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君 说
在2018基石资本客户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发表了演讲,主题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与企业》。
许小年表示,最近几年的企业调研使他发现,做好一个企业和宏观没有太大的关系。宏观好,企业可以乘风扬帆,跑得更快一点。宏观比较差,企业同样有非常多的机会。宏观不好的情况下,优秀的企业才能够脱颖而出,取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业绩。
以下是该主题演讲的精华整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收获与启发。
本文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作 者:许小年
来 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后工业化时代企业面临的挑战
从中国经济总体来讲,目前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期。
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的前三四十年,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工业化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模式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独此一家。
早在十九世纪的中期和晚期,日本和德国就通过工业化实现了比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增长率。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打破了封建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迅速地开展了工业化,经济增长超过了老牌的先行的工业化国家,法国、英国不在话下,甚至超过了美国。
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德意志民族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国家,形成统一市场,推动了工业化,使得德国的工业增长超过了英国。正是凭借着工业化所带来的超强增长,德国人、日本人向当时的世界秩序发起了挑战。
德国人在欧洲挑战英国为支柱的现存的经济政治秩序,日本人则在太平洋地区向美国人发起了挑战。挑战的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的工业化国家的惨败宣告结束。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回望工业化路程,终于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
如果说中国经济存在奇迹的话,那就是工业化的奇迹。改革开放将中国从农业社会带入了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阶段和农业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要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要抽出国民经济中的剩余(尽管是很小一部分的从农业方面来的剩余),进行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投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中国也不例外。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都是由投资驱动的,这是工业化阶段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投资的驱动使得每个人、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资本存量迅速提高,和农业社会相比,拥有了更复杂的机器、更先进的技术来进行生产活动,其效率当然要比农业社会高。
所以,工业化带来在传统社会看不到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是生产技术的全面提高。后发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超过自然增长的工业化国家,比如说英国和法国,原因就是他们有着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当时世界上已有的技术。
德国、日本工业化的时候,蒸汽技术在西方已经普及了,铁路也成了一个支柱产业,日本和德国不需要自己去进行研发,利用当时世界上现存的、已有的技术,就可以建设自己的铁路,就可以用蒸汽机来装备自己的工业,这使其取得了后发优势。
其实中国的工业化和日本德国走过的道路非常类似。我们打破了计划体制以后,资源开始自由的流动,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工商业部门,从低效率的国有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民营部门。
同时,开放使我们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甚至是零成本,获得当时我们还没有的工业技术、商业技术。这里讲的技术,不仅仅限于电脑、无线电、化学工业等等,其中还包括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的组织,用时兴的话来说,不仅仅是硬技术还有软技术。
我们几乎不用支付先期的成本,就可以现成的去利用,所以改革和开放一定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两大基石。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获得那些技术;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我认为,工业化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发展高峰,但在过去的十年间,推动力逐渐地衰竭,原因是经过两轮的投资高峰,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已经结束,也就是资本积累的阶段已经结束。
这两个高峰一个是1990年代初期,一个是中国加入WTO阶段。第二次的高峰从2001年持续到大约2012年。经过两轮投资高峰以后,中国的各个行业各个产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以至于今天再讲投资,已经不知道往哪里投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对未来的投资都相当的谨慎。
从宏观的统计数字上看,投资增长率已经从20%左右降到了个位数,从过去两倍于GDP的增长降到了基本上与GDP同步。换句话说,投资、资本积累、工业化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引擎了。
那么,新的增长动力从哪里来?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仅仅是产能过剩、投资饱和,更重要的是过去的30多年间,我们几乎是免费获得的技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想要的技术都不可能在市场上以低成本获得。
后工业化时代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对国家经济来说,在投资增长速度不断放慢的情况下,如何去寻找增长的动力;对企业来说,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就是企业已经不可能依靠扩大生产能力来获得持续的发展。
第二个挑战,是过去的低成本甚至免费的技术不复存在,对企业来说,现成的技术已经利用到了极致,下一步企业要发展的技术必须依靠自己研发才能获得。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手机。过去做麦克风、做电脑等等这些看上去是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实际上不用做太多的前期的开发,如果能够把核心的原器件买来,比如说CPU的芯片,自己组装一下,一台PC机就可以卖出去了。
今天已经不是这个情况了。做智能手机已经不能在市场上获得低成本手机制造的技术和设计技术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手机生产方面,我们基本上是跟在苹果、三星后面。
现在华为赶上来了,其他厂商还都是跟随者。我们的前期研发没有奠定坚实的基础,当一款新产品出现的时候,不能像过去那样迅速的仿制,然后推出低成本的产品。

后工业化时代企业发展的方向
在后工业化时代,在投资拉动现有技术、低成本技术为基础的增长结束之后,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企业往哪里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挑战面前,最近的提法——新常态,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了这种趋势的变化。
关于新常态的理解,人们一般都停留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不会像以前那么高,而不会进一步去分析,为什么经济增长重心整体会下移?为什么不会像以前那样接近两位数?也没有更深入去分析新常态的实质是什么?
我认为,所谓“新常态”,就是后工业化时代,就是投资不再作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技术现在不得不依靠研发来获得,而不可能在市场上廉价地通过收购、仿制来取得。在新常态下,宏观上、微观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经济从过去经常见到的通胀变成现在的通缩,政府在需求方面采用的各种政策越来越没有效率,我们称之为政府政策效益的递减,所以这两年不太讲拉动内需了。
货币政策的放水、信贷政策的松宽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新增加的贷款,投放到市场上的信贷,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反而是“脱实向虚”,进入了资产市场,进入了资本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而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大的帮助。
在后工业化时代,或者叫新常态下,政策已经转向,最近几年的基调已经从保增长转向了防范系统性风险。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