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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汉分居的格局，从北京开始，成了满清一朝最基本的城市格局。

    明怎么亡的，这里就不多说了，清兵入关对社会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占领了明朝故宫，以及各级官员留下的豪宅，圈占了普通人家的宅子，把原住民全部赶到外城，城内只允许旗人居住。
    这种满汉分居的格局，从北京开始，成了满清一朝最基本的城市格局。满汉分居，也在事实上形成了两种房屋产权制度。
    在体制内的，是满人，他们住在内城。享有朝廷分配的内城住房。在体制外的，是其它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居民，他们无权居住在内城，也无权享受政府分配的住房，只有靠市场机制调节。因此，满清的房产制度就形成了计划和市场两种制度并存的格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满清建政之初，分配给旗人的宅子都是国家所有，旗人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没有因犯罪而被收回，子孙均可居住，这就事实上改变了房屋的所有权。到了康熙朝，政府开始允许内城旗人之间进行房屋的买卖。这说明政府默认了房屋所有权的改变。
    到了雍正的时候，政府财政吃紧，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由于原有分配房屋所有者都是开国功臣的官二代，是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指望他们掏银子买房子是不现实的。
    但是新建房屋是可以的。从雍正起，政府新建房屋由官兵购买或者租住，从获得房屋的旗人薪水中“扣奉”用于后续的“盖房之资”。这是典型的公积金制度。

    “雍正改革”使得政府分配房屋，变成了政府经营房屋，同时也促进了房地产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从雍正九年到乾隆七年，仅北京一地，陆续卖出官房“七檩至三檩房共一万一千三百七间半，作价银十四万四千七百二十九两四钱，业经满限交足。” 不过这样的住房，只有体制内的人才能购买，体制内房产价格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然而在完全实施市场经济的外城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却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先是在顺治初年，原来住在内城的居民被迁出，导致外城居住需求量猛增，市场供不应求，一涨就是几倍。
    工科右给事中魏象枢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大声疾呼，“罄家所有不足以卜数椽之栖。”并建议“祈天语申饬，令该管地方等官，概平一价，凡买者卖者典者赁者，各勿增减，共相保恤，庶比屋可封，国本永固矣。”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下达行政命令，把价格降下来，并把这事上升到了事关国本的地位。

    顺治五年时外城房价为每间房6.5两，之后房价上涨一倍，达到15.91两。到了康熙年间，已经涨到40.11两，是顺治年间的5倍。在雍正、乾隆稍作停顿，雍正改革提高了供应量，但到了嘉庆时期，又涨到了41.29两。
    到了道光之后，上海开埠，城市发展的重点就到了南方租界，北京房子想涨价也涨不了了。这一段历史可以见老罗其他文章，写过很多关于当时上海房价的事。

    说到这里可以下一个结论了吧，房价和盛世正相关，与这个命题相比其他都是小命题，房价再高的唐宋还是唐宋，两百年后也不会因为房价高否定本朝，高房价代表了经济发达信用度高，也代表私权保护流动性好，即使在这盛世还有很多要抱怨的地方，但房价高肯定要排到比较后面了。
    再说呢，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都这么苦逼，你我还能有什么不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