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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4

大迁徙背景下的漂族

     我在《中国的人口大迁徙》一文中估算,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先后卷入大迁徙的人口可能达到5.47亿,如果我们假定,这5.47亿离开老家流动到其他城市或地区的人口中,有20%的人已经在其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购房定居,则目前尚未购房定居的流动人口数就可能达到4.37亿。当然,我以上的估算可能不准确,等ZF有关统计部门或其他有能力的社会调查机构提供更准确的数据以后,可以对我的估计数作相应的调整。但是,无论如何,在我国,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已经形成,我将这个流动人口群称为“漂族”。

    一、漂族的定义

    我将漂族的基本定义确定为:在其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住房。

    漂族并不是没有房子,绝大多数漂族在其老家农村或老家小城镇里有自己的房子,这些老家的房子,有的产权属于漂族自己,有的产权属于漂族的父母,而漂族们本来是可以在其父母家住的。

    但是,漂族们常年在远离自己老家的城市里工作或经商,无法居住在自己老家的房子里,他们必须设法在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

    二、在今后若干年内,漂族人数会超过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漂族”,首先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庞大。按我上面估算的不正确的数字,这个数字目前可能已经接近我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漂族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党的十八大已作出了积极促进城镇化的决定,ZF肯定还会出台一系列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

从农村现实来说,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目前有8000万“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漂族的后备军,他们目前孤寂地留在农村老家,一边苦苦思念在远方打工的父母,一边在熬着日子,等他们熬到了可以勉强进城打工的年龄,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开农村,加入漂族大军。

所以,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漂族的人数肯定会超过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向五分之二接近。

三、漂族的年龄结构

漂族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年龄人口,据有关社会调研机构抽样调查,18岁至35岁的年青人占了目前漂族中的大多数。这也能够理解,毕竟漂族都是远离自己老家外出去闯、去拼搏的,不方便把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带在身边。

所以,当漂族的人数接近或超过中国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时,漂族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很有可能接近或超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未来中国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可能有一半将属于漂族。

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势: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和儿童也加入了漂族。原因是有一部分进城打工或经商的农民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有了较稳定的收入,于是,他们把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到城里同住。虽然这种做法有可能增加在城里租房和其他生活开支,但节省了每年往返老家所花的路费和其他冤枉钱,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好处。这种新趋势也带来了飘族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

四、漂族的成分

目前我国的漂族中,占比重最大的是进城农民,而在进城农民中,又分打工者和经商者两大类,其中,打工者占了多数。

其次是各类异地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这里所谓的“异地”,是指他们的就业地与他们出生地或他们老家住房所在地不是同一个地方。这些大中专毕业生中,有的老家在农村,有的老家在另一个城镇(往往可能是边远地区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城镇)。

漂族中也包括在异地投资经商的投资商,在异地就业的下岗职工,等等。

五、在漂族中沉淀下来的,绝大多数是穷人、低收入者

漂族中有些人是有钱人,如异地经商的投资商。也有些人可能取得较高收入,例如,在城市经商的进城农民,或者各类大中专毕业生中,有的人通过努力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有的人有幸在金融等高收入行业就业,有的人可能进了薪资较高的外企、央企,有的人受到领导提拔成为公司高管,等等。这些有钱人或较高收入者,他们迟早会在他们所进入的城市里购房定居,所以,他们只是暂时的漂族,过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期以后,他们迟早会结束自己的漂族生涯。

最终在漂族中沉淀下来的都是穷人、低收入者。前十几年各个城市的房价疯涨,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甚至中等偏下收入者)的购房梦破碎。绝大多数收入水平在其所在城市年平均收入线左右的漂族,早就明白了,单纯靠其死命地打工、死命地省吃俭用,已经完全不可能在其所在城市购房了。只有一些年轻漂亮的漂族女青年,还在希望通过嫁给一个在其所进入的城市有住房的男子,来结束自己的漂族生涯。

我将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已经在其所在城市购房定居的人暂时估计为20%,这20%的人就是漂族中的有钱人或收入较高者。其余80%的人中,虽然尚有一些人还在拼命筹钱购房,但这些人已经为数不多,绝大多数人可能要长久沉淀在漂族了。

