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政策改革的新动力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院长 温铁军 2009-12-02

    新中国建立六十年，对中国农业问题的认识日渐提升高度，但在大多数人心中，1956年周恩来总理宣布的追求农业现代化的大目标，仍然挥之不去，但按照苏俄模式的农业现代化，或者九十年代学习过的美国模式，也并不是可以追求的目标。
    在工业化、城市化驱动下，世界农业正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所谓“三分天下”，是指发展现代农业的三种模式与道路。这个世界真正能够实现规模农业，并靠规模扩张、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资本化农业的，不超过十个殖民地国家：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一片广袤的原野上，大拖拉机开过去，一切就解决了，这种模式只适合殖民时代留下的一个空前宽松的资源条件的国家，它适合福特主义的大生产逻辑，并且被美国引领着。这种规模经济当然令人羡慕，但意味着整个殖民化过程得再来一遍。
    被大家视为楷模的是第二类欧盟农业，欧盟农业至今是典型的现代化市民农业，60%以上欧盟国家的农场主早已不是农民，而是市民，是中产阶级中下收入者、小书店老板、中小学教员、政府小公务员，这部分人因无力进入高端的资产市场，于是走向了低端的农业，这也是欧洲今天成为世界绿色运动策源地的重要基础，因为这部分人很多是高学历，很多有精神追求：那是我休闲度假之地，也是我告别都市喧嚣之后陶冶心性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欧洲近些年来的绿色主义运动，因此导致欧洲国家农业上的贸易壁垒。这种农业不可能完全靠机械化，这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资本半深化的农业。
    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走的模式，叫做日韩模式，其实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是没有被彻底的用欧洲的、非洲的方式殖民化过，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原住民人口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且人口非常密集。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这种农业一定资源高度短缺，例如中国只有世界7% 的耕地，6% 的水资源，却要养活世界20% 以上人口。如按照美国模式、加拿大模式，那不意味着离开地球？
    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农业一定不可以用同一个政策，同一个思想，同一个理论体系来指导。而且，大家不要盲目崇拜美国模式。有人会说，美国只有2.7%的人是农业人口，但事实不是，美国农场主的耕地上可能一家人雇着三四十个农工，从墨西哥来打工的。农工会算为当地农民吗？不算，那只是季节工，不算农民人口，因此美国只算农场主人口，然后拿来跟中国农民比，这样比出中国农民多么落后，合理吗？然后还说中国的农民一定要改成专业化，但看看欧盟，农场规模比中国大几十倍，它专业化了吗？也没有。
    中国应该要向日本、韩国学习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日本、韩国也是人多地少，但他们怎么实现农业现代化？或者说怎么让农民增收？一定是让农民能进入所有领域，给足够的优惠。为什么日、韩95%以上农民加入了合作社？这是因为他们的收入60%以上来源于非农业，而这又来源于政府允许农民合作社以最低成本、最低门槛经营，并把农村合作社进入金融、保险、旅游、饭店、房地产等全部收益大多免税，才导致95% 以上农民进入合作社。也只有把所有涉农的可能产生的收益都让给农民，农民才能保证有足够的、非农业人口买得起的粮食。我们都知道粮食安全不是私人问题，但从事农业的人基本上都得不到社会平均收入，没有跟市民、工人、公务员一样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就会是私人问题？他们凭什么承担社会责任？只有大规模的公共投入，这能合理地形成农村相对稳定以及粮食安全，而不完全是靠学习西方的机械化、产业化。
    其次，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小农社会必有交易成本，如果采取的方式不恰当，会加大负面效果。因为我们把一个城市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照搬到乡土社会，就发生了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反过来建筑经济基础的毛病。东亚属于典型的小农村设置经济，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讲皇权不下乡，并不是皇帝老儿不想管到农民家的炕头上，而是成本太高，为农民高度分散。
    所以，中国要发展农业，还必须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完成乡村治理结构建设，但这不是搬一个现代制度来就能完成，必须根据中国农村的国情与经济形态才能解决。
   
   （注：此文为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的“国家形象与具有国家感染力的思想观念论坛”上的发言，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授权FT中文网使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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