房子办喜事。
    直到50岁那年从弟弟苏辙那里借了三千贯才在江苏常州买了首套房，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比欧阳修还惨。
    在那个时代，连宰相都要租房子。朱熹考证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宋真宗时的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杨砺，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直到宋神宗时，朝廷才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这批官邸，只有副国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官员才有资格入住。部长以下的官员，还是“僦舍而居”。
    不过不是每个官员都这么苦逼，文官们太迂腐，有这点功夫写诗发牢骚，还不如着手投资。

    岳飞

    两千亩地五百间房

    两宋懂得房产经营的大有人在，就如大名鼎鼎的大英雄岳飞：两千亩地五百间房。
    岳飞的一生很短暂，就是不停地打仗。岳飞不光打仗，他还买房。现有文献显示，为了安置家属，岳飞在九江置办了2300多亩田地，还买了498间房，以及5所水磨。
    户部的报告里写得分明：岳飞家向外出租的不动产，共有151间房、1400多亩地以及两所水磨。可以想见，当岳飞及其义子岳云在外杀敌立功、驰骋战场的时候，是无须担心家人的生活的。
    岳飞胜仗打得多，朝廷赏赐多，这些赏赐都换成了田宅，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不动产在，朝廷对他也放心一些。

    租房需求旺盛，租赁市场火爆

    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

    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宋朝城市的租赁市场一直很火爆，要是在宋朝大城市拥有一套像样的房产出租，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做过一个估算：“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
    每个月15贯的租金收入还算是少的。南宋时，建康府（今南京）的“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每天收到的房租至少有二三十贯。因此，宋朝的有钱人家，几乎都热衷于投资房地产。
    宋朝并不禁止官员经营房产，如徽宗朝的宰相何执中，“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日掠百二十贯房钱”，每日租金收入有120贯，月入3600贯，是宰相月俸的8倍。

    真宗朝的宰相丁谓。他在汴京冰柜街购置了一块地皮，冰柜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同僚都笑他傻。其实丁谓很聪明，他在宅基地附近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既可将积水蓄于一处，挖出来的泥土又可以用来垫高地基。然后又修建了一座桥，再向朝廷奏请开辟保康门为通衢，很快冰柜街便成了汴京的繁华地段。
    宋朝朝廷眼看着房地产市场如此有利可图，也积极投身进去，在都城与各州设立“店宅务”，专门经营官地与公屋的租赁。天禧元年汴京店宅务辖下有23300间公租屋；天圣三年京师公租屋的数目又增加到26100间。

    宋ZF设“店宅务”经营公租屋，目的有三：一是分割房屋租赁市场的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将公租屋的租金设为专项基金，用于维持当地的公益事业；三是为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
    相对于私人放租的高档房屋，“店宅务”的房租比较低廉，天禧元年开封府一间公租屋，每月租金约为 500文；到了天圣三年，在物价略有上涨的情况下，租金反而降为每间每月430文。当时一名摆摊做小买卖的城市底层人，月收入约有3000文，每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还是负担得起的。

    宋ZF的房市调控

    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

    同样，房产不是单纯的消费品，宋ZF也不敢放任房价一再飙升。宋真宗咸平年间，朝廷申明一条禁约：“禁内外臣市官田宅。”即不准中央及地方官员购买ZF出让的公屋。宋仁宗天圣七年，宋ZF又出台“第二套房限购”政策：“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现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产之外，禁止在京师购置第二套房。
    由于“租房族”数目庞大，宋ZF将房市调控的重点放在房屋租赁价格上，时常发布法令蠲免或减免房租，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正月，“诏：以雪寒，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不过减的是官方的住房租金，对民间私产，两宋ZF还是尊重其产权完整性。

    宋ZF也会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屋与公屋一起减免租金，但大臣反而有不同意见，南宋有一位叫做胡太初的官员，就对ZF频繁放免房租的做法提出非议：“不知僦金既已折阅，谁肯以屋予人？积至塌坏倾摧，不复整葺，而民益无屋可居矣。是盖不知贫富相资之义者也。”
    意思是说，官府老是要求业主将租金打折，那今后谁还愿意将房屋租给别人居住？就算租出去，房屋坏了，业主也必不愿意掏钱修葺，最后租户将“无屋可居”。官府的做法看似是恤民，其实是不知道“贫富相资”的道理。

    转

    研究古代房产，不需要急着看史料，从当时文人的抱怨诗中，可先了解个大概。

    徐文长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文长是晚明大才子画家文人，一生可谓是穷困潦倒，从20岁成家，到40多岁写《镇海楼记》，当中20多年的时光，他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属于他自己的住所。绍兴的胡同，杭州的寺院，都曾有他租房的记录。
    公元1561年，胡宗宪在杭州建成大型景观建筑镇海楼，让徐文长写文章纪念此事。他写了一篇《镇海楼记》，胡宗宪读了大喜，从账上拿出220两银子，送给徐主任买房子用。

    于是徐文长拿着这些银子，在绍兴城区东南郊买了一个宅子，占地10亩，建房22间，有一个超大的院子，外面用篱笆围着，里面种了几十棵果树，大门口栽了一大片竹子，还挖了两口池塘，用来养鱼、种荷花。
    什么时候来了客人，徐文长就会站池塘边撒网捕些鱼，然后再下厨烹制，就着果树上结的果子下酒。喝醉了，就在院子里唱歌，非常潇洒，非常潇洒。
    因为是用稿费买的，所以徐文长为这所别墅取名叫“酬字堂”，这个“酬”字，既有稿酬的意思，也有酬谢胡宗宪的意思。

    明朝的廉租房制度

    明朝北京城的住房基本上都是ZF包办，有庞大的廉租房供应。

    整个明代，除了前面所说的徐文长时期的晚明的江南，房产比较贵之外，其他时期和城市房价都不贵。原因就是朱明一朝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京城北京，除了来做官的和承接ZF工程的工匠，哪里可以随便进的来。
    明朝北京城的住房基本上都是ZF包办，有庞大的廉租房供应。永乐年间建的这些廉租房被称为“廊房”， 分成三类，一类叫“大房”，盖在今天北京宣武门、 钟鼓楼附近；一类叫“中房”，盖在西直门内；还有一类叫“小房”，盖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附近。

    居民每三个月交一回房租。租金标准也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大房”，每间交租金45贯宝钞，外加90文铜钱；第二等是“中房”，每间交租金31贯宝钞，外加62文铜钱；“小房”租金最便宜，每间30贯宝钞，外加60文铜钱，当时轿夫的月薪都能住得起。
    所以明朝北京的房产交易一直不活跃，价格也不高，到晚明以银为本位时候，1640年(崇祯十三年），北京市正阳门大街居民傅尚志卖房，一座小型四合院卖价只有33两，就是到鲁迅那阵也没涨太多。万历年间北京劳务市场上 普通民工忙活一天 能挣纹银0.05两 ，两年工钱就能买一套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