六、漂族解决居住问题的方式

漂族解决居住问题的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由雇主解决其居住问题;另一种是由飘族自己租房。

1、雇主解决居住问题

目前,城市的许多招工单位在所招工人待遇方面,往往列上“包食宿”一条,有“包食宿”待遇的企业,往往比无此待遇的企业招工顺利得多,招进来以后,也比较容易留住工人,有时候,打工者宁愿接受较低的工资,也愿意进入有“包食宿”待遇的企业,原因无他,因为进了这样的企业,自己可以不必租房子住了,每天也可以吃一口价格便宜的热汤热饭,可以省下自己的一大笔开支。所谓包食宿的“宿”,很可能是企业在自己厂区盖的几间房子,或者企业在外面租的一套房子,房间里挤挤地摆满了有上下铺的铁床,给你指定某一个床位,作为睡觉、休息之用。

当然,如果某个外来的大学生有幸当上了企业的主管或小白领,企业也可能给你提供两个人一间的较好的宿舍。如果你当上了企业的高管,那末,也可能由企业出钱替你在外面租一套商品房住。

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自然都是住在工地上的工棚里。当然,也要看你在什么样的建筑公司干活或给什么样的包工老板干活,有的工地上的工棚盖得十分简陋,里面是大通铺,有的工地上有活动板房,两、三个人住一间,比较舒服。

有的受雇于小餐馆、小商铺的雇员,晚上住在店铺里,还兼任了看店的任务。

给单位或居民小区当保安的,晚上可以睡在保安值班室里。

给城里人当住家保姆的,晚上住在雇主提供的保姆房里。

等等。

2、自己租房子住

近二、三十年来,与一个庞大的飘族形成相对应,我国各城市中也已经悄悄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房屋租赁市埸。

从房屋租赁市埸的房源性质来分,有商品房,有城中村或城郊农村的农民房,有私人改造文革时期留下的人防工事的地下室,也有ZF提供的公租房和廉租房。

从租房的方式来分,有独租、合租、群租、租床位等方式。

有资料表明,从2010年至今,房租的涨幅超过了房价的涨幅。各地方的房租高低相差很大。,以上海为例,在青浦等郊区租一套80平米的商品房,大概是每月2500元,但在市中心区,可能要6000至8000元。而现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只有5000元左右,除了租房,他还要生活,怎么办呢?他可能有两个选择:一是到郊区租房,每天长途跋涉两、三个小时到市区去上班,或者在市中心区跟人合租、群租。如果在北京打工,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住地下室,那儿的房租相对便宜。住在地下室里的打工者被人称为“鼠族”,那年北京暴雨成灾发大水,大水冲进了地下室,“鼠族”们的电脑、电视机等等倾刻间就成了一堆垃圾。

还有一个选择是住城中村或城郊农村的农民房,房租也相对比较便宜,所以,如北京的唐家岭这类城中村,曾一度是北漂们的聚集地。但是,这类城中村和城郊农村往往都面临着拆迁,只要拆迁一开始,这些漂族们就得象大群被撵飞的鸟儿一样,又得四散另觅自己的栖息地了。

目前,中国房产买卖市埸开始冷下来,房价疯涨的现象已经被遏止。但是,房产租赁市埸的房租却还在持续上涨,而且,在今后若干年里还将持续上涨。这一方面是因为漂族的人数还在增加,从而导致漂族对租房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目前房产租金与售价之间的租售比太低,将有一个租售比回归合理的过程。

许多城市的ZF推出了廉租房和公租房政策,其中,廉租房只针对具有本城户籍的居民,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公租房是可以租给非本城户籍的外来打工者的。上海ZF推出的公租房,其租金水平原则上比周围地区私房租金低20%左右,但是,由于ZF的公租房数量太少,对于庞大的漂族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在不可能满足所有租房者需要的情况下,ZF只好给申请公租房的人规定了许多条件,结果是只有很少数符合条件的漂族才住进了公租房,其余漂族们只能照旧租私房,享受不到政策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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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漂族的经济收支

