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人们普遍把愤怒都对准银行家的“贪婪”和他们“数目大的惊人”奖金。于是出现了对所谓“发展至上论”——即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考虑对地球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批评之声。
凯恩斯在1930年就说过这个问题，在他的一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他预测在100年之后，即到了2030年，发达国家的增长将趋于停滞，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足够好了。到那时，每人一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5个小时的工作。人类将更像“生活在花的海洋里，再也不要连轴转地辛苦工作。”
凯恩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设的前提是每年2%的资本增长，1%的生产效率的提高，稳定的人口，平均生活水平将提高到当时的8倍，这样就我们可以享受生活了。1920年代的后期，英国人均GDP约为相对于现在的5，200英镑。按照这么来算的话，凯恩斯认为，人均GDP达到40，000英镑（也就是 66，000美元）将会使得我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为什么是8倍呢？凯恩斯没有告诉我们足够理由。绝大多数人相信他是根据当时资产阶级的生活标准来定的，也就是当时普通工人生活水平的十倍。
80 年后的今天，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已经接近凯恩斯的目标。2007年（也就是在金融大崩盘之前），IMF统计说美国的人均GDP达到47，000美元，英国是46，000美元。换句话说，英国的生活水平已经是1930年的5倍——尽管没有达到凯恩斯的两个假设前提：“没有大的战争”和“人口保持稳定”（如今英国的人口已经比1930年增长了33%。）
为什么我们能做的这么好呢？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提高要超过凯恩斯的预测，例如，英国生产率每年的增长约为1.6%，美国要稍高一些，尽管受到战争的干扰，德国和日本做的还要好一些。这样来看，凯恩斯的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达到66，000美元对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都可以实现。
但就是如此的成就依然不能阻止我们对更多金钱的追逐。让我们设想一下，保守一点来说，目前，我们已经达到了凯恩斯目标的三分之二，工作时间也应减少约三分之二。实际上，只是我们只是减少了三分之一——自从198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什么改变。
如此下去，到 2030年，每天3小时的工作时间几乎不可能。经济增长似乎也不可能停滞——除非自然界出现导致变故来让我们停下来。人们依旧以休闲时间换取高收入。
凯恩斯低估了达到目标的困难度。他当时就意识到人类有两种形式的需求：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而后者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显然，他低估了相对需求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富裕以后。而且，广告的效果又催生出新的需求，诱使人们赚钱来满足自己新的欲望。只要消费的欲望丰富多彩，层出不穷，那我们就有更多的理由来继续工作。
凯恩斯没有完全忽略工作的社会特质，“工作一直将有着合理性”他写道：“虽然个人的需要可以达到满足，给别人创造财富也是动力所在。”财富有责任来帮助穷人。当时的凯恩斯大概还没有算上发展中国家（在1930年代它们大都还没有开始发展。）但减少全球的贫困成为富裕国家人们工作的新负担。富国可以通过对外援助帮助穷国，，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全球化的出现使得人们，特别是对于那些低收入的人群来说，，工作不太有保障。
再者，凯恩斯没有真正想到的问题是，一旦人们不需要工作了，他们该做什么呢?他写道：“普通民众都有这样的担忧：由于本身没有特别的才能，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或是环境，或是一直维持生计的传统经济。他们将无所适从。”但是，即便绝大多数的富人——也就是那些“有着独立的收入，且没有任何责任和负担”已经在“富足的生活中”的人们——也会“突然地失去财产”，对于那些本身就很贫困的人来说，又怎么可能做的更好呢？
这里，我想凯恩斯已经近乎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即所谓的“体面”生活是不可能达到的。财富积累，也就是所谓“富足生活”的一种方式，毁灭了很多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在未来的某一个点，——虽然现在绝大多数地区还远没达到——财富积累只是人类相互关系中的幸福缺失的一种代价。
找到如何激发日益消失的“人类之间的责任和联系”是如此的关键，这样可以解决发达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那些还在通常财富道路上的数十亿人来说，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所有的进步看起来是一种对目标的疯狂追逐，但这样的目标是希望和祈求永远不会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