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失去的财富效应归还给百姓

陈志武

　　南方周末

　　在过去6个月，美元对欧元、加元、日元贬值了约20%左右，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固定在一美元兑6.8元人民币左右，随着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欧元、加元、日元等主要货币也相应贬值了20%，中国的出口商品更为便宜。

　　美元如果继续贬值，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将越来越高，在人民币汇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外来商品的通胀压力肯定会急剧上升——过去三个星期，国际石油的价格已经涨了15%。另外，肯定可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会大大上升（尤其是在欧盟国家），由此产生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大为上升。

　　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诸多的政策调整，但说到底，中国经济要进行转型，要降低对投资、出口的依赖度，要增加国内消费。这是老话重提，愿望表达了这么多年，实际效果总是不像我们希望看到的样子，为什么经济转型这么艰难？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我想从基础的制度安排角度来探讨。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总体上，中国居民消费（即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持续明显下降：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

　　综观全球其他国家近60年发展历程，找不到一个国家有类似的情形，中国非常特殊。俄罗斯 1991年改革之后，1991-2003年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35%上升至55%，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则维持在22%-25%；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64%上升至2004年71%，联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同期从16%下降至10%；巴西与美国相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1950年51%上升至2003年60%，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在这60年间维持在22%左右。

　　这里提出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过去60年里，总体上来说，其他国家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原因何在？

　　从制度层面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主宪政，二是国有经济。

　　首先，在民主宪政国家，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议会、国会和新闻媒体等的制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不容易失控，而中国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现行税率的困难相对较小——行政部门可以不必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行决定。比如最近为了抑制房价飞涨而在学界、业界呼声很高的物业税，此举虽可便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以物业税形式转移居民财富的合理性还值得商榷，而且，不能只看到征税的好处，问题的另一面——征税后钱怎么花——却不去看。

　　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

　　其次，与国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更易拉动居民消费。根据对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经济增长对民间消费的带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居民或通过就业得到劳动收入，或通过所持有的土地、住房、股权等资产获得资产升值收益。私有制经济下，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上涨，另一渠道土地、住房和股权等资产随着经济增长而升值。在私有制经济下，土地、住房、股权以及其他资源资产主要由私人持有，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收益直接进入家庭或个人可以消费的收入或财富的内涵中，这就是为什么1999年美国互联网鼎盛时期GDP增长不过4%左右，却启动了非常强劲的居民消费增长。

　　在比较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经济增长对民间消费的带动作用时，我们一般会把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减去一半左右。原因是什么？中国在国有制经济下，GDP增长带来的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百姓，直接制约了民间消费增长。

　　建立国有制的初衷是什么？是通过国有资产升值降低居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共同富裕，但这些目标并未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国有资产，本来的用意是通过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和国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来减少老百姓交税的压力，以及提供更多的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的投入，但在很长时间里，这些都没做。

　　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中国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大约占到GDP的22%，而私有制的美国，联邦政府征收的税收仅为GDP的17%。

　　现在变成各个区政府、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许多成立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管理，比如，北京市政府和各区政府都有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最大的资产规模达到7000亿左右。这些资产产生的收益不是上交到财政部，为全民服务，而是在各个层级为小社会、小团体服务。

　　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另一方面，将收益重点投资于国有企业，对全社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2006年中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4倍，1997-2006年间国有企业就业机会却在逐年减少，民营企业才是新增就业的主要驱动力。

　　针对中国经济难以向消费驱动转型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制度渊源，可以考虑推行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把土地均分给农民。

　　二是把中央和31个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权益基金”，其中中央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31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按以“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分配，并允许基金股份自由交易，政府对“国民权益基金”的运作执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和控制。以这种方式实行全民所有制，这种民有化改革不同于私有化改革，是把失去的财富效应归还给老百姓，而政府也未丧失监管和控制的权力。

　　三是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