有人作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比较:一个上海本地的与父母同住的单身青年,每月月薪5000元,与一个外地到上海来工作的单身漂族青年,每月月薪8000元,这二人相比,前者可能比后者生活得更舒服安逸,还可能比后者更能攒下钱,因为二者所需要的生活开支是大不一样的。

比方说,后者需要租房子而前者不需要,后者每月就可能比前者多支出一大笔钱;前者每天回家吃父母给做的热菜热饭,既干净可口,开支还不大,而后者却往往要上饮食店、快餐店去解决肚子问题,如今上海一个街头低档快餐店的一盘盖浇饭,都已经涨到了15元。前者天天回家跟父母在一起,后者只有趁每年春节长假才能回家见父母一次,前后不过数天时间,而且,谁春节回家过年不要化上个万儿八千的?路费、礼物、往来人情,等等。至于一些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漂族,还常常要遭遇老家来信要钱:父母生病、家里翻修房子、哥哥娶亲,等等。

    如果是结了婚的小俩口,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生活开支差异更大。比方说,生了孩子,本地人可以让父母帮着带,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也可以让父母帮着接送。一对双方都是外地来的小俩口就没有这么幸福了,一旦生了孩子,他们只有这么几种选择:一是让小俩口的其中一位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二是将其中一方的父母接过来替自己带孩子;三是将孩子送回老家让其中一方父母抚养;四是雇请保姆来带孩子。哪一种选择都不省心,哪一种选择都要大大增加经济负担。如果小俩口都是外地户籍,所生孩子报不上本地户口,将来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报考大学,需要多费的周折、多花的钱,想想都是头皮发麻的。

    据我所知,目前上海一般民营公司里的普通职员,绝大多数月薪在3000至7000元之间,自然,在金融企业工作的、在大型外企业工作的、被提拔当了主管、经理的,薪资相对比较高,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而在我接触到的十几位月薪在5000到7000元的大学生漂族中,几乎个个都是月光族或年光族,也就是说,尽管有人每月多少能攒点钱,春节一趟回家后就所剩无几了,有的大学生漂族已经在上海有了七、八年的漂龄,年过三十,却还是没能存下几个钱,买房子、娶老婆,想都不敢想。

至于在企业里做工的农民工漂族,我看了许多劳务中介机构发布的招工启事,发现上海的私营老板们(也包括许多日资、韩资、台资、港资企业的老板)真是“守法”到家。例如,上海市政府规定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820元,所以,大概有一半招工启事上给出的工人底薪都是1820元,其余的企业,有的给出1900元,有的给出2000元;但是,在招工启事上后面再加注一条:每月实际工资4000至4500元,或者每月实际工资3500至4000元。为什么底薪只有1820元,而工人实际却能挣到4000元以上呢?原来,在这些企业里,工人可以每天“自愿”加班2小时,因为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工人正常工作日每天加班不得超过2小时,而加班的这2小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按正常工资的150%发给加班费;在每个月内的所有双休日,工人也可以“自愿”加班,每天加班10小时,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企业发给正常工资的200%。就这样,一个工人每天干10小时,一个月干30天或31天,就能挣到4000元以上。当然,如果哪个工人经常不肯“自愿”加班,老板也可能找个碴儿炒了他。

但是,据了解,这些农民工漂族每个月能攒下的钱竟比那些大学生漂族还要多。他们住在企业提供的十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每天吃着企业食堂里的那些质量低劣但价格便宜的饭菜,又不象大学生漂族那样成天要玩手机或电脑。所以,他们往往每个月能攒下两、三千元钱或更多。这些在工厂里打拼的农民工往往年龄较大,已婚的居多,在他(她)们的老家有老人和孩子,拼命攒钱主要就是为了老人和孩子。

八、漂族的流动性

流动性是漂族的一个基本属性。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从一种职业更换到另一种职业;从一家单位跳槽到另一家单位,等等,伴随着的,还有一次又一次地搬家:因为工作地点变动而搬家,因为房东涨房租而搬家,因为原来所租的房子要拆迁了而搬家,等等。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生活不稳定是漂族的常态。

我遇到过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来自农村的姑娘,自称她已经在七、八个城市里打工和生活过,广州、上海、宁波、温州、山东都待过。还有一位在上海打工的宁夏姑娘,大专毕业,半年内换了5份工作,其中有一份工作,只进去干了一天就不干了,据她说是感觉不好。有一次,我在上海到某郊区的公交车上,遇到一位小伙子,据他说,他前一天还在浙江省某市的一家私企打工,就因为晚上在网吧上网聊天,一位聊友告诉他,上海某郊区工作好找,待遇水平也比浙江某市高,听了聊友的这一番话,他第二天早上就辞了职,到下午,人已经在上海了。

每搬一次家,那些杂七杂八带不走的东西都得扔了,或者送给他人;每更换一次职业,在新的职业领域里又得重头开始学习和熟悉;每更换一次工作单位,又得重新建立新的人脉关系。反正,对不少漂族来说,这一切都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青年飘族打工者的流动性大,这也影响到企业生产的稳定和企业长远发展,在一些技术性强的工种,资深的熟练工越来越难觅,因新手规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质量事故、工伤事故,乃至火灾、工程塌陷事故屡见不鲜。这也迫使某些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在关心打工者生活状况、稳定企业基本职工队伍方面作出种种努力。

但还有一些只关注眼前利益的私营老板,为了降低用工成本,采用了不正当的做法。例如,按照有关法规,企业招入新工人,在试用期内可以只发正常工资的70至80%,于是,这些企业就不断地招入新工人,并在其试用期即将满期以前找借口辞退,另行再招新人,用这种方法来降低用工成本。而且,他们还对试用期未满而辞退的工人不予按规定缴纳社保金。那些在试用期未满被辞退的工人,往往因为怕申请劳动仲裁太麻烦,而选择忍气吞声了事。

九、漂族的婚姻问题

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目前在上海各婚介所登记征婚的男性与登记征婚的女性之比,为1:4,所以,上海各婚介所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行规:对来登记征婚的一定年龄段内的男性,免收中介费。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牵头主办的相亲大会,前来报名参加相亲的未婚男性与未婚女性之比,也是1:4。

但是,据央视某节目组录制的《陇东婚事》纪录片报道,在甘肃省正宁县的“人市”(当地近年来出现的一种以婚姻介绍为目的的市埸)上,前来寻求配偶的未婚男性青年,与当地职业“介绍人”手里的可供介绍的未婚女性青年之比,是5:1。

也就是说,出现了两方面的严重失衡:在一些大都市,求婚的女青年数量远远大于求婚的男青年;而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求婚的男青年数量远远大于求婚的女青年。

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失衡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漂族中的女青年普遍都希望嫁入大都市,倒不一定非要嫁给有大都市户籍的人,但至少得嫁给在大都市里有住房的人;而漂族中的男青年往往没有能力在大都市娶妻,因为他们既没有大都市的户籍,也在大都市里买不起房子,不得不回到老家去找自己的另一半。

大批外来漂族女青年加入大都市的征婚队伍,直接抢走了大量本地未婚女青年的择偶机会,使大都市的剩女越来越多;而在偏远地区,例如,上述《陇东纪事》纪录片中职业“介绍人”对记者所说,那个地方的女子,即使是残疾人也不愁嫁,倒是“剩男”越来越多。

大都市的“剩女”还有一个特点,她们中的高学历、高素质的比较多,这些高学历、高素质的剩女,往往是因为坚守自己关于爱情、婚姻的信念,坚守自己关于理想配偶的标准,在征婚女性远多于征婚男性的大形势下,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结果就被剩下了。而偏远地区的大量剩男,则往往是因为本人或家庭经济上的贫穷,出于无奈而被剩下的。

近年来,漂族男女青年中的未婚同居现象开始猛增。漂族中的未婚女青年想找个在大都市里有房子的男人嫁了,未必能够如愿;漂族中的未婚男青年回到男多女少的老家娶亲,实际上也不容易。都在陌生的城市里漂泊,同病相怜与感情上的寂寞,使一些漂族男女青年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往往不愿或不想正式结婚,而是采取了未婚同居的方式,因为他(她)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他(她)们不能肯定一旦结婚组建家庭以后,是否能承担起将要面临的经济和生活压力。我接触过这样的男女青年漂族,当我向他(她)们问起以后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他(她)往往沉默,或者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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